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冒号！”黄金年代的成功不可复制

本刊记者 / 黄旻旻

“领导，冒号！”黄金年代的成功不可复制

本刊记者 / 黄旻旻

《巧立名目》里的三个创作人员中有两个机关干部，“领导，冒号！”这种自黑轻车熟路，还不会超越尺度。

66岁的相声演员李立山元旦前后接到自己两位干儿子的求助—青年相声演员苗阜和王声要用一个反腐题材的相声出现在春晚舞台上，这样的作品在央视春晚上已经绝迹多年。

唯一可供借鉴的奇迹就是李立山和牛群1988年春晚的作品《巧立名目》，这部作品中不断重复的一句“领导，冒号！”比相声的名字还要出名得多。

李立山给苗阜王声的建议是上一代的叮嘱，看似老派，但是特别实用：

“头一个，政治上准不准、对不对、行不行；第二个才是艺术上好不好。”

李立山给这两位晚辈推荐了《座右铭》，这个段子曾经在2014年“包公杯”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大赛上斩获二等奖。在2014年秋到2015年1月，各大媒体的娱乐报道都提到过二人准备以《座右铭》登上春晚。

苗阜和王声的主场在陕西西安，2014年春节期间，以《满腹经纶》这个文哏相声从北京春晚征服了很多观众，他们说的是80后的语言，用的是网络活跃者能会心一笑的包袱，还说得一嘴好宝鸡话。

反腐，央视春晚，对二人都是完全陌生的战场。

《座右铭》最终没有通过审查，这部获奖作品的剧本流传很广，加上媒体报道甚多，央视认为“不符合保密协议”。

这是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牛群和李立山的《巧立名目》在被1987年春晚“拿掉”之后，还天南地北地演了一年多，才如愿登上了1988年春晚。

1988年的春晚导演还是邓再军。表演者李立山和牛群都只用考虑作品质量和政治安全两条线。1987年中国科学家刚刚通过大型计算机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封越洋电子邮件—没有相声本子可能通过网络曝光。

《巧立名目》赶上的是相声的黄金时代，此前的6年春晚，相声类节目从来没有让观众失望过，《巧立名目》是第一个登上这个大舞台的官场讽刺相声。

由于“龙”的民族图腾意义，中国人对龙年春晚抱有更大的期待和更深的感情。牛群和李立山的《巧立名目》被安排在凌晨敲钟之后。

这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那时的中国城市乡村都不禁炮，零点后人们疯狂点鞭放花，这对语言类节目不是一个好消息。苗阜、王声的《这不是我的》也是在零点之后。最有江湖地位的演员往往会被安排在敲钟前半小时左右，比如鼎盛时期的赵本山。

“我和牛群还没人家那么大腕儿，不能（中间出来）让整场晚会演了半截塌了架儿。”李立山说。

《巧立名目》赶上了好时节，他们是倒数第三个节目，他们之后出场的是刚刚播完一轮的热剧《西游记》的演员们，好多孩子撑着眼皮在等猴哥和八戒，他们的父母也是。

这时登场的《巧立名目》已经是一个被市场证明过了的作品，在1987年审查未过之后，战友文工团的牛群和李立山在演出里把这个相声磨了一轮又一轮，不响的包袱被逐一淘汰，群众喜欢的每句话、每个表情，他们都已经烂熟于心。

“1987年4月南京五台山体育馆的演出，差点儿没把体育馆的盖儿挑了。”李立山告诉《博客天下》。

牛群则用一种声调尖锐且高八度的南方口音普通话夸张转折了这个报告的开头“领(lǐng)导(dāo)，冒(māo)号(hāo)！”这种口音是很多吴语系南方人学说普通话时会带有的味道。

南京地处南北文化的交界处，使用江淮官话方言的南京人对“领导，冒号！”里带有的讽刺表现了惊人的欢迎—大家都喜欢听邻居们的笑话。

苗阜、王声在这一点上可谓吃亏很大，他们的段子没有公开演出过，仅仅经历过6次彩排。而他们去年的《满腹经纶》出现在北京卫视春晚时，已经公演了不下百场。

“《巧立名目》已经在部队演出了近2年时间，还在第五届全军文艺汇演上得了奖，《这不是我的》更像是一篇急就章。”李立山说。

春晚演出的《这不是我的》和《巧立名目》一样，努力想塑造人物形象，但他们塑造的是两种不同的人。贪腐分子和小打小闹占公家便宜的办事员，是完全不同的量级。

1988年的春晚导演组给的修改意见不多：

1. 8分钟的时间，是一条死线。

2. 讽刺级别不要太高。牛群和李立山本子里的处长降级为科长。

1988年《巧立名目》的走红，使牛群跻身成为国内一线相声演员，在此之后，他牵手冯巩，成为春晚常客。

牛群和李立山走上舞台，开始轻车熟路地讲述一个馋嘴科长和一群馋嘴科员的故事。科员们想吃烤鸭，科长为了想办法让公家掏钱，巧立名目给上头打报告，把公款吃喝变名正言顺的故事，这群人就活在每个人的身边。

“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普活动的深入开展，为了纪念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我科决定，在全聚德烤鸭店，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牛群用南方口音普通话在报告里这么“写”道。

在春晚出现“领导，冒号！”几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才正式颁布，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此前各种单位签单的吃喝，绝大多数都是公款吃喝—一种被称为“不正之风”的行为。

机关单位的科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并没有觉得“馋嘴”的描绘是一种冒犯，相反他们对事事“写申请打报告”、逐级求审批的痛深有体会。台下观众各取所需，笑得别提多开心了。

苗阜、王声面对的是一个更多元的观众群—他们从事的工作、身处行业的复杂程度，是1988年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的。首先要把他们带进贪官的生活和视角，然后开始讽刺。

春晚给人的时间从来都不多，何况今年人们还忙着摇手机—咔嚓咔嚓。

李立山把《巧立名目》的成功归功于创作者对机关生活的熟悉。1986年，李立山和牛群参加了在徐州新沂举办的“第三期全军曲艺创作班”。他们和当时的创作班领导李培森在讨论中形成了关于本子的最初创意—反官僚做派。

作品最早的名字被确定为《打报告》，属于说学逗唱的“学”字门。

“仨作者，俩机关干部出身。”李立山和李培森对工作里“写申请打报告”的流程再熟悉不过，系统内的自黑来得轻车熟路。

“我们经常就这个事情打个报告，那个事情打个报告。”李立山告诉《博客天下》，在确定作品主题和框架的时候，几个创作者几乎没费多大精力。

“领导，冒号！”刻薄而又俏皮，从牛群的嘴里说出来，让所有人马上回过味儿来。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配合一个大形势，最初的动力，仅是出于对大吃大喝的反感。”李立山在回忆创作初衷时说。

在基层的反响惊动了春晚，1987年春晚导演组邀请了牛群、李立山，但通过了几轮审查的《巧立名目》却倒在了最后一步。无论是导演组还是其他各方对作品本身的反应都很好，只是最后大家都“拿不准”了。

对已经5岁的春晚来说，反腐题材还是新鲜的，没人蹚过。

仅仅一年后，《巧立名目》进春晚突然没了障碍。

1988年的导演组给的修改意见不多：1、8分钟的时间，是一条死线。2、讽刺级别不要太高。牛群和李立山本子里的处长改成了科长。

李立山还经常在表演班的课堂上比较这两年的区别：“1987年大家都说好就是拿不准，到了1988年大家都说好就没有拿不准，完全可以上。”

李立山觉得自己可以体悟到了那两年时代的猛烈变化，“政治上的开放和进步是明显的。”

“就过了一年。”他强调说。

这一年的中国正面临着激烈的转折，试图把价格交给市场的“价格闯关”在1987到1988年进入了关键一年。物价飞涨，不少地方出现了抢购的苗头。也是在1987年，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当时正省部级的官员落马非常罕见。

这种情况下容忍相声演员的讽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时候我们确实没想到这个不能写，那个不敢写。好像后来大家畏首畏尾了，那时的政治气候不这样。”李立山说。

《巧立名目》的捧哏人李立山作为第一代反腐相声的作者、演员，在“包公杯”反腐倡廉曲艺作品的评选中，担任评委。

李立山经历了至少2个相声创作的高潮，第一个是在他学艺的60年代初，在颂扬革命年代和英雄的主旋律下，马季的《英雄小八路》、《登山英雄传》通过广播红遍全国。但没过几年，“文革”来了，相声没了。

李立山把“四人帮”倒台看做相声创作的另一个高潮。“大家有一个很大的讽刺对象，产生了太多有影响的作品，《帽子工厂》、《闹而优则仕》、《假大空》……”

这股子相声热借由电视，一直红到1980年代末，《巧立名目》赶上了。此后的相声进入了一个无法言明的迷茫期。

“（相声）慢慢地出现了这个不便说，那个不能说的（禁区）。索然无味、不疼不痒的题材多了，犀利的少了。写什么、怎么写，大家都迷茫。尤其是90年代到本世纪初，相声多了，好相声少了。”

“《巧立名目》的创作是在80年代，人家也没说不让我们写这个，我们写了人家也没说不行。”

《巧立名目》算不上刻薄，也没有对贪官的仇恨和势不两立，它所讽刺的科长就是一个小人物，在近两年的贪腐新闻面前，爱吃烤鸭的科长和科员们只是一群庸人，在物价飞涨期，惦记着吃口好的。

李立山那一代的曲艺人有自己的一条线，这个线可能比审查线还要高：“讽刺是一个善意的批评，你如果不是一个善意的批评你还打算干吗？你讽刺，你打算讽刺到哪儿？只要是对社会好，只要跟党的方针路线保持一致就没有什么错误。用我们部队的说法‘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怎么会有错误呢？”

“地方的创作就是为了娱乐，部队不是这样。我们仨都是军人，骨子里写东西第一就必须是正能量，不是正能量的东西我们根本都不写。”

因为《巧立名目》的成功，创作三人组各自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李培森后来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中央电视台的分党组成员，担任过正能量电视剧《任长霞》和《情深深雨濛濛》的出品人，成了一位“领导”。

牛群在此后和冯巩搭档 ，在春晚的舞台上又活跃了好几年，之后代言牛肉干、在安徽省蒙城县挂职副县长，却也引来了媒体不少“作秀”的争议。

做过副县长的牛群通过朋友婉拒了《博客天下》的采访，“（反腐相声）这个题材对我来说太敏感了。”

李立山近些年担任了中国曲艺家协会和合肥市纪委联合举办的“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评奖活动”评委。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反腐题材”的评选活动，从2009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

评奖活动越来越被重视。刚开始，中纪委会委派宣教室的主任参加。2012年的第二届“包公杯”颁奖晚会上，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现身现场。

2012年也是十八大召开的那一年，王岐山领导中纪委之后，反腐工作加快了速度，出现了以反腐题材进入出春晚舞台的可能，这类的相声本子出现了井喷。

作为评委的李立山感受很深：“不是我们相声界不写，是你们春晚不让人家上。”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从投稿量上说，一届比一届多。后来我们看稿子都看不过来。”

2015年春晚是一个更强大的风向标，除了苗阜、王声《这不是我的》，还有沈腾、马丽的小品《投其所好》和周炜、武宾的相声《圈子》与反腐败相关。

年轻一代们的创作方式李立山觉得很陌生。他们跨界演着别人的故事。《这不是我的》当中，捧哏的王声提高了声音说：“防微杜渐！老虎苍蝇一起打，是害虫都得铲除！”这句话有命题作文的影子，“苍蝇老虎一起打”是***对反腐败工作指示的一句原话。

“不要低估观众。《巧立名目》和现在作品不一样的是没口号，说教少，主要就是说事儿。把事儿摆在那儿，讲的理也好、拔的竿儿也好，反腐的东西是大家悟出来的。现在的做法是把道理都摆上台面。”不过这些都是技术问题。“从题材上，反腐相声值得大肆弘扬。”

李立山认为年轻一代们可能需要更多地体验生活，“我们那时候一提写东西就说：我们上哪儿啊？就下（基层）去了。没像现在要说写东西大家伙儿都说：咱上哪个宾馆？”

这种的风格可能确实影响了苗阜和王声，在他们于春晚前陷入创作困局的时候，苗阜打电话给陕西省纪委求助，跟他们聊一些关于贪腐的第一手资料。

这一波“当地纪委给反腐相声提供素材”的报道成为了与春晚相关的热度最高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