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派知识分子的晚年：有多体面就有多孤独

韩墨林

大雪过后，从烛光园5层的天台向下望，会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园子里覆盖着厚厚的雪，阳光下白得耀眼。园子外的雪则早已被足印和车辙碾碎，露出黑色的柏油路面。黑与白、寂寞与喧嚣，只有一线之隔。

81岁的文殿华介绍，“烛光园”的名字来自李商隐的诗句“蜡炬成灰泪始干”，取铭记师恩之意。这里是东北一所大学的退休教职工宿舍，位于校园东南角，居住着百余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草创时期的教职人员及家属，年纪最少者已逾古稀。

岁月可以轻易从这些老人那里剥夺一些东西，健康、活力甚至生命。但这只是表征。在他们身上，孤独不只是衰老的副产品，更是贯穿一生的精神底色，而这恰恰是这些老年知识分子身上最动人的部分。

每逢黎明和黄昏，3公里外的海滨公园里、4.5公里外的音乐广场上，以及点缀在这个繁华城市之中的无数居民楼下，许多与他们年龄相仿的老人在跳广场舞—这是一代中国老人排解寂寞的方式，但对生活在烛光园里的暮年知识分子而言，近在咫尺的喧闹却是与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

正如加西亞·马尔克斯所说，他们的晚年，是与孤独签订了一份“更加体面”的协议。

一

88岁的邓延芳已经不记得老伴去世的日子了，或许是5年前，也或许是6年前。就像不知道什么时候，烛光园里的路灯一盏接着一盏地灭了。小路变得昏暗、阴郁，她要求自己慢慢适应。至于灯是什么时候坏的，即使记得，似乎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老伴很少出现在邓延芳的梦里，她觉得没有什么需要嘱托的，人到了如今这个年龄，已经“别久不成悲”了。

对她而言，沉默是盾牌，遗忘则是抵抗孤独的武器：让时间淡去伤感，只留下回忆中可以取暖的部分。譬如年少不知愁的大学时代，两个人相识相知，怀着对未知的恐惧北上，一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数，等待春风化雨。

还有那些大时代里的小幸福：5分钱的电影票与循环播放的《东方红》、《冰山上的来客》，以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悄然进入学校的交谊舞。作为一项校园经典的消遣活动，交谊舞至今在行政楼前的小操场存留—每天晚饭后，只要寒风不是过于凛冽，音乐甚至会飘到烛光园里。邓延芳夫妻和薛宝龙夫妻曾是那里的常客，直到伴侣天人永隔，自己疾病缠身。

若是时光倒退5年，薛宝龙的老伴还没有去世，他会扶着她散步过来，坐在散落的小椅子上观看人们的慢舞。绕过行政楼，向西步行20分钟的操场上，是更加激昂的进行曲，和伴随音乐一圈一圈慢跑的人群。5年前，文殿华的半月板还没有开始反叛的时候，他也是其中一员，甚至可以和刚退休的“年轻人”比耐力。

现在，邓延芳较常往来的地方，是离家5分钟路程的阅览室。她读《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和《瞭望》，但只是延续着过去的习惯，只是有时读一页忘一页。她依然被生活的惯性推着前行。

那是属于1楼居民的福利。住在5楼的文殿华和薛宝龙已经很少出门了，他们在170多平方米的空旷房间里消磨着大部分时光。在他们的家里，书橱蒙着灰，电视外壳长年冰冷，他们最贪恋的地方是沙发和阳台上的摇椅，以及覆盖在上面的午后阳光。他们终日躺在上面，用记忆的齿轮向前运行着生命。

或许是不被人知的乐趣，也或许感觉到时间消散的悲寂，无论如何，那是他们自己的精神王国，而且似乎不打算让任何人进入。

二

漫长的岁月中，烛光园曾经历3次迁徙，最近的一次距今也已经19年了。已经很少有人觉察它的位置有些突兀—横亘在大学图书馆和教学楼的必经之途上。中午和傍晚时分，学生的笑声和脚步声如潮水般涌来，又像撞上坚硬的石头一样从四周绕过去。属于这里的只有纹丝不动的孤独与寂静。

大约五六年前，烛光园因为年久失修越发荒芜，一些赋闲的教师开始在抛荒的草坪和花坛边种菜。物业管束无效，只得听之任之。

文殿华是农民的孩子，退休后“圈地”最多，成了园子里的“地主”。收获的季节，一茬一茬生菜、萝卜、西红柿多到吃不完，他就挨家挨户上门给老同事邓延芳等人送菜。

这两年，随着一些种菜的教师年龄渐长，精力不济，“自留地”逐渐缩小，烛光园里的田园气象开始褪色。文殿华弃置了一部分菜地，从2016年开始由于身体原因走动也少了。八十大寿的热闹之后，他渐渐感觉到年龄的沉重—白内障二期，眼睛看东西总是影影绰绰；膝盖的疼痛在加重，弯曲的时候像针在刺。他觉得属于自己的生活被病痛夺走了。

漫步在校园，随处可见学生社团张贴的海报，色彩夺目，青春张扬。而烛光园大门前的砖柱上，却贴着不合时宜的讣告。因为每隔几个月就会刷上一张新的，柱子上残旧的纸印下雨都冲不掉。

当人和园子一起不可遏止地老去，隔绝他们与外面世界的铠甲也变得单薄。从2016年开始，烛光园开始发生离奇的事情，仿佛几个月之间，许多老人受骗，防骗告示出现在原本应该贴讣告的位置。一时间，各种猜测飞满了寂静多年的烛光园。

当家人发现的时候，文殿华已从游医那里购买了10多万元的保健品。儿子文震宇说，骗子的手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院子里摆摊体检，然后用虚假的结果说服老人购买各种药物。家人很震惊，为何这种简单的骗术如此轻易地打碎了经济学教授一辈子的知识积累。

儿子搬过来看护他，女儿暂时保管了他的银行卡，这让文殿华在沮丧的同时，又因为“不被信任”增加了几分暴躁。文震宇说，父亲现在越来越焦躁，他几乎无法把父亲从这种焦虑中带出来。

文殿华对此只字不提，家人完全猜不透老人的缄默之下究竟蔓延着何种情绪。他们只好把原因归于校园环境太过单纯，老人一辈子没有心机。

文震宇曾尽力寻觅父亲的心路历程，但很难如愿。父亲的暴脾气像一堵太厚的墙，一时之间难以撼动。在一次含糊的谈话中，他猜到根源似乎出在白内障上。学校每年组织体检，医生判定白内障二期不需要手术，儿女也并未将此放在心上。可父亲看电视时，身体需要前倾到沙发边缘，依旧只能捕捉到模糊的轮廓。他的力气一天不如一天，走下5楼也变得困难，为此放弃了许多爱好，而看电视，似乎是他尚能掌控的唯一的“能力”了。

这些老人不得不接受一个不断重复的残酷现实：失去。

在文殿华还算新鲜的印象里，3个老朋友已经故去了。按照惯例，新讣告贴上之后，某天早上会有一辆大巴车停在园子门口，载着他们给老朋友送行。但现在这辆车常常空载。文殿华一次也没去过，他时而把原因推到膝盖的毛病上，时而又说没有心情去应付这类场合。

薛宝龙的菜地和文殿华的紧挨着，两人浇水、施肥时都会互相照应，连带着侍弄好对方的。2016年老伴去世后，薛宝龙的菜地也荒了。

或许是久远的时间让记忆变得温存，即使谈起这件伤感的事情，81岁的薛宝龙脸上依然洋溢着淡淡的微笑。

儿子在日本，女儿在莫斯科，薛宝龙开始把研究生当作孩子一样爱护，周末叫他们到家里吃饭。但毕业后回校看望他的学生寥寥无几。有次，一个在香港混得很好的学生请他和几个老师吃饭，花了1.5万元。薛宝龙觉得太浪费，资助两个小孩念书多好。学生笑着说这是两回事。

他看不懂。

老伴的离世让薛宝龙从前规律的生活彻底消失。退休后，作为特聘专家，他一直在大学附近的一所职业学院讲课，“为了防止老年痴呆”。现在他取消了课程，留下大段的空白与大把的孤独。他的睡眠变得非常浅，午睡时会被蝉声吵醒，而早晨醒来时，窗外总是一片漆黑，钟表指在凌晨四五点。他变得不爱出门，宁肯连续几小时枯坐在沙发里。

始终陪伴他的，是客厅通往跃层的墙壁上，顺阶而上悬挂的一幅幅照片。儿子、女儿、孙女、老伴，还有年轻时的自己。一幅照片中，孙女抱着大大的彩球，笑容非常甜美。

他们注视着他，却无法同他说话。这个年轻时谙熟英语、俄语、阿拉伯语和塞尔维亚语的男人，晚年沉默得犹如一块刻着皱纹的石头。

三

在书橱里的缎面相册中，文殿华西装革履，钢笔插在前兜里，教师派头十足。人们甚至难以想象，现在的文殿华是烛光园里最不修边幅、“最不像知识分子”的老人。文震宇说，父亲退休之后就再没穿过西装，校庆之类的重大场合，也只穿汗衫和运动裤。他仿佛迫不及待地卸掉那些视之为负担的东西。

但半辈子的教书生涯，终究在文殿华的习惯中添了几分原本不属于他的矜持。之前菜吃不完的时候，文殿华考虑过去街上叫卖，“就像小时候那样”。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60年校庆之际，有学生记者来家里采访。说起学术成就，文殿华草草略过，却眉飞色舞地说了很多童年时和父亲一起沿街卖菜、挣学费的经历。学生记者回去后写了篇励志故事，其中一句是：“教授小时候读书不花家里一分钱，学费都是凭自己挣出来的。”文殿华很生气，他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夸张是学术态度不端的体现。他以长者的身份去规劝，又感觉对方根本听不进去，于是更加生气。

但文殿華还是收藏了那本校庆纪念册。再一次拿出来翻看的时候，他对着册子指指戳戳，手指定在一张照片上：“这个人根本不会讲课，我当班长的时候，领着全班联名把她轰下来过。”照片下面是一串闪亮耀眼的头衔，是与邓延芳同龄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

文震宇说，父亲是个极其坦率、较真的人。“这种人只能在校园里混，去社会上肯定吃亏。”邓延芳的儿子纪源是文殿华的学生，他也记得老师在课堂上“一点儿错误都不让你犯”。在邓家的客厅里，他诙谐地模仿文殿华当年讲课的口头禅：“看看看看，这就是他妈的正确答案。”

实际上，邓延芳和文殿华性格迥异。他们和那个年代的很多老人一样，唯一的接头暗号是历史。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中，每个人都历经沉浮，也正因如此，只有拥有共同经历的人才能真正地相互理解。而这分理解也成为他们半个世纪的情谊中一颗分量很重的砝码。

这个春节，文殿华带着一袋柚子去邓延芳家拜年，又聊起这个话题。文殿华曾在最狂妄的年纪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留校，短短几年，就被历史“扔在尘埃里摔打”。命运给了他重新爬起来的机会，但委屈已经在心里扎根，于是脾气越来越暴躁，晚年尤甚。

纪源觉得文殿华那时的上课方式更像是炫技。他对一堂工业会计课印象非常深。文殿华不带课本，只拎着一瓶水去上课，讲了整整一章28页，几十道例题一个数字都没记错。

四

邓延芳生活在随时会脱轨的记忆里。一个小时之内，前来探望的访客已经第四遍介绍了自己。邓延芳注视着来访者，试图回忆一些什么，但过于用力的思考令她有些疲惫，不得不合上眼睛休息。片刻，老人就睡着了，倚在冬日阳光笼罩的沙发一角，花白的头发几乎透明。如果把生命比作一场电影，接近尾声部分，人们只会看到一个性格孤僻的老人，日复一日承受着衰老。多数时候她弹钢琴，读书，发呆。她的听力正在减弱，琴音支离；视力也变得模糊，戴着老花镜难以辨清文字，只好随身揣着一柄放大镜。她偶尔也会出门，但很少离开校园，所行之处只有操场和阅览室。

邓延芳是大学1952年建校的首批教工，作为学科奠基人，她的名字镌刻在学界百年星河图之上。1948年，邓延芳考入父亲的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在那里结识了后来的老伴，以及常勋、谷祺等好友。在不久之后，当现代学术的根芽植入古老的中华大地，这些年轻的学生将成为学科的泰斗和基石。

2009年，在谷祺的追悼会上，邓延芳听到这样的悼词：“20世纪至21世纪，在中华大地上，有一个人名叫谷祺，他开创了财务学事业的一番崭新天地，留给了人类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开创”、“精神财富”，这些词汇让邓延芳感到“感慨而振奋”。老人相信，在她归尘归土之际，用来概述一生的话语也不外乎如此。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是学术处女地的拓荒者。

邓延芳出生于1929年，父亲邓世堃先后担任基督教南昌圣公会主教与浙江教区主教。在战乱频仍、物质匮乏的年代，她的童年被书本和音乐占据，阁楼的书房和客厅的钢琴拼凑起模糊而凌乱的回忆。她记得父亲执手教她弹奏《奇妙恩典》的清癯侧影，并依然能在80年后的今天，随手在琴键上拂出那段旋律：“历尽艰险，饱受磨难。我今安然地度过。蒙此恩典，赐我平安。引我终归家园。”

或许是优渥家境培育的物质疏离感，抑或三代知识分子家庭血脉里的基因，邓延芳身上始终笼罩着一种不苟尘世的淡然。纪源说，即使是在父亲去世时，母亲表达悲伤的方式，也只是比从前更深一层的沉默。

她习惯了以沉默为铠甲。抗战时期，父亲由于在海内外发表过大量抗日文章，并从各国教会募集抗战物资，他们一家曾遭受日本特务的围追堵截，逃难至江西黎川。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国家政治运动等众所周知的原因，父亲被隔离审查4年零8个月，母亲积怨成疾，兄弟远赴北美，“有背景”的朋友去了香港，而她被“发配”到遥远的东北教书，一去就是一辈子。

漫长的时光中，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痕迹也在不知不觉间加深。父亲思考时不允许孩子打扰，邓延芳沿袭了这个习惯。文殿华是邓延芳的学生，他记得，那时的邓老师性情温和，从不发火，但会沉默地盯着在课堂上聊天的学生，直到秩序在尴尬中恢复。

在邓延芳家墙角的书橱中，最上一层是她的14本著作、发黄发脆的钢笔笔记以及在各种颁奖仪式中她与不同领导人握手的照片。每逢学生记者到家中采访，都会请求她介绍这些荣誉与所谓的心得体会。久而久之，台词变得熟稔，却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在故事里，主角是优秀教师、学科奠基人，以及三八红旗手。

还有钢琴。老伴去世之后，钢琴成了邓延芳的唯一伴侣。这架黑色的雅马哈钢琴，是1980年春意复苏之际，她用著作《会计原理》的全部稿费购得。在一个又一个下午，邓延芳都会用它来弹奏赞美诗，一本琴谱已被她翻得泛黄。直到倦意袭来，她才离开琴凳，躺在阳光能照到的沙发拐角处，那是老伴生前看着她弹琴的位置。

在钢琴上方的客厅墙壁上，悬挂着十余幅邓延芳从青年到晚年的照片。清一色的素色衣服与波浪卷发，除了头发渐趋花白，时间在她身上似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尤其是她坐在琴凳上，用纯熟的英文唱起赞美诗的那些闪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