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如果不能自由表达，你听到的大多是假话

本刊特约撰稿 / 茜文

张维迎：如果不能自由表达，你听到的大多是假话

本刊特约撰稿 / 茜文

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主张计划经济，

那么你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的，

都是赞成自由的。

——茅于轼

你有本书叫《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怎么理解“新启蒙”？

我们一直到甲午战争以后才开始认识到启蒙的重要性，但是到上世纪20年代就结束了，我们用主义代替了启蒙。“文革”之后我们又开始新的启蒙，但是到1989年就结束了。我们近代两次试图启蒙都夭折了，这使得今天人们的好多观念没经过启蒙的洗礼，处于混沌状态，好多认识甚至还不如100年前。梁启超这些人，比我们现在好多人的认识都深刻。所以，没有观念的变革，人类不可能进步。

不可能进步。

关于言论表达这件事，你曾说“历史上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都是对思想自由的破坏，我们今天更应该反思”。反思的是什么？

无论什么样的观点都应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不可以用非市场的方式强制某一种观念不能说，也不能用权力和资源吹捧某一种观点，因为那样做的结果会使大家讲假话。如果不能自由表达，你听到的大部分是假话，那我们人类怎么合作？

对那些负责生产你常说的“理念”的人，什么是最重要的？

生产理念和思想的人首先得诚实。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诚实，对自己不诚实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社会。大家都不应该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更不应该宣传那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这对人类的损害太大了。我多次引证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堕落到宣传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法国人托马斯·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近期风靡世界，他认为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你怎么看他的观点？

他这本书有好多错误。一个错误

是我们不能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十的人占有的财富比例，而要看这些人怎么起来的。比尔·盖茨的爷爷跟比尔·盖茨是两码事。有创造力、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给社会带来财富的同时他自己变得富有了，他怎么能富有，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创造这样的机会。我们现在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真正有关系的人谁去当个体户，谁去做生意？没有。但就是没有关系的人做了，最后他们变成了富翁。但是过去十来年，人们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大部分人是靠关系甚至金钱被提拔的，极少数人是靠才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这些人的才能得不到发挥，就会变成社会的反对力量。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做一点牺牲、受点委屈怎么了？”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全世界都有功利主义。我必须说的一点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树立权利的概念，所以我们的功利主义可能比西方要强得多，西方很多的权利有基本的法律保证。我们只是叫做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或者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那你受点委屈怎么了。我想这个有点过分了。我也不是说功利主义一无是处，但我们至少应该反思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树立一个观点，（人们）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去侵害。如果我们树立不起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今天损害的是别人，明天损害的就是你自己。我对经济学的不满有两个方面，实际的角度讲，它不是对事实最强大的描述，它忽略了很多东西，如忽略了企业家精神，结果思想理论最后变成反思想的理论。第二个，从它的规范角度来讲，它提供的很多政策推荐，缺少好的基础。过去大家说，为了效率，我们不会考虑其他东西，但我们最重要的是人类本身的幸福，而不是我们多少GDP，不是我们盖了多高的楼就幸福了。

有人称你为“思想的产生者、传播者、实践者”，你怎么看这三种角色？

我哪方面做得都不是很好，但我自己更喜欢做一个思考者。我喜欢过沉思的生活，但过沉思的生活也不太容易。我们人类的进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要适应这个环境，环境就是我们造成的。我们人类避免不了犯错，我们确实很无知，我们经常好心干坏事，我们唯一避免巨大灾难的就是给我们更多的思想指引，所以我也愿意为推动思想市场、思想的自由做自己的努力。

张维迎 / 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