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反腐相声史

本刊记者 / 张静

共和国反腐相声史

本刊记者 / 张静

不局限于春晚去整理一部反腐相声史，最终留下印记的作品往往是出于自发、机智的刻薄，而非命题的讽刺。

就尺度而言，苗阜和王声在羊年央视春晚表演的相声《这不是我的》的确超过了以往所有作品。

一个贪官的心路历程，他如何挣扎和说服自己，和厕所里的蟑螂演对手戏，角度称得上新颖。“贪官”的级别被进行了模糊处理，不过在中国，“领导干部”的级别一般是副处以上。

春晚导演组对这个节目期待很高。零点后历来是春晚歌舞类节目的演出时段，但也有例外，1988年牛群和李立山就是在零点敲钟之后，倒数第三个节目登场，说出了那段至今被人称道的相声《巧立名目》，“领导，冒号！”红遍全国。这被视为央视春晚上的第一段反腐相声。27年后，苗王二人携反腐新作在同一时段亮相。

从过去讽刺“不正之风”到如今出现“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台词，相声言说官员贪腐问题的尺度空前加大。紧跟《这不是我的》演唱的歌曲《时代的勇气》，为这段反腐相声、更为反腐作注脚：

路途总是风风雨雨/忠于那永恒的真理/这个时代要拿出勇气/来点燃心中理想的火炬

然而，在那天的舞台上，反腐这一题材显得太过沉重，“相声”俩字走了形。不好笑，是观众的普遍反映。

腾讯大家作者云也退在《真正的“反腐”相声，我只听过一段》中挑明这种尴尬：“相声的本质是轻的，它的美德和立身之道，是消化生活沉重的结石。”如今“贪官已成‘老虎’，‘反’字当头，上边要你在相声里谈论这么严重的事情，观众倒是想笑，你能让他们笑出来？”

周炜表演的相声《圈子》也未能获得观众青睐。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发布文章《在中国，喜剧能骂谁》，评价起这一节目来毫不客气：“1994年黄宏和侯耀文的《打扑克》，拿手里的名片打牌，‘组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科长、处长、局长三扇一条龙’，这种水准的讽刺，哪是今年这个把观众绕晕了的《圈子》所能比？”

《打扑克》虽是小品形态，内核却实实在在是相声而非戏剧。侯耀文和黄宏，都是相声演员出身。

沈腾的小品《投其所好》一上来就交代“局长被苍蝇拍拍中了”，换了个新的。在中国，“局长”这一职务对应的不见得是司局级，但这确实是首次在央视春晚舞台上出现“局长落马”的情节。1988年的牛群也仅仅是让“科长”和科员们馋嘴吃烤鸭子。

和紧扣时事的命题相比，以往和“不正之风”或者“反腐”有关的相声大多出于一种“本来的刻薄”，这类作品中的讽刺不是规定任务或者上级要求。

和紧扣时事的命题相比，以往和“不正之风”或者“反腐”有关的相声大多出于一种“本来的刻薄”，这类作品中的讽刺不是规定任务或者上级要求。

1950年代，自觉的刻薄时代

相声在1950年代曾经有过一段光辉岁月。许多民间相声艺人开始加入体制内的艺术院团，江湖上的本事还在，单位的僵化和束缚尚未凸显，不少传统相声在那时得以整理，流传至今。

刘宝瑞的《君臣斗》和《连升三级》都是讽刺相声。在《君臣斗》中，爱面子的乾隆和贪污犯和珅双双不学无术，屡次遭到刘墉作弄。这是由民间故事脱胎而来的作品，聪明人的刻薄和作弄才是卖点，至于腐败分子吃了苦头，则是幽默的副产品。

腐败分子甚至可能有个好结局，《连升三级》是一个讽刺政治腐朽、厂公弄权的故事：

明朝天启年间，山东临清州财主的儿子张好古目不识丁，被相面先生忽悠进京赶考，途中偶遇魏忠贤。厂公想看看口气不小的好古有无真才实学，将迟到的他送进考场。不料考官误以为好古是魏忠贤亲戚，代笔考卷，好古中了第二名，进了翰林院。翰林院的同事发现好古竟是不折不扣的水货，出于戏弄，替他写了幅大骂魏忠贤的拜寿对联。不料魏忠贤倒台后，崇祯皇帝听说好古曾经骂过奸臣，立刻将他连升三级。

刘老爷子最后感叹：“一群混蛋啊！”

这段相声1982年曾被选进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又被译成英、法、日三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这是相声的传统打法：不学无术的人闹笑话，越混越风光。没有“自觉的反腐”，有的是一种“自觉的刻薄”。

一批老艺人带着这种自觉的刻薄创作出不少备受赞誉的讽刺作品，比如马三立的《开会迷》。

早在1920年代，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报纸上发表《开会迷》，讽刺那些以“开会”为专业的官员，得到列宁的赞赏。大概都是马姓本家，马三立对马雅可夫斯基推崇备至，他曾经在相声《十点钟开始》中誓言成为“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

拜师马三立是李文华毕生的心愿。2008年11月11日，年事已高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而此时马老早已辞世。在马三立的蜡像旁，常宝华（右一）、马三立儿子马志明（左二）等人见证了这一时刻。

《开会迷》讽刺的是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脸盆的问题。这是很显然的啊，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需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

人送外号“开会迷”的领导不论大小事情都要召集大伙儿开会讨论，实在无会可开还要开一个“减少开会的动员大会”。主人公和爱人约会、结婚的好事儿，尽给“开会迷”毫无必要的会议搅和了。

政治话语和脸盆的反差本身有一种喜感，另一种喜感是“开会迷”口中反复出现的句式“在原始共产社会……”，以及主人公为躲避开会一大早出门，不料被看错时间的通信员老王逮个正着拖去开会的荒诞场面。

另一个大尺度作品是侯宝林的《离婚前奏曲》。侯宝林以第一人称讲述这个段子，谈论的是“作风问题”：“我”升职科长后，开始觉得妻子“不懂爱情”，羡慕“方秘书四十多了，他的小爱人才十九岁！”于是便和办公室的年轻姑娘约会。

这样的作品后来再也没有出现。

1980年代，讽刺演员火力全开

相声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讽刺作品的黄金时代，较为常见的讽刺对象是早几年政治运动的形式主义和各行业职业素养的低下，比如姜昆的《如此照相》和《打针》。但真正让姜昆触及官僚主义和渎职行为的，是《电梯奇遇》。

这是个长达16分钟的荒诞故事：主人公姜昆去“效率大楼”里反映经久未能解决的问题，却被关在了老式电梯笼子里。伙食科长、宣传科长、人事科长和办公室王主任相互踢皮球，干说话，不解决实际问题。几个人都没有考虑如何想法子解救姜昆，而是出于个人领域出了一堆馊主意，比如叫姜昆交伙食费，调到这个单位工作，后来索性卖起门票吸引群众参观……最后动用了炸药，倒霉催的姜昆又给炸进了另一部电梯当中。

所有干部唯有在充当事后诸葛一节上达成了共识：“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会出毛病，我就是不说。”

送礼和受贿也是适合在相声中表现的题材。高英培与搭档范振钰分手后，曾经和其弟子孟凡贵搭档表演过一段《人鸟之间》。

主人公上“糊弄局局长”（和姜昆的“效率大楼”一正一反）家里盖章办事儿，在胖局长夫人及被主人精心调教的八哥的一唱一和下，领会了对方索要贿赂的暗示，并再次提礼登门拜访。

欣然受礼的八哥最后吐露实情：“照这样你还得来3回。”

“腐败是一种关系，形成于人与人的互动，也即‘之间’二字之中。在基层的人际交往中，腐败往往起于有意无意，似是而非。”云也退评论说。

高英培的讽刺相声并不专门针对领导干部或者升斗小民，事实上，他的《不正之风》描绘的就是底层群众的败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工作的人手中多少握有些权力，也就有了腐败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关系户”。

相声《不正之风》的主角“万能胶”买早点不用排队，因为他给炸果子的“徐姐”（他51岁，但为了巴结人，把20多岁的姑娘叫“姐”）买过一条针织涤纶裤。“万能胶”到处帮人托关系，用关系换关系，谋求各种服务的便利。他说起自己的角色来倒不含糊：

乙：你什么工种？

甲：后勤。

乙：抓生活？

甲：那事儿工会管。

乙：管采购？

甲：那是供销！我是后勤。

乙：怎么个后勤？

甲：后门走得勤。

知名编剧梁左1987年创作、后来由牛群冯巩演出的相声《小偷公司》讽刺的是官僚主义。牛群扮演的职业小偷，对小偷公司虚设机构、人浮于事等现实满腹牢骚。

在小偷公司中，真正坚持在一线工作的只有两人，剩下的100多号人全是领导干部：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得少，就是跑不了。”

1个总经理，48个副总经理，各管一摊，除了管行政、业务、宣传的，还有管计划生育的：

“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呀。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生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呀？”

又夹带讽刺了旅游开会、出国考察等不正之风：

牛：说是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冯：要说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向世界嘛！

导演冯小刚对这段讽刺印象深刻。执导2013年央视春晚时，他原本打算请好友王朔出山，编排一段《新小偷公司》，后因寻不到合适的演员等原因不了了之。

重现经典变得异常艰难。

1990年代以后，相声和讽刺的“大萧条”

1983年第一届央视春晚时，马季和姜昆双双担纲主持。相声大师侯宝林作为嘉宾出席，并在节目正式开始前发表讲话。那年，马季和姜昆各自说了3段相声，侯宝林和侯耀文父子也各说了一个。

这堪称相声演员的主场。一届春晚上表演9个相声节目，总时长超过90分钟的纪录迄今未被打破。

相声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萧条期，持续到本世纪前四五年。自诩“草根明星”的郭德纲和德云社的伙伴们在网络上走红，之后是王自健、嘻哈包袱铺等一批新秀的崛起。

讽刺“不正之风”的相声绝迹央视春晚的这些年，小品演员们一度试图接过文艺监督的接力棒，但不算成功。

1990年，33岁的赵本山以小品《相亲》首次登上春晚，随后几年间他扮演的都是“徐老蔫儿”这样乡土气息浓郁的精明人形象。

侯耀文表演的相声《心累》更像一个预言。时隔十几年，故事中提及的很多事—纪委的威严，腐败分子的担惊受怕一一实现了。

赵本山和范伟在1995年春晚上首次合作演出小品《牛大叔提干》。牛大叔受乡里委托，到城里马经理处为学校更换破损的玻璃。由于与马经理相貌相近，牛大叔被请求临时替代马经理陪客人喝酒，从而见证了公款吃喝奢侈腐败，学校却贫困不堪的强烈反差。

《牛大叔提干》的春晚之路费尽周折。据泥子等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21年春节联欢晚会内部消息》记载，赵本山回忆，直到腊月二十八，这个小品上不上仍然没个说法。他硬着头皮找导演谈，找领导谈，通宵达旦地修改，最终通过。

《牛大叔提干》创造了“扯淡（蛋）扯淡（蛋），说的就是这玩意儿”等经典台词，但重播率和流传度远远不及同样是崔凯作品的《红高粱模特队》（1997）。

后来的赵本山不再触碰反腐题材，以“骗子-傻子”模式打造出的《卖拐》、《卖车》系列作品要抓人得多。

事实上，这一轮萧条期中的讽刺相声作品相当罕见。2003年，侯耀文和石富宽搭档表演了《心累》，揣摩的是拿回扣后的忐忑心态：

甲：出大事了！那天我们单位开会，我们那个主管纪检的副主任在台上作报告。

乙：开的什么会呀？

甲：主要是整顿、宣传法制的会…就是那个事，他声音特别大：“咱们单位现在有人竟敢顶风作案、知法犯法，单位领导决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我呢，就坐在这么一个位置，正好和我们那新来的主任坐一脸对脸。

乙：面对面。

甲：当时我们那新来的主任瞪着我比划“三”，当时我一看他的手势，我这心里头唔一下，我这脑袋嗡一下，我这腿肚子哽一下就扭到前面来了。

乙：都带声儿。

甲：我一想这回完了、完了…….肯定这会完了。

乙：什么完了。

甲：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比划“三”）

乙：我不清楚。

甲：我拿人家回扣那事让主任知道了。

乙：哦，你拿过回扣？

甲：三百块钱呢！他一比划我就知道，完了，他准知道了。

乙：不是我批评你，没见过钱哪，三百块钱回扣你也拿呀！

甲：我不是给单位一共买了四百块钱东西么！

乙：啊！买四百块钱东西你就敢拿三百块钱回扣！这也太黑了，这要是让你当个省长？

甲：我拿我们全省半年的财政那不算什么吧！

乙：把你毙了都不多。太可气了！

《心累》更像一个预言。时隔十几年，故事中提及的很多事—纪委的威严，腐败分子的担惊受怕一一实现了。

央视春晚上的讽刺相声则在1988年的《巧立名目》之后几乎绝迹。讽刺，尤其是针对腐败的讽刺本身并不一定讨观众喜欢。老百姓需要的，首先是乐出来。

郭德纲的《我要反三俗》和《我要上春晚》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和剧场相比，电视的规矩要多得多。

在前一个段子里，一名憎恨低俗内容的副处长收到暧昧短信后百爪挠心，在约见暧昧对象和接待上级领导之间愁肠百结。后一个段子里，在一个400人空降舞台的大群口相声彩排时，一名演员降落伞没打开摔死了，急切想上春晚的主人公请求导演让自己顶替，结果导演答道“把他推下去那人已经替他了”。

不那么一本正经的节目更有逗乐的天赋，但春晚的首要要求是正确。

在2014年四个多小时的央视春晚中，相声节目只有曹云金和刘云天的《说你什么好》硕果仅存。同样溃败的还有其他语言类节目。当年的流行语是一个歌曲创造的，这也是***引用的春晚语汇—时间都去哪儿了。

长于讽刺的人都不再或者不在了

苗阜曾把自己在文工团里表演的相声作品归结为以下模式：“那时候每年的相声就是喊口号，语言类节目每年都有一个铁三角，胡搅蛮缠的妻子、辛苦工作的丈夫和一个通情达理的领导，十个节目八个都这样。”

央视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也差不离。当人们希望重拾讽刺这一利器时，发现当年造就经典的讽刺大师们都已经不在或者不再了。

高英培2002年病逝，马三立2003年病逝，侯耀文2007年病逝。

从政归来的牛群一度想再度与老搭档冯巩联手，重现《小偷公司》的辉煌，但最终未能如愿。

“我做梦都想跟他搭档。”2008年牛群曾在《鲁豫有约》中吐露心声，“一直是我追着、请着、求着，一块吃饭，我埋单。他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饭间，冯巩推心置腹：“牛哥这些年你不务正业，不好好弄相声，上蒙城去，当什么县长……”在2005年央视春晚节目的审核中，他们的作品没有通过。

以讽刺类作品出山的姜昆2009年重返央视春晚舞台，与戴志诚搭档表演歌颂型相声《我有点晕》。已经担任中国曲协领导的姜昆坦言，“相声最大的特质就是具有讽刺功能，作为一段题材涉及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内容又要与时俱进的春晚相声，如何处理好歌颂与讽刺的关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这个作品好评寥寥。实际上，这几年“非主流相声演员”们的粉丝对歌颂型相声颇为反感。2006年考察相声演出市场时，姜昆甚至在一个小剧场里被天津观众（可能是全国最懂、最苛刻的相声观众）出了难题，他被要求当场来一段“贯口”（大段台词，考验演员的基本功，如《报菜名》）。姜昆表演了一段《八扇屏》的“莽撞人”，引发了一批同行和相声迷的恶评。

这种微妙气氛在2013年郭德纲携手于谦登上春晚之后逐渐改变。春晚固然开始释放诚意，在各领域成名的相声演员终究也需要央视的舞台扩大粉丝面，提升自身市场价值。

在许多演员看来，限制时间、严格审查和命题作文尚可忍受，毕竟，更为现实的是春晚的规则：

要占住这个舞台，否则，就会有不如你的人在后面等着。无论对演员还是观众，都绝无益处。

至于讽刺和反腐的技巧，甚至尺度的突破，大可再沟通学习。当务之急，或许是让更懂相声的人重返舞台。

苗阜悟出了个中道理。他曾经这样谈论反腐命题和说相声的关系：“不光是说反腐，是让相声回归，要不然我们就对不起这个行业、对不起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