中国明星创业者：跟着马云学“失败”

李斐然

明前龙井叶芽最嫩的那个周末，马云做了一个决定。他把中国最有代表性的44个商人，约到千岛湖畔，然后找了个教练，把他们一个个扔到了水里。

去年以同样方式落水的企业家们在同一个周末赶回杭州，迎接他们的是工作人员事先考察好的坎坷路线。帮忙探路的当地人说，他们特意绕开村里刚修好的平坦骑行塑胶道，非要找山里不好走的小路，还指着一个几近90度的泥泞陡坡兴奋地嚷嚷，对对对，我们就要这种容易摔跤的路！

这是身为校长的马云为这群企业家准备的一门必修课——学习失败。

马云所创立的这个奇怪的企业家组织叫做湖畔大学，他将其定义为一所“不谈成功案例，只讲授失败”的大学。自2015年起，已经有三期企业家学员参与了课程。台上讲课的不乏当下最成功的商界精英，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沈国军、史玉柱等；台下听课的也是成功人士，罗辑思维的罗振宇、快手CEO宿华、58同城姚劲波、霍英东之孙霍启文等等。

每隔两个月，这些外界眼中的人生赢家要聚在一起，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失败。第一关就是学习赛艇技巧——如果想要赛艇向前划进，自己先要学会向后倒退。更重要的是，当大家坐上同一艘艇，只有所有人集体向后靠，才有可能全员加速前进。

赛艇教练告诉他们，学会了“向后靠”，船速最高可以每桨提高1毫米。虽然1毫米看似无谓，但在两公里比赛里要划180桨，抵达终点时就会成为大优势。

于是，春风拂面的江南三月，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家凑在一起，住进了西湖景区的民宿。他们打铺盖睡地板，还要开诚布公，讲述自己的失败。他们铆足劲体味挫折，练习“倒退”，只为1毫米的最终胜利。

马云说，如果有一天要写书，他会写“阿里巴巴的1001个失败”。“阿里巴巴的失败”，也是刚刚出任湖畔大学教育长的曾鸣，在湖畔大学上的第一堂课的内容。这位中国最优秀的战略学教授，将致力于在湖畔大学推行独特的失败教育，“用失败培养中国企业的全球担当和全球化能力”。帮助中国的创业者，催生未来30年的企业家，成为教育长曾鸣最新的任务。

“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史玉柱

失败学习这堂课在星期天早上开始，主讲人是史玉柱，这个永远穿着红T恤配白裤子的光头男人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

他的失败来得似乎毫无征兆。史玉柱说，巨人集团在珠海最辉煌的时候，每篇文章都是对他的赞扬，他被称为“中国的比尔·盖茨”，“世界的巨人”。当巨人集团倒下，成功如同一场幻象瞬间消失了。他找人统计，在失败之后一个月内，全国媒体发了超过3000篇文章，批评他和他的巨人集团。他感觉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中国首穷”，“活在海平面之下”，“连清洁工阿姨都比自己富有”。

“面对这样的失败，你怎么过来的？”在台下听课的正佳集团执行董事谢萌提问。

早已翻身的史玉柱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跟其他人的应对没什么差别。一开始想过自杀，但琢磨了一下发现不行——万一自杀成了，第二天报纸一出，“史玉柱自杀”，事业失败，还把自己弄死了，这不太好；但万一自杀没成，第二天报纸一出，“史玉柱自杀未遂”，自己不仅事业失败，想死还没死成，好像更不好了。

后来，他去爬了珠穆朗玛峰，终于“差点要把自己弄死了”。他对上课的学员说，隔天早上醒过来，“感觉多活一天都是赚来的”。下山以后他重新开始，性格也变了，不再狂妄，一次只做一件事，不再想着做大做全。

湖畔大学“失败学习”项目负责人徐斌说，这是失败学习的其中一种尝试——案例分享。

“创业者有个最大的特征：他们都是永远在犯错误的人。正是因为创新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他们比一般人更有可能踏到边界，一脚掉坑里。”他说，有过来人分享失败，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坑在哪里。

这的确是个失败危机四伏的残酷世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2016年的统计，中国每天有超过1万家新企业诞生，理论上北京每160秒就诞生一家新公司，但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只能存活3.7年，中小企业还不到2.5年。对他们而言，成功是一个保质期有限的稀有名词。

“他（史玉柱）一直说一句话，失败是成功的难产。他自己相信失败是常态，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过程，甚至可能是成功的一部分。”第二期学员的班主任张振翼说。

“失败是最佳的营养。”马云在今年湖畔大学开学典礼上这样说。“我见过无数政界领袖，跟中国商界基本上所有杰出的企业家都交流过，我不是对他的权力、光芒感兴趣。每个人走到这一步都经历过无数挫折，我不断去思考别人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怎么跨过去的。”

不过，对史玉柱而言，他至少还有一个失败后遗症没有跨过去。在开放提问环节，抛给他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老穿红色的衣服？

这是史玉柱第一次认真回答这个问题——过36岁本命年的时候，正好是巨人失败的第二年，母亲在过生日那天送了他一套红衣服。相比于大起大落的挫折時段，那年过得还比较顺利。为了延续这个好运气，他此后就只穿红色的衣服。

所以，即便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也有自己对于幸运符的执着，目标很明确——不能输。

复盘失败，反观自己

就在史玉柱讲述自己的失败故事同时，研讨失败的企业家组织了另一场分享会。在湖畔大学位于西湖风景区里的主校区，湖畔大学第一期学员正在复盘自己过去一年的失败。

徐斌说，最初他们觉得失败课主讲人必须得像史玉柱这样，“跌到谷底，再绝地反击成功”，但依照这个标准找来找去，符合条件的并不多。

“我认为史玉柱谈的根本就不是失败。他只不过是成功中拐了一个小弯儿而已，统共也就两年时间。”一期学员、易到用车创始人周航说，“所以说本质上我们学习的是成功，那一段失败只不过是大成功的前奏罢了。如果有一天，‘湖畔真的邀请了一个世俗意义上完全的失败者来分享，而不是找一个曾经失败过的成功者，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新突破。”

所以在新学期的课程上，失败学习开始第二条教学路线——让仍处失败低谷、遭遇事业挫折的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历。

这也是湖畔大学笔试的第一道题：在你的成长和创业过程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次失败是什么？

“创业的失败痛苦，不敢跟家里人讲，怕家里人担心；不敢跟员工讲，怕员工离开；不敢跟投资人讲，怕他不投；不敢跟政府讲，怕他不给优惠政策；不敢跟银行讲，因为怕不放贷。所有的痛苦只能自己吞了忍着，搞不好就出心理病了。”徐斌说，“以前开玩笑讲，创业者走着走着就变成‘两院院士了，要么去医院，要么去法院。”

秦致主动分享，“我觉得成和败、得跟失，都要有个时间周期来考量。”

就在一年前，秦致还是上市公司汽车之家的明星CEO。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又获得了依阿华大学计算机硕士和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回国前曾供职IBM、麦肯锡等国际大公司，是标准意义上的商界精英。但是和大多数英雄故事一样，秦致也遭遇了败局。2016年6月26日，在持续数月的股权之争后，中国平安成为汽车之家最大股东，秦致出局，不再担任CEO，离开董事会。

“我在2016年失去了汽车之家这个事业平台。我觉得这个是果，因呢？还是想自己想得多，想别人想少了。这并不是指利益上的考虑，而是我起心动念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导致很多关系没有处理好。”秦致说。

他尝试复盘自己的这段失败。失败的症结在于，没有站在股东的角度去思考，帮助他们理解这笔投资的重要性，协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投资环境。整个过程中只想到了自己，而自己对这个危机浑然不觉。

“站得稍微远点，对自己有一个观察，就能发现很多优点，也能发现很多缺点了。”秦致说。

秦致说，他参加的某次活动，工作人员协调出了差错，一位特别在意准时的业内大佬以为观众迟到，当场冲台下发火：“你们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没有时间观念？”

“我看着他发脾气，突然觉得，他不知道是他自己没搞明白，把发火对象弄错了，也不会有人纠正他，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真相。但事实上，他的确错了。”秦致说，他当时就在想，“这不就是我吗？”

预防失败，理解未来

龙井茶的茶园边，史玉柱的失败课开始新环节。他向台下学员提问：现在政策、环境、市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窗口已经关闭了，未来应该怎么样选择？

加速更迭的企业生命周期对所有身处其中的商业决策者都是挑战。柳传志来上课时，带了一沓打印好的名单，上面写着十年前评选的中国十大商业领袖。他让学生在里面找，现在还活着的企业剩了几个。

“我从1984年创办企业，18年间和我同台领过奖的知名企业家，绝大部分已经销声匿迹。”柳传志说。

“如果把企业定位成100年，那么每25年，这个企业一定会有一次巨大的变革。未来30年该怎么走，是延续原来的路，还是重新走一条新路？”谢萌说。

在徐斌看来，这是失败学习的重要目标——理解未来。

他说，很多企业在现在的发展过程看来毫无问题，但站在产业终局看，或许早就跑偏了。比如很多传统产业遇到问题，就是因为竞争者统统只看到5年。“你能不能看清未来二三十年自己产业的方向呢？这很关键。”他说，“只顾着低头做事，抬头看天的时候，市场早已经变了，跟他无关了。”

“假设回到十几年前，找当时如日中天的诺基亚那一代CEO，谈谈那时的他对未来10年的思考，再和现在的结局做对比，我觉得（这样学习失败）可能挺有意思的。”周航说。

当学员们在讲台上分享失败经历时，卢洋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拿个小本儿边听边做笔记。卢洋是湖畔大学秘书长，在他的设想里，失败需要一套训练机制，就像一本创业者的失败“本草纲目”，大到一个企业可能遇到的生死危机，小到一个错误决策，通过这套训练机制，能够得到反思。

这是湖畔正在思考的一個议题——设置“失败的约束机制”，为失败设防。

“在美国，越来越多地出现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败、依旧活得非常好的企业，原因在于他们有非常成熟的训练体系。”张振翼说，这正是他们试图提炼的“创业者规律”——如何让天才创业者自由成长，良好地运转自己的公司，而免于经历以往企业周期中的重大失败。

比如，其中一项设想是CEO带着CPO回到湖畔，集体复盘。“湖畔同学在这里学完了，自己改变挺大，但不管多强大的人，回到公司一定会被旧势力拖回去，‘老板这东西在我们这儿不行啊，学习失效。”徐斌说，“我们希望通过学习，加强组织对失败理解的改变。”

这堂失败课下课后，失败学习以一场集体大醉结束，“都喝高了”。谢萌说，那一天的课程似乎对史玉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让他意识到，原来新时代的企业家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反驳失败：不能认输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失败学习”这个有点虚无的课题。

一个最显著的反对意见是，“学习失败，不就是变相逃避问题吗？”

“今天我听了这堂课，觉得不好。”一名一期学员在当天的失败分享课上说，搞一堆务虚的哲学化理解没用，应该直接分析失败，“仗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对有的学员来说，“失败学习”只是一种营销措辞，本质还是“学习别人的经历”，“失败只是个代名词，你说学习失败，高大上；你要说学习经历，太土了，谁还来啊？”

“别看我天天嘻嘻哈哈的，实际上我每天都在焦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我想要把这种焦虑传递给大家，因为这个世界很残酷，不给我们犯错的机会。”另一个学员说，“我不能接受你们这样，心平气和还学什么接受失败、理解失败，你要不甘心，要记住失败的痛苦，撕裂口子让自己看着，你要复仇，不能认输。”

这恰恰是这场“失败学习”最难的一环——面对失败这个人性最隐秘的角落，学习到底该如何进行？要不要有边界？

“这件事最难的就是场域的营造，让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反省自己。他们一開始以为只是别人在分享失败，但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在跟自己对话。”卢洋说，“我们做的失败学习，不是想去揭人的短，而是希望借此形成一种自省的训练机制，在别人的失败中发觉自己的失败基因。”

二期学员、纳恩博总裁王野说，他在失败学习中最受触动的是，将自己的焦虑坦率地说出来后发现，原来许多人都有一样的苦恼。他辛苦打拼7年，公司从500万做到了2000万，但是北京房价从一平米5000涨到了50000，“远远没有跑赢房价的增长”，害得最早跟自己创业的兄弟“结局都不好”，没能在北京安上家。雷军来课上分享，说他也曾有一样的感受，“做得很累，事倍功半。”王野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犯了同一个错——只凭情怀往前冲，忽视了环境，“跟自己的时代过不去”。

“我觉得所谓的失败学习，更重要的是一个让创业者抱团取暖的地方。”王野说，很少有一个场合，允许甚至鼓励创业者，说出自己的失败，以及对失败的恐惧和焦虑。

不耻败仗，来日方长

新学年第一期失败学习结束了，至少有一件事情在改变，这些参与其中的企业家，不再避讳谈论失败了。“看见没，现在大家都开始聊失败了，没人聊成功了，成功不流行了。”开始采访前，谢萌半开玩笑地跟自己的员工说。

他说，中国人很少讲走麦城的事儿，都搞得神神秘秘，好像成功企业都是突然冒出来似的。但这些人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定是经历了人生各种折磨，摸爬滚打，能有人试着把其中要义系统地整理出来，总归是件好事。

徐斌说，今年湖畔大学开学典礼上所提到的“不耻败仗，来日方长”，就是他们期待未来创业者能够体会到的氛围。“谈失败不可耻，谈失败说明你很自信。”

当然，学习失败的过程不总是美好的。第二期学员集体徒步爬山，临近终点的最后一段路，校方有两个选择：一条路一直泥泞曲折，另一条路先是鸟语花香，大道平坦，但最后几百米突然陡峭，一不留神就会摔倒。

这就像企业会遇到的真实境遇——在公司最辉煌的顶峰，在误以为一切都已经安稳顺利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最致命的危机。

最后一关，校方还是心软选了前者：一路泥泞曲折，但“辛苦得很平均”，没有心境上的大起大落。

规划路线的教练说，没选的那条路固然更考验人心、更接近真实创业中的危机路径，可给一群拼了命努力、以为自己熬到头的创业者来这么致命一击，“实在是太残忍了”。

对于正在经历失败的人来说，这份温柔也许也是一种帮助。周航说，去年一次课后，他去找曾鸣聊天。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很迷茫”，准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心里很慌，“我不知道该休息多久，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足够的心力重新出发。”

曾鸣轻描淡写地回答他，那就先晃晃，晃个六年八年的。周航吓了一跳，“晃六年八年，都50岁了，那我人生不就废了吗？”

“人以后要活120岁呢，你着什么急啊！”曾鸣回答他。

“如果你把人生放到120岁来考虑，状态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今天没有明天来嘛。”周航说，“尽管不知所措，但信念从没湮灭过。放到百年来看，这才多久，着什么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