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接受是我最大的哲学

刘君萍+张卓

参加完5月举行的戛纳电影节，张艺谋的《归来》之旅结束了，不在片场的日子里，他通常待在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工作室，从中午持续到凌晨2点，工作“分秒不休”。

在《张艺谋的作业》的作者方希眼中，张艺谋永远是“一直在死磕自己，真的要把自己磕死”。

方希是作家、图书出版人，与张艺谋工作室的文学策划周晓枫是好朋友。2010年张艺谋动身拍《金陵十三钗》，发现家里有很多老照片，担心搬家就丢了，周晓枫建议把这些照片结集出版。张艺谋本讨厌给自己树碑立传式地出书，但周晓枫的提议让他心动，所以找来方希，做访谈，聊照片背后的故事、成长经历、电影之路。访谈自2010年开始，2012年结束，成稿、出版。

两年多时间里，方希在张艺谋工作室和他聊，有时插空聊一两个小时，有时连续聊12个小时，时常聊得方希“已经完全脑子不转了，就像个傻子一样”，但张艺谋还在“满场飞”，张艺谋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演故事”，“80%都是站起来演的，他现在是这个角色，然后突然又变成那个角色，还有画外音。”

这之后方希和张艺谋成为朋友，现在也偶尔去参加他的剧本讨论会，但她不愿意像周晓枫一样待在张艺谋身边长期工作，因为“怕消耗”。

周晓枫抱怨，跟张艺谋干活，相当于接受某种程度的劳动教养。锻炼之后面对两种结果：“或什么苦都能吃，举重若轻；或因工致残，生活不能自理。”

一次，张艺谋正谈得热烈，忽然想起另外一事，出去交代。讨论已至深夜，周晓枫喝的3杯咖啡已经不起作用，“眼神和世界观又是一片模糊”，赶紧又喝了一杯。张艺谋回来后，宣布会议结束。“咖啡刚刚下肚，早知根本用不着喝。”—“哎呀，刚喝咖啡？可不要把能量浪费了，那咱们接着谈。”

张艺谋爱开会，眉飞色舞，神采奕奕，激情澎湃，手舞足蹈。方希曾亲眼见过一位知名剧作家“已经没法反应了，因为消耗得太多了”。 顾小白说：“比如上午开《金陵十三钗》的会，下午可能就开另一个会了，那一组编剧再进来，再开，一直开到晚上，他又和副导演或者美术、作曲再开会。”有的人不善于当众表达，有的人觉得自己说话难听当众给张艺谋提意见不合适，张艺谋就换一种方式，单独聊。

在外拍戏时，张艺谋习惯回到酒店马上开会。20年前拍《活着》，每逢通知开会，剧组人员已不说“开会”，而是互相嚷嚷—“运动”喽！这是导演谢晋的电影《芙蓉镇》中的最后一句台词。

王斌是张艺谋早期电影的文学策划，合作过《活着》等电影。王斌记得，那时候常听到巩俐站在楼道里扯着嗓子喊：“各位‘经理，开始运动喽！”会议经常开到凌晨3点，大家困得都睡了，“艺谋对这一切仿佛视而不见，继续逮着还在那儿硬挺着的葛优和我神侃。”葛优扛不住了，躲进角落，把剧本往脸上一盖，背面写着两个字：“活着”。

《活着》有大量的皮影戏，夜戏很多。严冬12月份，有一天，天快亮的时候，整个剧组一二百号人全都睡着了，巩俐裹着军大衣也睡了。“艺谋还想干，可是大家都干不动了。艺谋只好像条狼一样的，一个人很孤独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编剧芦苇对记者说。

等折磨完别人，张艺谋开始第三轮工作：剪辑。他习惯白天拍，晚上剪。孟佩璁自2011年《金陵十三钗》起担任张艺谋的剪辑师。她告诉记者，导演往往花4到5个小时剪当天的素材，一般天快亮了才睡，第二天一早接着拍。讲到这里，孟佩璁的丈夫、特效制片人谷平湖忍不住补充：“我觉得他是一外星人。”他也曾在张艺谋剧组担任过剪辑师。

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是张艺谋的大学同学，认识36年，是非常交心的好朋友。他印象中，张艺谋时常“把编剧给弄跑了，那真是好多编剧。N多编剧，N多副导演，最后熬得呀，说导演，我们不干了，我们不行了。”

《山楂树之恋》的男主角窦骁接受采访时说，他记得当年“所有的戏都是20遍起”。有一场戏，静秋到医院问老三是不是得病了——实拍92遍，不加提前练习的20遍，总共演了112遍，从上午11点拍到了下午6点，“最后真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边在交代什么词儿，我说的词儿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在文学策划王斌眼中，张艺谋是他见过的最愿意听取意见的导演。他会让助手把每一次会议的批评意见记录下来，贴在墙上，拍戏前反复看，反复分析。但心里坚持要干的，绝不让步。

周晓枫与张艺谋合作8年，两人时常吵得面红耳赤，“有的方案，一点都不可能完成，他就不信。有时候我们做了半年、八个月，一个字没留下，你说你多难受。”

她批评张艺谋，“他是个艺术上敢于冒险的人，愿意为此付出头破血流的代价。所以，一旦发生方向性错误，张艺谋的认真性格，帮的都是倒忙。别人只肯走到五十步的错误，由于他的刻苦努力，能坚持错到百里之外，乃至错到荒无人烟的死路上而不自知。从不敷衍了事，每个错误，都是他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勤勤恳恳去努力犯下的……他把品性上的优点，扎扎实实地转换为作品上的缺陷。”

习惯性恐慌

方希曾问张艺谋：“有没有想过哪一天可以把脚步放缓，甚至站住，看看，想想。”张艺谋说：““没有，我不能，我现在没法想象，就是我脑子里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画面。”

他解释，他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不会善待自己，不懂得享受。回想经历，一步一步碰上好机会，同代人比你有才华的不少，上一辈人就更不用说了，“你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另外，“我多少次都是抓住头发丝那么细的机会才到今天，我怎么敢浪费这个时间？不敢。”

作为一名图书出版人，方希接触过很多中国成功人士，张艺谋这种极度紧张型人格非常罕见。“恐慌”是张艺谋人生的关键词，若是忽略这些，就无法完全理解他。“从他个人的经历上来讲，他永远是个边缘人。”方希说，哪怕现在，“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江湖地位，但并不会因此而觉得安全，恰恰如此，他特别不安全。”endprint

张会军评价老同学最突出的特点是“想做事”，“他说，没有理由停下来，干吗不做呢？这是于自己，于社会，于其他人都有利 。”

“张艺谋是特别注意他的价值的，哪怕最开始为了自保做一个工具，那也是个价值。一个停下来的导演是没有价值的。”方希说。

事实上，了解张艺谋性格的人，都不会劝他多休息，都知道工作就是他的“舒适区”。张艺谋是全国政协委员，每年两会是他难得的能停下来、而且必须停下来的时刻，这时候，遇见大学同学张会军，坐下来聊天，会难得地吐露心迹，他说，他也累。“他说，我也一样，我也是人，我也要吃饭，我也要休息，但是……张艺谋老是那口头禅，说，‘这活儿，咱得给人干好了，得干漂亮了。”

曾和张艺谋合作过的投资人点评：“张艺谋品牌易于结合资本的重要原因有二，首先是其有着丰富的资本对接渠道；其次，‘牛、不配合、要价高、出尔反尔这些毛病，张艺谋一点也没有。”

执导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压力很大”，这是张艺谋唯一一次用了压力很大这个词。

“我相信所有人已经看出来了，中国人已经拿奥运会当自己的事情了。”张艺谋曾说，“我怎么敢设想这件事做坏了会怎么样？中国人都会觉得，张艺谋你辜负了我们，你让中国丢了脸，你让我们失去了一次珍贵的机会。”

北京奥运会后，2009年新电影《三枪拍案惊奇》遭到的不仅是批评，更是“难堪”。张艺谋心情很不好，方希帮他分析这个事儿，你做了一个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好，我们已经吃了一顿满汉全席了，然后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但你弄一拍黄瓜就上来，人民不答应啊，你觉得别人有错吗？

“啪”，张艺谋拍了桌子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涨红了脸，情绪激动，连骂了两句脏口。

“我告诉你，我当时拍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它弄砸了，我没觉得它是个多了不起的事。你们觉得了不起，那是你们的事，对于我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我觉得它弄砸了。”

这是方希见到张艺谋第一次情绪如此激动，还骂了脏口，“但他在10秒钟之内就迅速控制了自己”。

然后张艺谋对她讲：击缶结束，儿歌，接下来红旗入场，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黄着一张脸：“导演，你赶紧跟电视转播的人要求一下，电视很难看，拍出来不行！”“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的所有努力，那么多人的艰苦训练，付诸东流。接下来3个小时的表演，我必须坚守指挥台，还要留意各方传来的信息，”张艺谋回忆，“我沮丧极了。”

张艺谋至今没看过国内转播的开幕式：“主要是我自己的恐慌，阴影太重，我不忍看了，只要大家说都不错，这一篇就赶紧翻过去了。”

阿弥陀佛，没弄砸

PDP是由美国人研发以帮助企业了解员工性格的行为分析测试，方希曾给张艺谋做过一份，不到3分钟就做完了。“测试报告专家就跟我讲说，做了这么多份，像这个人，这么奇葩的东西，我仅见一两例。”

结果显示张艺谋拥有常人难及的精力值，“就是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像一节电池，用一个礼拜，差不多，没劲儿了，他用了一个月，还剩一半多呢。”另外，张艺谋没有强烈的性格倾向，各项数值比较均衡，“他是一个比较像变色龙的老虎。”—PDP将人类的行为风格大致分为5种动物：艺术家通常是猫头鹰，关注细节，完美主义；孔雀型看重他人的赞美，控制欲极强；考拉型平易近人，敦厚可靠。—张艺谋既是“老虎”又是“变色龙”，兼有领导力和适应不同环境的本领。

《满城尽带黄金甲》筹备时，张艺谋邀请芦苇参加剧本讨论，“我发现他有很大的变化，从当时很富有朝气，富有批判精神的一个人，已经变得非常实用了。”芦苇当面质疑剧本的价值观含糊不清，“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芦苇，你提这意见，我们先暂时把它搁置到这儿不论，就我们4个人的组合，一个他（指张艺谋），一个周润发，一个巩俐，还有一个周杰伦，这就能保证两个亿的票房，你信不信？”芦苇没敢回答，之后的结果证明了张艺谋的判断。

芦苇是《活着》的编剧，也是《霸王别姬》的编剧，但现在和第五代基本没什么合作了，他常住西安，“躲进小楼成一统”，不愿被商业侵蚀。以他的角度看第五代导演，不是被商业“裹挟”而是彻底“毁灭”。他记得拍完《霸王别姬》后，陈凯歌把他叫到北京讨论下一个剧本。“他派个车接我去，派了个凯迪拉克还是加长版，我从来没有坐过那种车，而且那个司机是一个女司机，戴了一双白手套，然后把那个车门帮我打开……里边就有酒和饮料。当时见了凯歌以后，我就跟凯歌说了一句话，我说，凯歌，你以后要被名声所累。”

时至今日，芦苇回忆与张艺谋在《满城尽带黄金甲》时的那场谈话，仍不敢相信这是和他合作过《活着》的导演所说。他还记得《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后的夜晚，张艺谋没有庆功，拉着自己回酒店讨论了一晚上失误，总结了30多条。这让芦苇“非常震撼”，“今天想起来，就觉得非常珍贵。”

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近10年，张艺谋几乎再未获过赞扬，每一部作品伴随的批评声越发激烈，“我是在中国争议最多的一个导演。”即使最新上映的《归来》也是如此。

公开讲话，张艺谋很少讨论电影外的话题，批评所指也限于行业内的弊端。当人们称赞他是中国最伟大的导演时，他往往真切地感谢体制，第五代导演生逢其时，他只不过在一个渴求艺术的时代钳住了命运之手。面对非议，张艺谋已不再希求外界的理解，他曾对方希说， “别人一泼脏水，我就洗澡，我成天跟洗澡玩儿吧。”

季节性的，张艺谋会在电影上映的时候出来接受采访，“像蔬菜一样，这茬熟了，就出来”。“就完全把自己交发行公司了，什么采访都接受，什么栏目都做，服从安排，以劳模的姿态”。endprint

每一茬蔬菜里都有张艺谋的“小确幸”，这是出自村上春树的一个词，意思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秋菊打官司》用超16毫米摄影机拍摄，玩了一把“纪实”；拍《英雄》，“给人一个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和快感。”《山楂树之恋》“希望传递一种久违了的纯真”。《三枪拍案惊奇》更像挑战，“科恩兄弟看了《三枪》，发现完全不认识，那多好玩的事！这不是好坏的问题，也不是成败论英雄，至少你小子敢，你敢这样，我喜欢这样的挑战—风马牛不相及的题材和形式，但我给混搭在一起了，要知道，混搭可是很时髦的！”

“我觉得他是有很强烈的顽童心态。”方希说，“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都有些顽童的心态，只不过张艺谋由于长得太苦逼，所以他的顽童的那个状态很难被大家所捕捉。”

被大家捕捉到的经常是张艺谋意料之外的东西。比如，《英雄》结尾有大臣太监们山呼“大王杀不杀”的镜头，刺客李连杰被秦始皇说服了，放弃了刺杀，然后秦始皇手一挥，“啪”放箭，把李连杰杀了。这虽然实现了张艺谋所寻求的恢弘视效，但被很多人理解为迎合国家主义、对统治阶级的歌功颂德、为了 “天下一统”而牺牲个体生命。

张艺谋后来对台湾影评人焦雄屏谈到，其实当时他闪念要补拍一个镜头：“这些几百个太监大臣们，突然哈哈哈大笑，说—恭喜大王，你可躲过一劫！”张艺谋解释，“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一句话就颠覆了，原来一切都是假的，李连杰上当了。”但是这样一反转，他又觉得不英雄了、不悲壮了，最后“算了，不补了”。张艺谋不知道，“如果我再补了这个镜头，是不是意识形态屁股就坐正了？”

私下里，张艺谋曾对方希说，“社会在转型，文化人有忧虑，希望找到精英的代表，焦虑于所谓精英的空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很多东西放我头上，对我有很多角色要求。但是我无意承担这个角色。有朋友也劝我，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你也不要辜负大家。是，我也怕大家骂，但我没想要在身上承揽很多东西，我从没想过做个什么代表、领军，凑个三足鼎立，四足落地，在媒体的语境下别人说别人的，我从不参与。”

“张艺谋内心基因里面没有那种造反的意识，总在不断地寻找平衡。”影评人罗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199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长期关注张艺谋作品，他认为张艺谋并不想批判这个社会，“第一，不安全。第二，他真的并不觉得这社会有什么不好。”

这位中国最负盛名的导演信奉一种接受哲学，朋友们概括“张氏三段论”：发生的一切都是好的；如果坏事来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更好一点；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就让它过去吧。“接受是我最大的哲学，先接受，再说创新求变。”

“你打定主意就是要拍一部十全大补的电影，既要通过，又要赚钱，还能表达自我，你就是好样的。”对待电影如此，对待奥运会也是如此。被领导否决的创意，很多艺术家气不过，让他去争取，但他不会。

纪录片《张艺谋的2008》里的张艺谋是焦虑的，被各种意见拉扯。“个人艺术上的见识和坚持，常常要让位给更大的目标。如果在这样的活动中一味坚持自我，是很愚蠢的，也是不称职的……”

张艺谋更像自己哪部电影的主人公呢？《红高粱》那么豪放，他做不到，《菊豆》李保田的懦弱，是另一个极端，两部电影在他看来是人性的两极，无限张扬和无限压抑，“显然我都沾不上边，我偏中庸一点，做人做事，尽量别伤谁的心，别太得罪谁，有些事情别做得太过分，跟教育有关。”张艺谋曾定义，“我活得就是有法有天的。”

世俗的权力和名望也并未给他提供一种真实的安全感，“国师”这个称号不喜欢——“这个词招人恨啊。”他曾对方希说：“我真没想过自己成了个什么‘国师，好像就真了不起了。都没有。我只觉得，阿弥陀佛，没弄砸。”

反映在PDP行为测试“自我评价”一项上，他的分值极低，“就是已经觉得自己太糟糕了，过不下去了。” 方希说，她曾和张艺谋开玩笑，“我说咱夹着尾巴可以，别把尾巴夹掉了，对吧，就真没尾巴了，多可惜啊。”

等待佳作

如今，张艺谋已经64岁了，他的脸依旧像磐石般坚硬，哪怕在微笑时，嘴角两侧漾出的深深纹路也令陌生人望而生畏，朋友们默契地回避和他过于感性的交往。陶经说，和张艺谋工作变得更男人，“不让你有机会去抒发你的emotional。”

张艺谋以倒计时的心态工作，拒绝一切电影之外的东西：社交、应酬、休假、旅行。晚上回家继续看碟，有时候一口气看10张，凌晨5点睡，上午10点起床继续。

制片主任黄新明与张艺谋合作20年，几乎想不起导演有什么兴趣爱好。唯一一次，拍《秋菊打官司》，因为胶片送去县城冲洗，没法当晚剪辑，张艺谋打过几天游戏，小霸王魂斗罗。

为保证健康以及在夜晚保持清醒，张艺谋很少吃晚饭，“他一个杯子，这一壶茶，每次助理给他‘哗倒一壶，倒完一壶，喝得差不多了，两瓶酸奶干了，瞬间，‘哗哗，两瓶跟喝酒似的，干了，然后今天一晚上就过去了。”张艺谋多部电影的预告片制作人魏楠说。他和张艺谋认识10年，只吃过3顿饭，两次在剧组，一次在工作室，都是工作餐。

张艺谋最爱吃的是几十年不变的陕西面条和羊肉泡馍，能就着一罐蒜就很幸福。“特别好玩，经常他中午的时候吃大蒜，他跟演员说戏，然后演员闻到大蒜那个味道，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能躲，很尴尬。”倪妮说。

在丽江拍摄《千里走单骑》时，当地一位老板想送张艺谋一套别墅，“我就寻思说跟导演说一说，导演说，别了，我有一张床睡觉就行了。”黄新明觉得张艺谋对生活要求太低，他提到自己在《黄石的孩子》剧组工作时，只要一收工，来自好莱坞的导演马上从横店片场开车去上海淮海路喝咖啡，“5个多小时，喝杯咖啡再回来，人家那叫轻松。”

周晓枫觉得，初接触，张艺谋有些冷，好像心里有一角地方永远暖和不过来：“他也拙于抒情，羞于主动示好，不善于在交往中不断加温加料地维护和递进关系。”

就像投进水面的石头划出的长长涟漪，隐藏着的热烈与温情，2009年，魏楠处于事业低谷，问张艺谋自己能不能用《三枪》预告片导演的身份做些宣传，“导演二话没说，你随便宣传，我说，我得用您的名字跟我一块儿……随便用，没关系，去吧，你说怎么都行。”endprint

黄新明觉得，张艺谋“对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对他们心理焦虑的那些点，非常熟悉，不疏忽，很关注”。每次进组拍摄，张艺谋交代制片部门登记每一个人的生日，无论导演组还是场工，生日当天会收到蛋糕和导演亲手写的生日卡。包括“现场打扫卫生的”，会一遍遍核实姓名，放到片尾字幕，《归来》的片尾字幕前后修改了1000多遍，“他知道每个人很在意自己的位置。”

张艺谋很敬重他的父亲，录音师陶经说，“他父亲去世前跟他说过两件事情，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第一件事情我就不说了，我也不能说。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艺谋啊，你就缺个娃，男娃。你要是有一个男娃的话，我就心里踏实了……人嘛，一个男娃，一个女娃。”

方希说起张艺谋对孩子的愧疚。一次，张艺谋问儿子，“哎，你上几年级来着？”然后过了一个月，又问，“对了，上次你说你是几年级来着？”

张艺谋曾向文学策划王斌叙述过他的一个梦：“一日与剧组同仁去卡拉OK厅玩兴正浓时，突然闯进一个歹人，长相颇似《林海雪原》中的‘一撮毛。此人手持一支早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三八大盖步枪，动作怪异地用两手将枪高高举起。这位不速之客的贸然闯入，引起大厅的混乱。于是，艺谋悄声与周围的剧组同仁商量，由他喊一二三，众人齐身上前擒拿‘一撮毛。不料，当艺谋发出口令后，奋不顾身英勇向前的只有他孤身一人，同仁们均在一旁若无其事旁观。艺谋只好孤军奋战，与‘一撮毛拼死搏斗。不料，‘一撮毛冷不丁从腰间又掏出支手枪，照着艺谋脑袋给了一枪。噩梦惊醒。”

王斌说，这个梦的内核是孤独。

一种欲望驱使张艺谋继续埋头苦干，完成一部佳作，一部从头到尾“没有走偏”的电影。

有很多次，当张艺谋拿到一个好故事、好剧本的时候，都认为自己会奔向佳作，但还是中途“跑偏了”。有些是彻底“跑偏了”、“掉沟里”，比如《三枪》，有些部分程度的跑偏，总之，张艺谋期待能拍一部从头到尾没跑偏的、完美的电影，从题材、故事、演员、摄影、录音方方面面，全都做完美了。

张会军说，“张艺谋始终都在跟我聊，他说我不能老做一种饭，我要做不同的探索，我没准哪一个就可能成了。”

记者采访方希时，聊了近6个小时，她已经很少抽烟了，但忍不住一根接一根地抽，直到桌上的一包全部抽完。她把身体靠在沙发椅上，微微仰起头，慢悠悠地说：

“我想起张艺谋，老想到他在一个公路上奔跑的场景，在一条路上，有可能跑的是一个荒野，有可能跑的是一个繁华的街区，我就觉得，他一直在跑。然后，周围总是有很多的喧嚣，有人跟他一起跑，有人中途离开，有人喝彩，有人向他扔臭鸡蛋，但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影响他的速度。”

说到这里的时候，她沉默了几分钟：“他就在跑，一直没命地跑，包括周围说，停下来吧，你他妈老跑，傻X不傻X啊，或者说，停下来吧，也许你会跑得更好。他听不见，他听不见。”

“这个痛苦在哪儿呢？你的这种奔跑，不意味着你无限接近佳作，你跑得越快，可能越背道而驰。但是，他奔跑的姿势和速度是没有改变的。像我这样的看客会说，首先我很钦佩这样的态度和坚持，其次，我认为就是瞎跑，现在又开始瞎跑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