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源：过于喧嚣的孤独

本刊记者 / 袁凌

曹思源：过于喧嚣的孤独

本刊记者 / 袁凌

享年68岁的曹思源，一生致力于宪法研究和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拖着病身、顶着坏天气，不错过任何一次宣讲法治和普及宪法理念的机会。这是一条铺满荆棘但也开满鲜花的险途，曹思源孤独地穿越喧嚣的时代，为一个国家寻路。

2014年11月27日晚上，曹志芳和奶奶一起从加拿大飞回中国，赶到301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门外，只能透过玻璃瞥见插着吸氧管陷入昏迷的父亲。没有人能够再与他对话。最后几天，妻子陈彬彬和探望的友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消音的曹思源。

这不是平素口若悬河，引导全场话题的他。

12月2日，八宝山殡仪馆东厅数百名簇拥告别的人群中，曹思源躺在棺木里，像生前一样平和亲切，只是失去了口齿清扬的神采，唯余一副镜片微微闪烁，似乎往日思想的余光。在轻柔的圣歌与音乐中，这位一生投身于时代喧嚣中的思想者，终究归于平静。

“他比较寂寞。”博客网创始人王俊秀告诉《博客天下》，曹思源曾经发来以落实宪法为主题的诗歌邀请他唱和，王俊秀没有回应，电话中曹思源有些失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名满天下的“曹破产”缺少社会活动，“我请他讲座，他特别高兴，说要珍惜这个机会”。

和曹思源同门受教于学者于光远的周拓称，曹思源虽乐于投身社会思潮的漩涡，终身不怠，实际却难逃游离于体制、又超前于同代人的宿命，“思想超前两步是先烈，超前一步是先驱。他在烈士和先驱之间晃悠”。

从江西景德镇的偏僻小巷出发，到上世纪80年代因推动《企业破产法》出台名震遐迩，再到时代转折后的沉郁，以致近年热烈与寂寞的双重变奏，曹思源和他身边次第逝去的80年代“先行者”同人一样，注定行走在时代喧嚣与精神孤独的双轨之间。

或许是出于孤独感的催迫，68岁的曹思源走得快了一些，早了一些。2013年患癌后，曹思源曾经写下诗句“壮志尚未酬”。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曹志芳感到父亲在与时间赛跑。最后时刻，几乎无人预料到他急迫的脚步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对讣告觉得意外。

他是那个独自撞线的人，尽管终点尚未抵达。

思想的口粮

2012年，新华社甘肃分社原社长林治波发表微博，称“3年困难时期”未曾大规模饿死人，引发曹思源在内的诸多学者激烈批评，最后以林治波道歉承认史实告终。

曹思源加入此番论争，无疑含有早年的记忆触动。1946年曹思源出生于景德镇一幢两家合住的老旧竹笆房里。高中同学项英芬回忆，他的饭量大，票证供应量却有限，经常吃同学匀的饭，也常和同伴搭伙省钱，到学校的坡下买荞麦糊糊充饥。当时的照片上，少年的曹思源体貌清瘦，与以后判若两人。

但对于这个喜欢戴围巾加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少年来说，知识是更不可或缺的口粮。曹思源出生于裁缝世家，父亲曾经想让这个独子承继父业，幸亏同样是裁缝的母亲开通，学校老师又到家力劝，“会读书”的曹思源才幸免辍学。

曹思源读的远远超出了教科书。1964年中苏论战期间，曹思源负责给全年级同学讲解中方报纸登载的“九评苏联共产党”，时间长达两堂晚自习，包括了大量他自己的思考发挥。与他搭档念报的项英芬和同学们一样感到，晚自习的时间比“照本宣科”的政治课过得快得多，甚至有人提议政治课改由曹思源来教。

“他的口才好，讲的好多是课本和报纸上都没有的。”班主任韩振铁回忆，早在上初中时，曹思源就在学生会担任全校报纸的收发，阅读了大量时事知识。曹思源自己也曾透露，他初一已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韩振铁老师和另一个同学黎维英，担当了曹思源的购书助手。韩振铁曾帮他买过厚厚的《汉语大词典》。黎维英和曹思源是隔一条弄堂的邻居，因为在新华书店有亲戚，她从中学开始帮曹思源买书，一直持续到“文革”后期，其中包括内部发行的“灰皮书”。一本《朱可夫回忆录》，花去了曹思源十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重大开销。曹思源母亲王桂香曾告诉黎维英，曹的工资“全换成了书”，生活费则由家里负担。

因主持起草了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曹思源遂得名“曹破产”。他创立的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曾鼎盛一时。

1964年，政治科目突出的曹思源，如愿考上江西省委党校，不久却赶上了“史无前例”，毕业后“下放”到景德镇黎明制药厂，担任缩合车间工人。当时曹思源曾在诗中慨叹“出世以来多风浪，未料今朝做缩合”。但他吸收思想口粮的进度并未停止。曾在车间和他搭班的赵永林回忆，“三班倒”工作间隙，曹思源在热腾腾的车间里埋头看书，从不参与工人们的牌戏。曹思源当时写下的诗句里，还有看书一整天错过吃饭的记载。

除了让黎维英帮助买书，曹思源的另一办法是利用节假日坐车去南昌母校借书，提满两个大旅行袋带回来，下一次节假日还旧借新。这种锲而不舍的“取经”，让当时交游的同学黄河浪感到非常佩服。

在匮乏的年代里，吸纳了多于平常人的口粮，自然会有所产出。早在“九评”读报期间，曹思源曾对项英芬表示，中苏交恶后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与小国阿尔巴尼亚的交好得不偿失。

“文革”之初，曹思源属于“保皇派”，埋头读书。教师戴高帽挨斗的场面使他受到惊吓，以致生病休学。连带早年对于批判“右派”老师的怀疑，让他早早开始反思极左体制。他的名字，也在这时由早年的曹海泉改成了“思源”。1968年9月，曹思源夜游住处附近的莲花塘，写下“叩问缘何遭此劫，腥风血雨苦追寻”的诗句，透露了改名的含义。

追寻的成果，使他在1976年于景德镇党校工作期间，开始写作生平第一篇论文《左倾领导路线剖析》。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情形下，写作颇有风险，关系密切的黄河浪也只是听说有这篇文章。

这篇长文可称曹思源早年的思想探索总结，他从“大跃进”开始系统梳理极左路线的经济脉络，重点涉及所有制和分配问题，其中并不避讳地提及领袖毛泽东个人的推动作用，又总结了极左路线“全面专政”、“践踏宪法党章”的政治特点。这奠定了曹思源此后注重所有制和宪法实施的学术方向。

对于曹思源个人来说，这篇文章帮助他跨越了从景德镇到北京的命运门槛。1979年曹思源报考中国社科院研究生，英语不及格，导师于光远看过曹思源的论文，认为他对政治路线的见地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再加上长期苦读使得曹思源对《资本论》的某些章节“倒背如流”，考虑再三决定破格录取。

这篇文章还给曹思源带来了陪伴终生的伴侣。妻子陈彬彬回忆，起初她对相貌平平的曹思源并无感觉，但看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惊讶于他对“文革”反思的超前与清晰。陈彬彬当时熟读法国文学，认同一位文豪说的“不一定要有伟大的身躯，要有一颗伟大的心”，因此接纳了外地来京的曹思源。

背负着沉甸甸的思想口粮，曹思源从景德镇源河路的陋巷出发，辗转来到了政治和学术中心北京，站在时代思想的一线。这是他在喧嚣的政治年代里，孤独摸索而得的唯一道路。

破产风云背后

1979年的一天，北京东四十四条胡同一间烟雾腾腾的平房里，《今天》编辑部成员的一次烫火锅聚会上，陈彬彬初次见到了曹思源。并非文学青年的曹思源参加这个聚会，是出于对风行一时的民间刊物和其背后社会思潮的兴趣。

对时代思潮的敏感，很快在读研的曹思源身上显露出来，使他这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往往成为课堂话题的焦点，不过更多是批评的焦点。于光远习惯于让弟子们轮流宣读自己的论文供大家讨论，曹思源受到的质疑最多，据陈彬彬回忆，最激烈的批评声往往来自周拓。

虽然如此，周拓却认为曹思源拥有多数出身城市的同学不具备的“底层思维”，在对时代敏感点的把握上天赋异禀。提出制订破产法和修宪，都是这种禀赋的体现。

早在1981年，修改宪法的决议刚刚通过，求学中的曹思源就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十条建议》。破产法的思路，则从黎明制药厂时期已经发端。“文革”时期流行磨洋工，某个企业连续亏损十几年，宣布整顿一年后无效，上级毫无办法，让曹思源对于企业永远不死的后果有痛切之感。读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论文《试论国家所有制的问题》，开始尝试探讨让国有企业“破产”。

在从中央党校调入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后，借助当时的总理“制定一批经济法规”的批示，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始推动“企业破产法”的制定。这几乎是把一个在国人脑中斥为“资本主义”的货色，硬塞到80年代半生不熟的现实里。

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的李曙光，这一时期成了曹思源的助手。二人结识之后，曹思源向他咨询破产在法律方面的依据，“第一个问题，就是债权债务在法律上怎么说”。此后曹思源让李曙光帮助他寻找破产法资料。本国法治史上，曹思源只能找到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教材，以及李曙光提供的晚清破产律和日本等国的法律。借助贫瘠的资料，并无法学背景的曹思源开始勾勒破产法的蓝图。

李曙光对此事起初并无兴趣，是曹思源在大学讲演时的热情，以及两人到武汉、沈阳等地调研时接触的实情说服了他。陈彬彬回忆，每次曹思源从外地回来，都带着一大箱子回收的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是普通的企业职工和干部。

在人大推动这部法律面世，更是艰苦无匹，担任“破产法起草组长”头衔的曹思源，更像是对着风车挑战的堂·吉诃德，不仅要面对人大的阻力，还要平息起草组内部的争论。从最初的零票支持到最后的高票通过，妻子陈彬彬印象最深的，是曹思源游说人大代表的锲而不舍。

一向心地宽阔的曹思源，郁闷之下曾在下班时握拳捶墙，旁人询问只能回答“锻炼身体”。

曹思源1988年1月出版的《企业破产法指南》，有一篇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作的序。而在几个月前，黄华还不认识曹思源。曹思源先将自己生平的第一本著作《谈谈企业破产法》寄给各位人大常委，又利用国务院的电话机，挨个打电话去询问，然后上门拜访。身处高位的黄华就是这样从素不相识到被他说服。

女儿曹志芳的感受则是，她很难见到父亲。为了打电话方便，曹思源经常住在单位宿舍，曹志芳在同学们眼中成了孤单的孩子。“我的感觉是她爸爸总是不在”，和她要好的同学王某说。偶尔曹思源从单位带回来好吃的东西，成为亲情的难得慰籍。

《企业破产法》在1986年底通过，“曹破产”名声大震，却在体制内愈形边缘化。陈彬彬对《博客天下》回忆，由于曹思源心思扑在破产法上，一再趁公派出差之机搞民意调查，引起单位领导不满，短短数年间辗转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体改委几个单位，级别工资一直原地踏步。由于名声太著，曹思源难以被单位容纳，到了发表文章都不能署名的程度。有媒体记载，一向心地宽阔的曹思源，郁闷之下曾在下班时握拳捶墙，旁人询问只能回答“锻炼身体”。

告别体制成了唯一选择，从小怕水的曹思源就此决心“下海”。

经由担任四通发展部部长的周拓牵线，曹思源回绝了有体制背景的首钢研究院，选择了民营的四通。李曙光回忆，与公司负责人见面一席谈前夜，曹思源激动不已，两人抵足而眠，商量研究所的名字和方向，一直到凌晨3点。

四通出资20万元支持之下，曹思源成立了人财物独立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租下了中关村南边一处平房，确立了政治、经济、法律、文化4个方向，又和他当初推进破产法一样意气风发，只是方向转为政改和法治。

为曹思源逝世撰写悼词的王建勋，当时被四通公司安排协助曹思源。王建勋提出集中力量在一个方向，未获想要大展宏图的曹思源采纳。不久之后，四通研究所主持在首都图书馆召开了数百人的宪法研讨会，一连三四天“流水席”式开会，国家部委派员旁听，王建勋在会上也做了发言。陈彬彬回忆，曹思源在会场异常兴奋，“只顾跟这人握手那人聊天，我催了他好几次，中午饭还是没有吃”。晚上曹思源在研究所平房的沙发上过夜，第二天继续开会。

窗口期不长，气候变化，“四通”很快人去屋空。全面改革的海水退潮，曹思源再次经历人生搁浅，一年多销声匿迹，和众多同时代人一起，作别了“曹破产”的风云岁月。

热烈与寂寞

重新开张之时，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换了曹思源本人的名字，“四通”也变成一通，专门从事破产与兼并咨询。

时值邓小平“南巡”重启经济改革，破产兼并咨询业务一时也颇为热门，事务所牵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企业破产研讨会。李曙光回忆，参加者包括一些以后成为中央高官的地方国企领导人。

到了90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在朱镕基总理强推下破局，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鼎盛一时，最多时有20多名员工。80年代“曹破产”的影响力，此时得以真正变现。但这个功成名就的领域，已经装不下曹思源的视野。

十余年间，他触碰的课题包括私有制正名、银行业改革、法院垂直管理和设立巡回法庭、人大旁听制、宪法落实等，无一不是时代躯体上的敏感点。

其间的一件轶事，是曹思源1999年给一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当面送书。陈彬彬说，曹思源完全出于临时起意，事前未曾对她提到类似想法。曹思源在《财富》年会上寻找机会“不期而遇”，自报家门，恰巧当年推动破产法时曹思源曾到上海调研，二人曾有交流，这位领导人与曹简短交谈，并收下赠书。这和请黄华作序颇有神似。周拓回忆，当时听到这件事的心理反应是“行啊，这老兄，又抓住机会了”。

曹思源更津津乐道的，则是两本书的内容：一本《破产风云》，一本《人间正道私有化》，后者正好切中当时的国企体制改革。

在不断追踪热点的同时，曹思源始终对宪法领域保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关注，在研究东亚以至世界各国宪法上面投入了最大的精力。对于眼下的强调法治和“依宪治国”，曹思源乐观其成。

电脑和外语，是曹思源从事各国宪法和转型研究的拦路虎。为此，身边的亲友都被深深卷入。“他抓住身边的所有人做事。”曹志芳说。

曹思源著作的初稿，是写在大张白纸上，由妻女或助手输入电脑，再打印出来供曹思源修改，然后再次录入，往往重复修改几十次，完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外甥女陈如意曾担任曹思源的助理，查找资料、录入输出手稿是她的日常任务，此外则是整理大量书籍。即使是假期前来北京看望的小女儿付志珍，也和姐姐曹志芳一起帮他校过稿。

妻子陈彬彬是投入最多的人。除了查抄资料、录入稿子，拥有文学功底的她还帮助润色文字。“我觉得他写的语言干巴，有骨头无血肉。”但她的改动不一定会为曹思源接受，常常改回去，“他是个非常固执的人”。

老友王建勋是曹思源悼词的起草人，生前承担思想切磋和文笔把关的双重任务。他说自己一直是曹思源文章著作的第一个读者，甚至从提纲开始介入。二人交流意见后，曹思源修订文稿，很多时候还要另外请学术大家把关。“他大肚包容，遇到水平超出他或相当的人，随时像海绵一样吸收营养，又称为他的创见。”遗体告别仪式上，王建勋把“大肚能容天下事，笑口常开人未言”这两句评价写在了挽联上。

王建勋感到可惜的是，曹思源兴趣过于广泛，思维又跳跃，不能集中在一个领域上深耕。“比起专门的宪法学家、政治学家，他深度上达不到。”但从全面推进社会思维上说，他又觉得曹思源“火光四射，无人可以比肩”。

在王俊秀看来，单纯的学者或思想家，并不是曹思源确切的位置。“他天生是做智库的料。当时在中国，他的起点最高。”他天生不是激进的愤青思维，总是在改良的法治轨道上发出声音，像一个技巧高手，不避风险地寻找社会的平衡点。

他天生不是激进的愤青思维，总是在改良的法治轨道上发出声音，像一个技巧高手，不避风险地寻找社会的平衡点。

在追悼会上宣读悼词的苏小玲分析，曹思源在政府体制内待过多年，熟知体制弊端，又下海在市场中打拼，加上早年出身于底层奋斗的经验，使他具有“一个学者的视角，又有政治人物的敏锐，对依法治国有非常深的理解，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上世纪末，曹思源被国外媒体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和“亚洲风云人物”。

智囊的定位，显然是曹思源非常看重的。通过“游说”和呼吁来影响顶层设计，是自“曹破产”以来的一贯目标，时有潜移默化之功，虽然功劳不会直接算在他的头上，究竟怎么算也是个问题。朋友们感到，他对此虽然偶有矜夸，却并不真正在意。

但这样的身份定位，也往往使他腹背受迫。一部分观念相左的网友赠予“外国货小贩”帽子故不可免，在推动社会转型的阵营内部，有人说他天真，“缘木求鱼”，却也有人骂他为试图两面得利的“渔翁”。

自然也有更多安慰的例子。曹思源的事业，不乏年轻人的主动帮助。一位叫曹剑的破产咨询所员工，替他将整部《世界宪法大全》扫描到计算机上，又帮他打印出来并做统计。曹思源身后，曹剑还承担起治丧联络人的责任，每天接无数个电话，陈彬彬说他“嗓子都嘶了”。

另一个年轻人与曹思源偶然结识后，主动打理曹思源的各个网站微博、博客，还发表了遗体告别仪式的微博。一帮年轻人曾经受曹思源影响很深，后来转向国学，告别仪式上他们也出现了。

曹思源喜欢交友，在他的邮件组里有4000多个地址，每篇文章写出来，都会让妻子群发给友人们，听取和回复各种意见。有了新诗作，还会邀请大家唱和，把这些唱和印成《以诗会友》的集子，作为他在各个场合馈赠给新旧朋友的礼物。

仅仅2013年中秋节一首以“新梦、新梦，普世合力无穷”结尾的《如梦令》，就附列了36首和诗。记者也曾有幸在一次讲座后的AA制聚餐上，得到曹思源亲赠一本《以诗会友》和一本《东亚转型启示录》。

与曹思源长谈过一次的温克坚回忆，曹思源“热情如火”，跟人自来熟，毫无芥蒂和戒心，这也是记者在那次聚餐上感受到的。虽然他开口滔滔不绝，却也能友善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刻意压倒和说服别人。即使是女儿正在上高中的同学，跟他聊聊社会，他也是“特随和，从来不反驳你，听你说完呵呵一乐，说你这么想的”。这位王姓女同学感到，他是多元的，身上就没有偏激的气味。

曹思源的“多元”风格，也体现在得癌症之后选择是手术还是吃中药这件事上：他将所有赞成手术和反对手术的意见划成“正”字，依据两边笔划多少来决定。

但在多数时间里，激情如火、感染全场的曹思源缺少这样的机会。很长的年代里，他只能待在家中，经由妻子和助手用电子邮件和外界交流。大女儿成人之后，成了他的思想交流伙伴。住处附近的古城公园，是父女晚饭后散步聊天的地方。

“我跟他说些自己想不开的事情，他就开导我。家里的事情他永远是和事老。”曹志芳回忆，父亲让她的个性和能力自由发展，譬如让她很早自己做一些家务活，洗衣服之类，周末发零花钱，相当于“工资”，为此母亲陈彬彬曾经不理解，“爸爸说这样我有主动性”。

成人之后，父女思想上的交流更多。“对人生、事业的看法，了解到他的思想，理解他事业的意义。”曹志芳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她讲述社会的螺旋形上升，看似的重复其实是有意义的。这使她理解了父亲对于中国现实的乐观态度。

2003年曹志芳远赴加拿大，事务所的员工也因故先后离开，曹思源有很长时间只能待在家中，通过妻子或助手以电子邮件和外界交流。在他这一时期的诗句中，留下了“轻挑窗帘看晓星……猜是谁人来短信”的记录。一件轶事是，有天晚上曹思源下楼在小区内散步打太极拳，回家时，楼下守候他的人已经睡着。曹思源上楼之前，不忘叫醒这位尽职责的年轻人。

2013年春天曹思源身患胃癌，手术成功后写了一首《如梦令·叩谢》，向亲友致意，远在加拿大定居的曹志芳也有和诗。在原诗初稿和女儿的和诗里，出现了“上帝”和“蒙爱”的字眼。

曹志芳透露，父亲在患癌不久前接受信仰，原因主要是她的影响。在她看来，父亲的事业和信仰是一致的，“他牺牲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时间，和家人相处的机会，做一个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事情”。接受信仰之后，曹思源开始把自己的事业视为上主赐予的使命。

12月2日的追悼会上，身为党员的曹思源并未身覆党旗，只是盖着一床有十字架标志的白色被单。

与时间赛跑

得到曹思源突然去世的消息，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太意外了，太早了些”。

对于曹思源自己，这个变故更加意外。2012年生日他曾经对陈彬彬说，自己可以活两个60年，如今第二个60年刚刚开始，相当于只有8岁，还可以干无数的事情，亲眼看到社会转型成功。

但他在此前后的人生，却像是一个意识到自己无法撞线的选手，用尽全力，一直在冲刺。

在短短的20余年中，曹思源出版了30余种著作，内容涉及破产法、私有制、国企改革、宪法、各国转型研究等领域，除了少数合著，都是他在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夜以继日”是曹思源写作状态的准确描述。曾任助理的陈如意介绍他的作息时间是：早晨6点醒来，吃饭后出门打个太极拳，睡一小会儿回笼觉，8点半开始干活，到12点吃午饭；午饭后散步回来，休息一会儿，两点多开始干活到晚上6点；吃完晚饭，再休息一会儿，8点半左右起来干活，“以后就没点了，通常到1点多”。

陈彬彬说，有时凌晨两三点，他脑子一动又爬起来，到隔壁坐几个小时，一直到亲人们醒来才睡去。同学到家里来玩，一家人说话，曹思源忽然会消失不见，去看书。他书房四壁被书籍占据，所有人送来的书他一定要看过一遍再上架。

在传播思想的跑道上，除了与时间竞赛身位，金钱的栏杆，也是曹思源必须跨越的。尤其是夫妇下海，书籍又大多没有稿费收入，庞大的出版费用成了家庭的重压。除了一些企业人士赞助，早年破产咨询业务的积蓄，成了不断被曹思源动用的家底。这不免会给家人带来压力。

有一次，妻子陈彬彬和他发生了冲突。一名书商许诺可以让曹思源的书公开出版，需交费5万元。“他让我寄钱，我心有疑虑，始终没寄。”曹思源发现后和妻子大吵一架，陈彬彬一气之下打了款。后来书并未出版，曹思源找书商索要，也没能追回。

读书写作之外，曹思源利用一切机会参加社会活动，也不免花销。温克坚2008年在杭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与曹思源谋面，随即到曹住宿的宾馆长谈，使他意外的是，曹思源并未像其他参会嘉宾一样住在一家四星级酒店，而是住在旁边的如家宾馆。他推测，曹思源参会应是自费，目的只是为了在会上传播理念。

即使是在一次由作家阿城主讲“河图洛书”的传统文化讲座上，应邀到场的曹思源也抓紧发言机会宣讲法治，甚至引发了主办方小小的尴尬。

身患癌症之后，曹思源并未放慢脚步，倒似乎进入了加速轨道。医生叮嘱晚上11点半以前睡觉，曹思源遵守几天就不行了，“该干吗干吗”。学者吴伟感到，这一年他收到曹思源的邮件文稿更多，“有一种时间不够了的感觉”。这一年曹思源主编了非常重要的《亚洲宪政启示录》，在他发病之前，一本有关宪法研究的新作已经改到11稿。

2014年3月，北京重度雾霾，曹思源仍然执意出门参加活动，回家后患咽炎，打了3天点滴，癌细胞指标迅速蹿升。5月，曹思源去湖南和当年曾协力推动破产法的学者温元凯一起，参加了一次大型讲座活动，下着大雨，场面却极其火爆。事后对陈彬彬讲起，曹思源依旧兴奋异常。9月去江西景德镇、浙江宁波、南京的连串奔波，则被陈彬彬认为是“送了老曹的命”。

这次活动是高中同学毕业50年联谊会，一向体型丰润的曹思源显出消瘦，却连轴会见各个群体的同学、校友，每次聚餐必然放谈社会与理念，有时还受到“莫谈国是”的婉讽。除了同学聚会，曹思源又到南京去看望生病的小女儿，去浙江参加一个企业家邀请的会议，兜转一圈之后回到景德镇。

离开景德镇之前，曹思源扭伤了脚，却仍然由黄河浪陪同，去看望了一个80多岁的网友李西林老太。两人通过电子邮件认识，观念相投，成为忘年交。黄河浪的电动车无法载着曹思源直达李家，两人不得不步行一段，3人随后又去找饭馆，脚伤的曹思源行步艰难，“几百米的路程走了半小时”。李西林至今“一想到就难受，感觉是害了他”。

回京之后，癌细胞指标再次飙升。但曹思源并没有停下来。11月15号的一次聚会座谈，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又是一个重度雾霾天，陈彬彬后悔的是，这天自己没有同去，结果曹思源很晚才回家，神态极其疲倦。一位在场者保存的会议记录显示，曹思源当天的发言纪要密密麻麻占了一大张纸。这是他最后一次宣讲宪法理念。

第二天起床，曹思源胸闷气短，夫人陪他到人民医院检查，从此再也没能回家。

11月27号早上，被隔离在重症监护室的曹思源给妻女发了一条手机短信，以一贯的乐观口吻说：“胜败兵家常事，我的病也有两种可能。当然我们要全力争取胜利！”这成了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信息。中午，曹思源陷入昏迷，第二天凌晨去世。他的冲刺走到尽头，胜负已无关紧要。

12月2日，受同学会委托来京吊唁的项英芬赶到八宝山殡仪馆东厅，见到的是一别两月躺在棺柩里的老同学。她在悲伤之余稍感意外，现场笼罩在圣歌和电影插曲宁静的音乐中，家人、亲友神情平静安详。在舒缓的音乐中，她的心也渐渐安宁下来，和缓缓移动的人群一起，向灵柩中的曹思源告别，“最后一眼看他时，我的心情非常平安，感觉他是睡着了”。

诗人叶匡政也在告别的人群之中。最后一次目睹曹思源平和安详的面容，他想到了两行外国诗人的名句：

他的一生像鳟鱼在蓝色激流中跳跃，

最终却安宁地走入那个良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