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赵本山一起突破春晚审查

本刊记者 / 高诗朦

和赵本山一起突破春晚审查

本刊记者 / 高诗朦

央视春晚一般的规矩是节目只能讽刺正科级及以下，在1995年，赵本山和崔凯为了“牛大叔”“顺利提干”不得不忍痛把乡长（正科）变成了乡镇企业总经理。

剧作家崔凯现在的职务是“本山传媒”的艺术顾问，他和赵本山是老搭档。1995年，他们一起创作了小品《牛大叔提干》。

和2015年央视春晚一股脑儿出现了3个反腐类语言节目不同，《牛大叔提干》是1995年唯一一个以批评为基调，讽刺“不正之风”的节目。此前，讽刺一度只是相声的特长，只有1986年的春晚小品《送礼》略带不正之风的意味—一位基层干部企图给领导送礼，被廉洁的局长拒绝，小品依然是以给领导唱赞歌为核心。

1994年秋天，崔凯带着《红高粱模特队》的剧本进春节联欢晚会的剧组，赵本山和范伟这两位笑星即将在1995年的春晚上实现第一次联手，分别扮演质朴的农民和有点洋墨水的专家，共同训练一支模特队。

领导喜欢主题积极向上的小品，尤其它可以反映农民富裕后追求精神文明生活的风貌；小品载歌载舞的形式也同样被群众接受。《红高粱模特队》正在进行紧张的修改、排演，不过真正和全国观众见面是在两年后。

“有一天上午，我念完本子，中午吃完了午饭，（春晚）总导演赵安给我打电话，他让我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崔凯向《博客天下》回忆当时的场景。

电视里正在播出一位乡镇干部因陪下来检查工作的地区干部喝酒致死的新闻。

赵安在电话里跟崔凯说，让他把《红高粱模特队》先放下，下午他们过来跟崔凯商量商量，写一个批评基层大吃大喝现象的作品。

以“大胡子”形象为人所知的赵安后来因受贿罪入狱，但他的才华却一直足以服众，这位总导演在圈内以“小嘀咕”著称，他经常蹦出新点子，不断推翻自己的想法，而且勤奋、精力过人。

“我说我肯定能写，可是你们能不能保证通过审查，如果不行，那我不能写。凭我对春晚的了解，这类作品很难通过。”崔凯顾虑重重。

总导演赵安和总策划阎肃表示让崔凯先考虑考虑，他们去跟领导请示之后再做决定。

第二天，崔凯得到肯定的答复。“那时候春晚一般有六、七个小品，上面的领导觉得有一个批评不正之风的（小品）也可以，争取‘替老百姓说话，但是要把握分寸’。”

腊月二十三晚上，赵本山给崔凯打电话，告诉他有“领导”要把小品毙掉。

“上面有领导说，这是讽刺乡长代表的乡政府，所以讽刺乡长是不行的。”

崔凯剧本写得非常顺利，花了三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初稿，他说这是因为平时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有深刻体会。

1994年，“希望工程”正引人注目，中国还有很多乡村的儿童失学。当时媒体批评不正之风的最常见的一个对比就是“如果把公款吃喝的钱拿来给贫困地区建学校，那该……”

“写小品要写冲突。”崔凯说。他把大吃大喝的乡干部和乡村小学老师牛大叔放在了同一个场景中，“牛大叔，马乡长，两个人的姓是我故意这样安排的。”崔凯告诉《博客天下》。

因为相貌相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的命运在一张酒桌上发生了重合，贪腐和匮乏正面交锋。

因为学校窗户透风，赵本山扮演的小学老师牛二嗙（pǎng，方言，吹牛胡侃的意思）去乡里找马乡长讨要玻璃。但马乡长应酬过多病倒住院，长相和马乡长相似的牛大叔被范伟饰演的秘书要求留下来代替乡长陪客，并许诺陪完酒就帮牛大叔解决学校窗户的问题。

这不是第一个讽刺公款吃喝的春晚节目，牛群和李立山在1988年的《巧立名目》里就描绘了科员向科长打报告吃烤鸭的场景。春晚审查时，原稿中的“处长”变成了“科长”，这个标准沿用至今，所以在2015年沈腾和马丽的小品《投其所好》中，级别含糊但形象正面的局长直接批评“科长”，避免了出现副处级及以上的反面人物。

和《巧立名目》挖苦馋、贪吃的人不同，《牛大叔提干》的创作由头是一则喝酒致死的新闻。崔凯对基层干部抱有同情，在他的创作里，他安排乡长喝到住院，还让范伟将基层干部的无奈表现出来：“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了胃下垂。”

在1990年代的媒体上，在基层酒场上有“十八罗汉陪观音”的说法，一个领导下来，一群人都要到，固然有人热衷此道，也有的人身不由己苦不堪言。

赵本山曾经出演过电影《来的都是客》（又名《第八把手》），剧中赵本山被任命为“村食堂主任”，“第八把手”、“排在妇女主任之后”，接待领导吃喝，现场宰活猪，掏出肝脏给领导做熘肝尖。

现实中领导很少在村子里吃饭—村里条件一般，乡镇一级成了接待任务的承压层，民谚里“乡干部是喝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些年在许多地方，乡镇政府的食堂和小饭店每天都爆满。

在小品里，崔凯和赵本山把握住了“饭馆爆满”这个点。赵本山戴着他标志性的蓝色干部帽，提着棕色的公文包，拿着批条说：“我来了三次了，找一回他吃饭呢，找一回他吃饭呢，我还心想你们这儿改饭馆了咋的？”

范伟穿了一件宽大西装，戴着一副大框眼镜，前额的刘海向后吹成了蓬松的背发，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乡镇政府的秘书形象。

《牛大叔提干》接受了严格的审查，崔凯把这套审查程序称为“过五关”。首先春晚导演组审查，然后是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审查，第三关是中央电视台的台领导，第四关要经过当时的广电总局审查，最后请中央的领导审查。

“审查一般要录下来，行话叫录小片，剧组需要根据小片进行修改。我们看小片的时候就发现画面总晃，原来是摄像在拍摄的时候憋不住笑，他一笑机器就跟着晃。”崔凯告诉《博客天下》。

《牛大叔提干》顺利地通过了审查，这在春晚节目组极其罕见。

但他们的好运气在春晚开始前的一个星期结束。腊月二十三晚上，赵本山给崔凯打电话，告诉他有“领导”要把小品毙掉，赵本山让崔凯跟辽宁电视台协调一下，把小品带回地方台演出。

“上面有领导说，这是讽刺乡长代表的乡政府，所以讽刺乡长是不行的。”崔凯回忆。

参与创作的赵本山据理力争，“审查这么多次，都没有人提这个意见，有意见可以改，小品都去基层压过场，观众反应很强烈。不能说毙就毙。”

后来，提意见的领导通过秘书发来指示：“把乡长改成乡镇企业经理，不改就枪毙。”

把乡长改成乡镇企业经理，这削弱了小品的批评力度和讽刺意味，喜剧包袱也得跟着减少。

但赵本山、崔凯和范伟最终决定妥协。

不甘心的赵本山决定在嘲讽上再加一点力度。他们在修改的过程中想到在甲鱼上做点文章。

小品里，桌上的饭菜摆满三层，最后上了一道菜—甲鱼。范伟扮演的胡秘书让服务员把甲鱼蛋用线串起来围在盘子周边，方便客人夹菜。赵本山拎起一串甲鱼蛋说：“这扯淡、扯淡，是不是就是从这来的啊！”

崔凯（左一）是“本山传媒”的艺术顾问，他和赵本山是老搭档。

“在基层有一句不大文明的话就是‘扯王八蛋’，意思是不干正经事，总在这大吃大喝，这不就是扯王八蛋吗！”崔凯说。

这个后加进去的细节成了拯救小品的最重要的一个“包袱”。赵本山一度打算再次审查的时候不把这个“包袱”抖出来，直接带到春晚的直播舞台上演出。

如果领导、观众好评就平安无事，万一有群众不满领导发怒，春晚上可能就从此没了赵本山这号人物。

考虑再三他们还是和央视春晚的导演组打了招呼，央视的领导也考虑到小品被删改后笑料太少，就同意加进这个后补进去的细节，算是一个补偿。

在崔凯看来，创作这种“反腐”题材的小品，最重要的是拿捏尺度。讽刺不能太尖锐，批评的级别不能过高。

“春晚，大过年的，碰到谁都不好。年三十死头驴，不好也得说好。”崔凯在运笔时用尽了政治智慧，比如范伟不是乡长，只是秘书，就是为了尽量降低行政级别。

“大吃大喝这种风气，如果写村一级没有意思，村里顶多吃点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但再往上写，写到县一级又不好通过（审查），所以只能写到乡一级。”崔凯说。

有乡政府的干部向崔凯抱怨，应酬都是身不由己，希望他不要再将批评的箭头指向乡政府。他也无奈地跟对方解释：“作为喜剧，不能写比你们级别高的了！”

剧本创作中一些比较“过火”的部分已经被删除了。原稿里牛大叔替马乡长陪客，在饭桌上讲话：“各位领导，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大伙儿。”

赵本山会在说到“各位领导，没有什么好东西”就刚好没忍住咳嗽。范伟说甲鱼蛋大补，要留给重要客人吃，但甲鱼蛋数量有限。赵本山拎着甲鱼蛋说：“四个重要客人三个王八蛋，这我分不了。”

这些民间占便宜挖苦人的小智慧在央视春晚舞台上无法出现。

“给春晚写小品是一种严重挑战，”崔凯说，“像莫里哀、契诃夫的作品，以及《百万英镑》、《威尼斯商人》这样的剧里，可以讽刺一整个官僚阶层。我们不可能出现那样的喜剧，现在还出现不了。”

大部分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都是“命题作文”。崔凯的另外一个作品也流传甚广，这是潘长江在春晚上演的小品《过河》。

1996年春晚上报的节目方案中，有两个题材没人写，一是“大中型企业改革”，另外一个是“科技兴农”。

崔凯写过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小品，写出来之后没得到认可。“这问题太沉重了，下岗工人能不能笑？不能。”崔凯说。

崔凯无奈转进科技兴农领域，硬着头皮看了很多农科院送来的学术材料后，写了小品《过河》，这个小品冲突不够，只好加入了一些歌舞元素来填补矛盾冲突的缺失，但这个宝莱坞气质的黑土地小品效果好得出人意料。

和当年戴着镣铐跳舞挖空心思想保留一点讽刺的种子相比，崔凯觉得现在春晚舞台上“尺度大了”，不过创作者似乎已经不太会讽刺了。

有乡政府的干部向崔凯抱怨，应酬都是身不由己，希望他不要再将批评的箭头指向乡政府。他也无奈地跟对方解释：“作为喜剧，不能写比你们级别高的了！”

2015年的春晚上，小品《投其所好》的反派仍然是一个科长，但是一上来“郝建”就说“老局长被苍蝇拍拍进去了”。算是打破了科长以上无贪官的惯例，所谈论的话题包括贪污腐败、裙带关系、权色交易和跑官要官。

“那个剧情不符合生活规律，一个科长怎么可能拉着手下，告诉他自己是怎么爬上这个位置的？”崔凯反问。

网络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批评，尤其是“局长”出现之后小品画风突变，局长用雷霆一般的正义语言挫败了“马科长”的马屁，从深渊的边缘拯救了青年临时工郝建，这被批评太过生硬。

“反腐败题材的作品什么时候都可以写，但要艺术化的表现主题，而不是贴标签，正常的小品创作应该是从生活出发，或者参考基层作者的创作，先有大量的关于‘反腐’主题的小品，小品跟群众见面，知道观众是否喜欢，然后根据反馈再重新编排加工，最后上春晚。” 崔凯说。

“现在的情况是，假如今年确定有反腐这个主题，为了这个主题凑节目，用碎片化和不合逻辑的故事来串一个口号式的小品，这实际上叫主题先行，不符合规律。”

不过对央视春晚来说，这样大规模的见面、摸底会导致严重的泄密—苗阜、王声曾经准备的相声《座右铭》就是因为不符合保密协议而被更换。

在牛大叔和马乡长的时代，互联网还没有那么普遍，一个小品今年没通过，还可以下一年再来。

崔凯和赵本山、范伟的《红高粱模特队》因为“牛大叔”而等了两年，直到1997年才重新登场。

背负着社会责任的讽刺在商业上并不比没尖没刺的作品更成功，在今天的各级电视台上，《红高粱模特队》还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播，《牛大叔提干》重播的频率，要比它少得多。

赵本山和崔凯为《牛大叔提干》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多，1996年春晚，“牛大叔”挖苦乡长秘书之后的第二年，范伟在《三鞭子》里扮演了一位县长，农民老赵对他下基层表示怀疑：“这条道哇没人修啊，全是坎来尽是沟哇。坐轿车的来喝酒哇，喝完小酒往回溜哇。驾！这条路哇真特殊哇，多少年来不给铺哇，春耕化肥运不进，大棚柿子运不出哇！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

最终范伟许诺修路，而农民老赵三声鞭响，老少爷们儿一起动手，把县长的车从泥沼中抬了出去。

这个主旋律作品流传不广，收紧的尺度和满满的正能量被很多人看作是创作者和表演者对前一年讽刺用力的一种补偿。直到1997年，赵本山、范伟和崔凯用《红高粱模特队》这种圆熟的乡村题材再次登上春晚。

1998年赵本山、范伟演过小品《拜年》。赵本山提着“俩王八”去看范伟扮演的乡长，回到了歌颂式小品的老套路：怕事的送礼者、打圆场的媳妇和开明的领导。

无论赵本山、崔凯还是最早打电话动议做反腐题材的导演赵安，他们之后都再也没碰过反腐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