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里的房子老了但人得活出尊严

丁雪+邓咏仪

有很多词，在“众建筑”设计事务所是忌讳谈及的，比如感觉，比如个人英雄主义。14台电脑整齐地码放在白色办公桌两边，镂空的银色书架悬在上方，堆满与建筑相关的书籍，再往上是间杂着斑驳的酱色浅绿屋顶横梁。图纸在一个建筑师和另一个建筑师之间传递。穿着碧绿色卫衣、戴黑框眼镜的何哲是这家事务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说话时总是皱着眉头，川字堆在眉眼之间。这是他思考的姿势，也是观察世界的方式。

“‘感觉的东西没有用，要把建筑师个人的东西去掉，理性地去解决一些问题。”

“众建筑”这个名字本身和“从大众角度去思考问题”有关。“去掉建筑师个人感受”和“从具体需求观照个人”，两种看似矛盾的要求奇妙地糅合在一起。在这里，“我觉得这个光线很美”会被表达为“我觉得这个角度对采光有好处”。

“我们平时也要求实习生不要说‘我感觉这种词，就说你的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交流。”何哲告诉《博客天下》，这是比较注重“团队”的工作方法。现在，这个包括产品设计师和建筑设计师的团队，已经发展到20多人。

何哲对单独接受采访或者单独参加活动保持警惕。作为团队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有独特的经营团队和保持平衡的方法，“‘一席那个节目只能上一个人，所以只好就我一个人参加了”。在这个视频分享类演讲节目中，何哲和他们的项目“内盒院”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范围。微信数据显示，当天的演讲以55339的访问量达到近期阅读的一个小高峰。

在这个存在各种各样焦虑的社会里，住房焦虑几乎是分量最重的一个。何哲和他的团队把现代化的“新盒子”塞入老房子的创意，打动了很多在现实中挣扎的人。

某种意义上，在老房子里塞入一个现代化的内盒，让过去的不过去，让未来的到来，暗暗满足了很多人对空间的想象和规划。很多时候，人们在寻求历史感和空间效率之间相互平衡的方法，何哲和他的团队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实验与风险

一切始于21世纪初。那时，北京的旧城改造轰隆隆开始。何哲和臧峰当时在张永和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在国内建筑业千篇一律追随纯形式美的折衷主义时，他们被张永和建筑理念中现代主义的东西吸引，在“非常建筑”一做就是十多年。

何哲参与过前门地区的改造。他看到很多人的生活被改变，商业伦理大行其道，原住民与旧房子的连接被割断，人们在陌生的环境里漂泊，茫然无措。建筑变了，人的生活也变了。

何哲希望人的生活能够延续，以一种更有尊严的方式。

2010年，在北京大栅栏地区，政府开始采取相对温和的改造方法—自愿腾退。如果居民不愿意在这里居住，可以搬走，把房子腾退出来，由政府支付一笔费用。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房子闲置下来—掉土发潮的墙面、四处漏风的窗户、冬冷夏热的室内温度，到处都是不合时宜。如何改造和利用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横亘在政府和“旧城遗民”面前。

灵感诞生于他们在骑河楼大街办公的时候。在那个常年需要开着空调保持温度的老房子里，几个年轻人开始了胡同改造的第一次实验。他们给屋顶做夹层，对窗户的密闭性进行调整。但收效甚微。即使开着空调，还是能感受到北京的冬天从室外侵袭到室内。

“后来我们放弃了改良这条路。想在保护和改善舒适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何哲说。

能不能在不触碰老房子的基础上，在里面塞一个满足现代生活标准的新房子？何哲的团队在2013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上提出“内盒院”方案。2014年，何哲、沈海恩、臧峰3人搬到杨梅竹斜街72号院，把这个地方当成他们建筑方案的样板。

496米长的杨梅竹斜街从“杨媒斜街”演变而来。在民间版本里，这个名字和街上住的一位巧舌如簧的杨媒婆有关。在这里，何哲和他的团队遇到了东大妈。

东大妈家是杨梅竹斜街72号院剩下的两户之一。何哲在室外铺木板改造72号院时，东大妈觉得木地板比她家门口的路面高，积水会反灌到她家里。几次沟通后，设计团队作出妥协，把木地板的高度全部降低。

东大妈家常年阴冷潮湿，墙皮发潮、簌簌落灰，东西不敢靠在墙上。后来排水又出了问题，整个房子看上去破败不堪。但她喜欢城区生活的便利，一直舍不得离开。一天，东大妈走进何哲他们改造过的样板间，舒适的温度和开着的仅仅两个暖气片让她印象深刻。和众建筑的合作就此开始。

经过一个半月的测量和设计，2015年7月底，众建筑带着工人和材料进驻，“盒子”在一天内建了起来。厨房和旁边堆放杂物的屋子用不锈钢铁皮包了起来，设计师还给厨房做了新窗户，做饭时油烟能尽量多地排出去。

最大的变化是温度，“夏天开半宿空调就够了，后半夜就得关掉。”东大妈对《博客天下》说，但代价是“在一段时间内也受到新房子甲醛问题的困扰”。

胡同关系学

现在的“众建筑”隐藏在笤帚胡同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把自己扔在平民化的环境里，是设计师和市井生活保持联系的方法之一。“平时在窗口都能听到他们聊天，还有胡同里叫卖的声音。这是社会生活的一个观察窗口，和坐在辦公楼是不一样的视角。”何哲说。

在长250米、宽4米的笤帚胡同，天空被胡同和电线杆分割成断断续续的蓝色。叫卖声、车铃声、喇叭声、给花浇水的声音和各种生活气息交织15在一起，在这个26摄氏度的春夏之交蒸腾。

灰墙灰瓦的房子挤在一起，密密匝匝地连成一排，洗过的衣服被挂在门外过道的绳子上；狭窄的过道会因为突然闯入的三轮车更加拥挤；不断侧身让路是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早早学会的交往礼仪。胡同里处处体现着最朴素的生活智慧，又处处诉说着对空间的渴望。

臧峰是“众建筑”的另一个合伙人。这个北京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的兰州小伙自称是个无趣的人。他身上带着鲜明的工科生烙印，有条有理，一板一眼，说起话来层次分明，对时间规划极为清晰，精确到分，原则性极强。

但置身于此，就要服从环境的规则，一切改造都要从这个基础上延伸。臧峰对这种由胡同的空间关系衍生出来的人的关系印象深刻。

四合院里的住户会把闲置不用的杂物放在一个公共仓库里。因为相互不信任，仓库的门经常是锁着的。臧峰记得，他们刚搬来那会儿，经常去和对门的邻居聊天，增加信任感—只有这样才能把门锁去掉，随时取放仓库里的东西。

安装空调时，一个邻居抱怨室外机离得太近，改完之后，另一个邻居嫌它对着自己家窗户吹。换了3个地方，空调才算安上。有利益冲突时，忍让和宽容是这里的生存哲学。

东大妈也说，平时会因为晒棉被和邻居“打打嘴架”。“你也想晒，我也想晒，但是只有一根绳子”。

在臧峰看来，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被压缩得太近时，会散发出相似的气息—小心翼翼地在狭窄的空间内辗转腾挪，比邻而居带来了隐私危机，彼此争夺空间带来了斤斤计较。更重要的是，你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相信别人。臧峰和何哲每天穿梭在现实的缝隙中，用建筑师的嗅觉寻找机会。

有“幽闭空间恐惧症”的樊小姐改造前住在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砖房里。屋子里面很潮，墙很黑，窗户很小，透不进多少阳光，白天也必须开着灯。

樊小姐在这个院子里长大，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一直生活在大杂院里，对这个院子有很多特别美好的回忆。儿时的记忆和现实的羁绊混在一起，说不清楚是甜蜜更多还是烦恼更多—直到她找到何哲。

改造之后，房顶被切割成多个不规则形的斜面。

这是和邻居博弈的结果。由于空间过于狭小，任何改动都可能“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个邻居不能影响他的采光，就从这面切一刀，那个邻居不能影响就再切一刀，最后就变成这个结果。”臧峰说，邻居的视线、采光、通风决定了这个房子长什么样，不是樊小姐或者建筑师决定的。

现在，樊小姐还是可以在每个没有雾霾的早晨收获阳光。她说，喜欢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很温暖。

现实层面的种种限制，并没有让何哲感到束缚。和天马行空的自由设计相比，他更喜欢从限制开始，发展出形式，由问题出发，去寻找解决方法。

隐藏的智慧

70多岁的赵大爷对“内盒院”的考察前后持续了3年，这中间有过很多次断断续续的犹豫。

他是老派知识分子，出国再回国，人生际遇随着时代大潮起起伏伏，直到把理想和晚年安放在他童年居住的胡同。他身上有着典型的知识分子特征，学识好、眼界宽、严谨、固执、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不认定的事情又很难被说服。

对“内盒院”的考察从众建筑2013年参加设计周开始，赵大爷去杨梅竹斜街72号院找到他们。他的视力不是很好，但前期考察依然持续了一年，包括改造后的房子是不是有说的这么好，做出来是什么样的。

赵大爷家的格局比较特殊，想从卧室到厨房，必须经过女儿的房间。赵大爷每天起得早，为了不打扰女儿休息，只好從卧室的另一个门出来，绕到胡同里，再进入厨房。何哲给赵大爷家做了个连廊，同时连廊顶上也是台阶，把两个屋顶平台连接起来，空间在被重新排列组合后，展现出丰富的层次。

通过“内盒院”，何哲和臧峰走进很多人的生活。赵大爷会和他们讲小时候自己怎么在这里长大、一棵树的故事、对面的邻居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院子又是怎么从宽敞慢慢变得拥挤。

何哲2003年来到北京，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14年，“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人，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都会在这里出现”。在他看来，北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好，但是多元—它会有利益之间的沟沟缝缝，在这沟沟缝缝的间隙里，也会有可以被争取的空间。

平时，何哲和臧峰会骑着他们自己研发的滑轮车在胡同里穿行，也在这个城市积淀下来的历史中穿行。

众建筑现在的办公室，是三段历史的缩影。“在《乾隆京城全图》看到的这个房子的布局，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没有怎么变，木料、房子结构都是很老的。东、西厢房是‘文革时重新改的，用的是水泥瓦，不是传统的青瓦。北房这里的高木桁架是唐山大地震时建的，那时经济条件特别差，高木桁架是最廉价的。”对房子的几段历史，何哲如数家珍。

“油漆颜色我们都没有动。”这位喜怒不形于色的建筑师难得有了神色舒展的时刻。何哲喜欢历史的痕迹，但他不是念旧的人，也愿意往未来看。“向前看”的方式之一就是对“内盒院”进行量产，何哲说，这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最具野心的项目。

他想影响更多的人。

“你说，一个房子对人的影响大还是一个iPhone对人的影响大？”

何哲抛出一个问题，没等回答就给出答案：“当然是iPhone，因为它是产品。我们要把建筑真正变成产品，才能被更多的人使用。”

“建筑这个行业比较落后。汽车是量产，衣服也是量产，只有建筑不是。我们希望能改变这个状态，让建筑可以在工厂加工，在现场装配，把大部分的工作留在工厂。”

他不否认有一天内盒院也会变成历史。或许下一个设计师看到老房子里的“新盒子”，同样会反复掂量到底该留下还是拆掉。但是眼下，何哲想让更多的人用得上它，“用城市、建筑去影响人们的生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