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塔之家”建筑师俞挺：从城市失落空间发掘生活的英雄主义

施展萍

仅从穿衣做派而论，俞挺是个典型的上海人。他终日戴一顶毡帽，在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吃城隍庙南翔馒头店的小笼包，将苏州河看成一道曾经的心理、文化界线—南边是上海，北边是另一个说上海话的地方。

俞挺自称“Shanghai Lander”，意思是“上海地主”。他为日常活动圈定一个基本范围—昌平路以南，华山路以西，建国西路以北，中山东一路以东。那里有熟悉的街道、宜人的尺度、平静的心态和最好的声音。老店安然地开张，新店不经意冒出，是他眼中“活”着的上海。

身边的一帮建筑师朋友却认为，俞挺并非典型的上海人。虽然在饭桌上，他满口流利的上海方言，说的话却不像一个精致的上海人会说的。他过于直率，充满优越感，偶尔毒舌，让人觉得刺痛；又常说些行业困境、社会面貌、建筑师角色之类的话题。他们猜测，这是俞挺当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念书时，受北京文化熏陶的缘故。

让俞挺进入公众视线的是一档电视节目。2015年，《梦想改造家》第二季第一期节目播出，俞挺是当期节目的设计师，他将一处39平方米的水塔老屋改造成“四世同堂”的空中洋房。

改造委托人的家居环境之余，俞挺请人将整栋楼的外观刷成白色。一栋耀眼的白楼伫立在低矮、破败的楼群中，格外显眼。到了夏季，附近的街坊邻居出来纳凉，看着那栋楼，默默不语。白光照在他们脸上，他们的神情呈现出一点异样，那一刻，俞挺明白一件事，“动作无需太大，就可以了”。

他开始关注城市中那些微小、失落的空间—被车辆占用的街角小广场、废弃的售楼中心、酒店的犄角旮旯、破落的旧民居……他企图复兴它们，在小范围内制造一点有趣的事，让人们重新认识建筑对生活的意义。

从这点看，他又是个典型的上海人。一来，他知道上海人怎么过日子，懂他们心里想些什么，颇有点街头智慧；二来，他酷爱这座城市，不愿它被象征规律、秩序与先进的标准化规划侵蚀。

不响

任利康和夫人在金陵东路水塔顶楼的屋子里住了33年，直到俞挺介入，将逼仄的屋子改造成空中洋房。

答应接手项目，是因为俞挺从任利康一家身上看见上海人的生活姿态。如何区分上海人与外地人，俞挺有一套承袭自父辈的规则—凡身在上海，遵循上海的生活方式，将上海视为归宿，如此，便可称作上海人。反之则不是。

任利康一家，身处陋室，但尽力保持家中清爽、仪表干净、心态乐观。俞挺想帮他们延续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

但接受任务后第一次踏入金陵东路的弄堂时，俞挺还是被周围邻居的目光盯得有些不自在。年轻时，他曾穿过无数陌生弄堂到女孩家中玩，这种目光，他再熟悉不过，警惕、猜疑，像躲在角落里伺机而动的狐狸。唯一的对策就是，不响。

“不响”贯穿了改造全程。拆脚手架那天，俞挺从水塔上下来，刚出门就被邻居团团围住。穿着睡衣、赤着胳膊的中年人抱怨他施工扰民，他不响；大妈手舞足蹈，用有限的、道听途说的知识拼凑出一个阴谋论，手指几乎戳到他鼻尖，他不响；节目播出后，电视台公布了装修费用，36万，有人嘲讽价格太贵，他还是不响。

40岁后，俞挺越发感觉到时间有限且急迫，不愿同那些与自己观念不一致的人浪费口舌。那些既痛恨所在城市，又痛恨自己居住环境的人往往缺少眼界，一心等待拆迁、赔偿。居住环境与钱发生关系时，他们真正关心的无非是利益。机会存在于另一部分人身上，那些热爱所在城市，但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有所不满的人。任利康属于后者。

2016年8月底，任利康一家搬出水塔之家。从电视台的报道中，俞挺得知任家分得两套房，远在申江南路，安置房还未冒出地面，需过渡两年才能搬入。他生起另一种担忧，“39平方米的拆迁在如今的上海并不如大家猜测的那样可以一日巨富翻身，相反，到了郊区，就失去了熟悉的相爱相杀的市井和教育，以及医疗和文化资源，他亲手改建了水塔变成一个居所，和那些占据石库门又迫不及待逃离的邻居不同，他的搬离可以算一种驱逐。”俞挺在豆瓣上写道。

这个被迅速关注、又迅速消失的建筑让俞挺得到启发。他意识到，城市中存在着大量如水塔之家一样微小的失落空间。作为建筑师，他可以改造这些空间，帮助一部分人重获存在感与居住尊严。

这种思考早有迹象。在2014年出版的《地主杂谈》一书中，俞挺写道：“理论家在建筑学和人的切身世界之间制造了一个‘形而上的幻象，切断了两者的联系。慢慢地，建筑学对真实的生活不感兴趣了。”“在建筑中只有切身性的问题，比如实际生活的困境，才是真正非面對和思考不可的。”

2016年，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的经济适用房项目“一半住宅”获得普利兹克奖。普利兹克奖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一半住宅”只修一半，空出另一半空间，让每家住户能够在未来进行自主扩建。建筑师的初衷是压低建筑成本，激励住户努力工作、对房子进行投资。

俞挺毫不客气地将之批评为“伪善的地域性建筑”。他特意查阅，发现“一半住宅”并没有成为普遍使用的模式，因而认为这是将第三世界的问题拿到第一世界去表达，并让第一世界的人觉得问题真的得到解决的模式，实际上凸显了审美上的矫情。

“那你怎么确定你不是在用中产的方式解决底层问题？”

“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认识，对这个城市的人、人的欲望，和他们希望的存在感的认识。”俞挺对《博客天下》说。

罗曼蒂克消亡史

遥遥没想到那么快收到俞挺的回复。

她39岁，打扮精致，在淮海路附近的一家公司做销售。

结婚前，遥遥与父母、哥哥同住在滇池路100号一处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父母住阁楼，哥哥住房间，她睡在客厅。

滇池路100号曾经是洋行的办公楼，英国安妮女王式建筑，清水红砖立面，楣梁上的装饰纹样、砖雕花饰做工细腻。

隔一条街，就是全上海最贵的地段—外滩。上海的年代大片，十有八九都在这里取景。当年章子怡拍《紫蝴蝶》时，就是在遥遥家换的服装。

结婚后，遥遥与丈夫和儿子住在浦东。父母也搬了出去。等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要回户籍所在地，遥遥打算重新住进老房子。老房早已破败不堪，她试着给俞挺发去私信，详细讲述了房子的情况、家中的状况。

俞挺隔天就给她回复，不久便过来看房，一周左右将改造一事应承下来。遥遥一家出15万元，剩下的，俞挺想办法。

第一次看房时，俞挺沿着附近的区域走了一圈。遥遥告诉《博客天下》，俞挺天然地對这房子和周围的环境“有感觉”，又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克勒”，从内到外，海派作风，“既可以吃大餐，也可以吃路边摊”。这样的人了解上海人和上海文化，对上海有感情，愿意接手她的项目。

俞挺自称“重度魔都热爱症患者”。因为热爱，他对变化也更敏感。

2003年左右，俞挺意识到，在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变化早已发生。

更早之前，1995年7月，在清华大学与班里20位同学喝完16斤白酒、一箱啤酒后，俞挺回到上海，进入现代集团华东建筑设计院，正式开始建筑师生涯。

那时的上海还没成为小资的天堂，到处是工地，新建筑间或穿插在老建筑群中。像一个曾经落魄的大家闺秀努力将自己装扮成贵妇，上海的空气中充斥着粗鲁但直接的乐观和欢愉。在这里，每天都有新的知识流入，你得了解鹅肝产地、学会品尝红酒；每天都有尽可能多的人等着你去认识，尤其是那些青春洋溢、努力让自己赶上时髦的漂亮姑娘。世纪之交的夜晚，俞挺在五角场的日语麻将室里抓到满手好牌。但几年之后，他想起这个遥远的夜晚，才意识到人生岂是一把好牌就足够？

也是在几年后，俞挺察觉出事情“不对劲”。他参与建造的上海与身体所近的上海似乎是有距离的。人们正通过伤害多样性与丰富性的方式来改造这座城市。这看似公正、效率、秩序、先进，但忽略了人的生活和历史文化建筑的现状。

“我们改建城市，就像熊瞎子掰苞米，掰了后面丢掉前面。在手上的肯定不是最好的，丢掉的肯定不是最糟糕的，每次掰的时候都振振有词，仿佛多有远见，丢的时候则如弃敝屣毫不客气，丢完不久就开始后悔，但嘴上却还死不认账。”

先是街道被修整为道路。接着，马路菜场消失，华亭路和襄阳路的服饰市场消失，多样化的选择渐渐减少。库哈斯的诅咒仿佛应验，上海被商业化了，生活也变得商业中心化，“如此单调”。最后，改造、拆迁，个体被随意分散，社区的结构和联系也被肢解。

俞挺渐渐将活动范围缩小。在他划定的区域内，那种令人舒服的关系暂时得以延续—周围的人互相认识，忘记带钱可以赊账，邻居有好东西会与你分享，你不用担心孩子在街道上玩耍，因为总有人看顾。你看着邻居家有了孩子，看着那孩子长大。生机勃勃的街面不时冒出有趣的新店。一切既保持旧传统，又不断创造新的形式和审美，并通过网络与世界无限美好地联系在一起。

俞挺享受着特定区域内的上海式生活，也开始为更大范围的上海寻求解决之道。“微空间复兴计划”就是这样被提出的，遥遥家房子的改造属于这当中的一部分。

与俞挺共同进行“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的建筑师童凌峰告诉《博客天下》，艺术家也许会在一些失落空间上做些艺术创作，让环境发生变化，只要做到美就可以了。建筑师不同，建筑师需要真正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俞挺与他人的区别在于，“他比别人做的永远多那么一点点”。童凌峰举例，水塔之家中被刷白的楼房外观其实是任务之外的，“普通建筑师可能会觉得任务之外的东西是我不关心的。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会想到，我做这件事代价很小，但会惠及周边所有人。这实际上是一种设计观，在别人给定的任务书的基础上，找到突破点。”

美女、美食、美文

俞挺自称是孜孜不倦的城市微空间强迫症修正师。

对一个自带优越感的建筑师而言，处理城市发展遗留的微小碎片，是否满足不了野心？

俞挺没有直接作答，转而说起自己常向别人发出的提问—说出你最喜欢的三个建筑师和三个建筑。俞挺发现，一般人给出的答案都是五六十年前成名的建筑师，建筑则往往是长城、帕特农神庙和悉尼歌剧院。

做这个数据采集，是想证明一件事—“我们现15在有前所未有多的大师，造了前所未有多的建筑，但是能让你记住的却那么少。”俞挺喜欢西班牙建筑师高迪，分析高迪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把身体作为牺牲品，他并不关心时下流行趋向，而是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建筑，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但现在是这样，明明花了很少时间，却想要获得跟神一样的赞叹，这是伪善的机会主义者。”

他又问在座三人：“梵高同时代的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是谁？”三人不吭声。俞挺接着说，“如果与梵高生活在同一时代，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获得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地位的人会名留青史呢？我们总是用当下的成功来衡量一个人永世的成功。”

过去，中国建筑界普遍想创造出西方建筑学认可的建筑形象，从西方借鉴而来的建筑范式自身存在诸多问题，俞挺对这些范式解决中国建筑问题的能力存疑。他说，即便做到符合西方标准的建筑形象，也只能达到“almost great”，但如果从人、上海人的角度出发做建筑，另辟蹊径，至少能做到“definitely different”，在这个基础上，更容易变成“great”。

在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工作18年后，俞挺从体制内出来，创立了Wutopia Lab。办公室在上海长乐路672弄一栋有些年岁的住宅楼二层。细雨若有若无，拐进弄堂，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房屋低矮，通体白色，竹竿从各家窗户中伸出，延伸到一切可以支撑的地方，上面晾晒着各种颜色和款式的衣服。

从办公室下来，沿长乐路走100多米，转入富民路，再拐进东湖路，可到达“一个人的美术馆”。这是俞挺在2016年设计的建筑，隐藏在东湖宾馆的角落里。每三个月办一次展，只展示与建筑学有关的内容。

这里原先是个堆满杂物的仓库，被俞挺用三层阳光板搭建成12平方米的美术馆，一棵巨大的香樟树，枝叶参差地投影在阳光板上，光影被过滤后进入建筑内部，层次微妙而丰富。

设计这个建筑作品，俞挺分文不收。他认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一段关于建筑的论述：“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一个小小的、半透明的房子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或许会推动那些经过的人重新认识建筑对生活的意义，俞挺这样想。

美术馆可通往洞穴般的地下，地下是一家餐厅，一般在下午开张，没有菜单。

俞挺開了瓶意大利起泡酒，让老板切了盘西班牙火腿，说起西班牙火腿与金华火腿的区别—前者是单独的食物，后者是百菜的辅味、调料，功能不同，所以腌制方法不同。日本福冈大学建筑系教授赵翔听得津津有味。

赵翔来上海半年多，在同济大学访学交流，喜爱美食。过去在福冈，他常拿着米其林指南和介绍福冈美食的书去餐厅品尝，用圆圈、三角和叉号做评分标记。来了上海，他特意向人打听哪有好吃的，大家都叫他去找俞挺。

俞挺有三大爱好：美女、美食和美文。一次在饭桌上，有位建筑师调侃：“他有一次去同济开讲座，从台上下来后跟我说，刚才第四排有个女生挺漂亮的。还拿手机拍了人家。”“不，你记错了，我说的是第六排。”俞挺脱口而出，沾沾自喜。

俞挺有时觉得不该那么贪心。比如，美女和美食可以放一放，45岁的人了，应该专心点。可他偏偏是个双子座—“一个有点摇摆，不太坚定的人”。

不过，看上去吃吃喝喝是不务正业，倒也对建筑思维有所启发。

有一年，日本NHK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俞挺，问他：“美食跟建筑学有关系吗？”他说：“没有。”过了这些年，再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有。”

俞挺仔细观察过厨师的刀具。中国厨师基本就一把刀，这把刀可以用来切丝、开骨。日本人和德国人，剔骨、剁肉、切丝都有专门的刀。

俞挺觉得这可以反映出一定的建筑特征。中国人在通用性下有多样性，基本原则简单，易于操作，比如古人建造房屋，结构相似，易于变换，一个空间既可做茶室，又可做剧院，还能变成住宅。西方人是一刀一用，精细、丰富，在建筑上，表现出明确的功能性，“你走在路上，一看，这是医院，这是住宅，很明确。但是哪种方法更好呢？哪个更接近真理呢？建筑学上没有真理。”

又说到美文。这些年，他有意进行写作训练，常在豆瓣上发文，读者不多但固定。他想通过写作研究人、人与人的关系，研究各种细微的情感交织，种种情绪背后的时代背景，更好地理解建筑。

俞挺从语言学中借鉴到一种“对偶”的手法。新作品“八分园”，原先是一处售楼中心，俞挺将它改造为美术馆，同时有咖啡馆、图书室、办公区和民宿，是一个微型的文化综合体。

内院中，两面墙是其他建筑的外墙，挂满空调和管子。“我一点不介意杂乱的周边环境，这是我设计的上句，上句越杂乱破败，下句就越要有序纯净。”

园子是外，形式复杂，建筑是内，呈现朴素。这些朴素又各有不同，美术馆朴素但有力，书房和餐厅温暖柔软，三楼的联合办公室接近简陋，四楼的民宿回归克制的优雅。像古人的七言律诗，字数有限却意境丰富。

八分园的前院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这是俞挺唯一一个获得邻居表扬信的项目。“我在各种复杂邻里关系中改建空间，这也是我把前院设计纳入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的原因，这个街口一度沦为简单的过道，原本的景观破败不堪，但一个前院就改变了这个街角，使得它又活泼起来。建筑学的社会学意义显现出来。”

第三类建筑师

赵翔在日本生活多年，彬彬有礼，称呼俞挺，总要加上“先生”二字。

两人第一次见面，从热力学第二定律聊到建筑，十分投机，双方都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因此觉得惊喜。“跟俞先生的对话在中国很难找，很少人想到热力学，想到复杂性，想到形态和路径的关系。”赵翔对《博客天下》说。

俞挺的热力学知识来源于母亲。他的母亲是热力学教授，科研方向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应用，俞挺对此充满兴趣。

这一定律在具体应用中表现为，研究一个问题时，研究对象的系统可以按照研究方式重新划定。“比方说，您是日本来的教授，她是北京来的记者，您是男的，她是女的。如果按照常规的系统划分，会是这样子。但是研究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人的眼睛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这与你们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关系。”俞挺举例。

这种思维范式被大数据研究借用，被人工智能领域借用，被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借用，逐渐发展出复杂系统思维。俞挺发现，建筑学对于复杂系统思维毫无概念，没有意识到思维的革命已经发生，“困境在思考范式上就已经出现了。”

俞挺把“复杂系统思维”实践于他与建筑媒体人戴春创立的Lets Talk上。这是一个青年建筑师讲座与交流平台，两年办了80多场。

复杂系统思维下，俞挺认为，能够自组织的事物才是有生命力的。在做Lets Talk时，他不会故意设计环节，不会长期邀请名人参与。他让那些有作品、有表达欲的年轻建筑师进行分享，同时又将自己的经验、能力和关系填补进去。“它是一个自组织，俞挺老师希望它只要开始了，这个事情本身就有生命力，就算有一天他不做了，活动还会组织下去。”童凌峰说。

俞挺乐于为年轻建筑师提供表达的平台，自己也一直对外发声。这正是他的上海朋友们觉得他不那么“上海”的部分。

尤其在参加“梦想改造家”之后，俞挺几乎改变了对待媒体的态度。

“上海地主”与“双子座”的标签正是为了发声便利。

某种程度上，“身份认同”对建筑师而言并不重要。阿兰·德波顿写了本《幸福的建筑》，童凌峰发现，作家在描述幸福的建筑时，永远通过代入有生命力的个体来实现，“否则，用一个抽象的人或概念去描述，会很难理解。”但建筑师不同。建筑师的假想用户不能是个人，需要把人抽象出来。“所以建筑师去标榜地域性或个性，其实并没有任何好处。”

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俞挺需要标签，需要找到一个身份。“星座”是一个可以和任何人产生对话的利器。“上海地主”的标签则是因为，与北京相比，上海的建筑师被人知道的较少。当然，它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如果连自己生活的环境与文化都不关心，如何去关心更大范畴的问题？

哪怕在3年前，俞挺对媒体的态度都与现在不同。那时，他在《地主杂谈》中写道：“建筑学依然是一门复杂的但涉及面极广的学科。复杂造成了受众无法通过自学真正建立系统的建筑学观念，结果受众用不连续和片断的知识自行加以拼凑来评判和理解建筑，由此产生了太多的歧义和误读……如果公众对建筑作品的歧义太大，媒体最终大多会站在公众这一边，而建筑师这时则被抛弃。”

现在，他主动尝试与媒体合作。有不少人通过媒体获得话语权，这些人收获崇拜者，崇拜者有时会跑来质疑俞挺。俞挺需要去说服他们，这让他感到费劲，“索性大家就一起玩咯。”

也有人不认同俞挺的做法，担心他丧失学术追求。他倒是把它看成一个实验，一件好玩的事。

“媒体是八卦，八卦和生活性密切相连。人类能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八卦。有人把媒介当成成名的方式，我把它作为角度，切入建筑学。”俞挺说。

“你的成果是什么？”建筑师何孟佳在一旁发问。

“成果是设计费收得比你高。”一半认真，一半玩笑。

“你被公众认识了，获得更多设计机会，那不是跟前面那些人干的事一样吗？”何孟佳说。

“我才刚刚开始，着什么急呢？我也不清楚，我不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我做一件事情一定是高高兴兴的。”俞挺转过身来，说，“跟他们讨论有时候很累，因为他们太保守。跟另一些把媒体当成成名阶梯的人讨论也很累，因为他们丧失了学术追求。”

他把自己定义为第三类建筑师—“内心对某种伟大东西的追求不变”。

对应第三类建筑师的是第三条道路—将学术与商业结合起来，“也许会影响纯粹性，但这是你选择的第三条道路，需要不断把这个实验写下来。”

中年

优越感是天生的。

俞挺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的教育让他有坚持与众不同的勇气。

在清华念书时，俞挺最不怕论战，曾独自面对数十位男生打口水战。

北京的同学一句拉长调的：“哪儿来的？”

“上海人的优越感总是高了那么一点，‘上海的！升调。”

40岁前，俞挺满怀骄傲，瞧不上部分在外颇有名气的建筑师，认为他们当中的一些要么格局不够高，要么才气不够大。即便与这些人在同一场合探讨问题，他也从不嘴软。

40岁后，俞挺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叫“把自己降卑”。那些他瞧不上的人比他厉害的地方至少有两处，第一，目的性强，第二，更努力。“在现实的世界里，这两点可能很快就会打败我们。当然，我不会去目的性强地做一件事，但是我告诉自己，要努力点。我现在很努力。”

虽然他总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轻松笔触在建筑中呈现这些努力或深刻。

这种努力当中还包含“中年危机”的缘故。俞挺担心自己体力不够，吸引力不够。

梦想改造家节目中，俞挺算不上出名，更有名的是青山周平和王平仲。他分析，自带优越感的人容易招黑，小众的人不易被公众知晓。“而且我长得又不够帅，毒舌也不是讨人喜欢的。”

不过，中年的好处在于，他获得了更多勇气。这些勇气来源于对一些事情看得更明白。说出来的例子还是和女孩有关。年轻时追姑娘，他会反复掂量，“她喜欢我，她不喜欢我，她喜欢我，她不喜欢我……”类似于偶像剧里用一次次剥下的玫瑰花瓣来判决命运。

很久之后，俞挺得知，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一个女孩，当年等着他去表白，“我当时不知道，一直在那里测算。到了这个年纪，勇气更大。”

俞挺反感抱怨，“城市里伟大的建筑是属于领导的，垃圾桶是属于包工头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建筑师，抱怨是一件so esay的事情。但如果你主动改变些什么，把你身边的东西稍微做一下改进，符合你设计师的审美，让你的存在感能够显现于这座城市，岂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上海还有机会。机会存在于那些片段中。“片段中的田子坊，静安别墅，莫干山，不是规划师构14想出来的，也不是领导远见出来的，是它们自己利用市場的罅隙成长发展出来的，正是这些片段，让上海成为独具特色的旅游城市，让上海在将来还有机会。”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