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周刊》:公民精神 始于青年

刘炎迅

它定价3元，每期发行量只有区区500份，却是不少的中国主流媒体都难以企及的杂志。

这本杂志名叫《涅槃周刊》，是一份中学学生自采、自编、自制的媒体，2009年9月诞生于有着3000余名学生的深圳中学。深中之外，还有数十位来自十几所外校的读者。它开放、尖锐、犀利的风格，以及充满了探索与公民精神的讨论，成全了其“在这里，读懂深中”的地位，从侧面反映了深中教学改革的历程。

“不是为了逞威风，而是想表达。”《涅槃周刊》的创始人兼第一任主编罗亦龙说，这是他们办刊的最初想法。那时，他16岁。如今，他已在美国Hampshire学院修读电影及东亚历史与政治。

早在《涅槃周刊》之前，校长助理江学勤老师曾扶持学生创办了一份《深中日报》。但在许多看来，这份报纸将老师的活动和发言视为重要新闻，“俨然一份机关报”。

“这不是学生想要的，我们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故事，得找个地儿说说。”罗亦龙和几位好友合计之后，开始筹办自己的杂志，“我们要负责报道深中的一切”。

几经讨论与变更，《涅槃周刊》最终固定设置了四大板块：聚焦、人物、文化和观点，后来又增加了“灵感”版，用于刊登学生的视觉艺术作品。

周刊的定位语有楚辞风格——“越万里之溟蒙兮，见凤之流光”，化用自罗亦龙和杜卓伦(第二任副主编，现就读于美国汉密尔顿学院)偏爱的电影《七宗罪》中的一句台词：“Long is the way and hard, that out of the hell leads up to light（路漫漫且艰苦，但一出地狱即见光明）”。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从第二期起成为杂志的Logo。

《涅槃周刊》从一开始就坚持自费办刊，自负盈亏，由当时唯一年满18岁的副主编罗晓韵在银行开设账户，并负责记账。“只有拒绝学校的资助才能保证绝对的独立。”这些主创人员认为。杂志的账本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每隔一段时间，收支账目情况还会在杂志上刊登，以示透明、公开、和不以盈利为目的。

到第六期，《涅槃周刊》变为收费杂志，每期3元——价格标准通过两个星期的读者调查得来。这个价格尚不足以保持收支平衡，还需要再拉两版广告。父母们也给予很大支持：杂志所用印刷厂是一个同学家开的，价格优惠且允许赊账。为了补贴杂志，孩子也自己动手在工作室里搭建摄影棚，通过为学生社团拍合影赚钱，还一度开发了一个名为“最后的肖像”的创意摄影项目——“让你拍得开心，死得放心，活在这个星球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为了办好杂志，学生们还向来深中采访的《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Ian Johnson取经。这位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建议他们：最重要的是本地化，多写校园新闻。对于国内的其他新闻，则要保持观点独立，试图用学生的全新视角来看待和解读。

这篇对Ian Johnson的采访登在《涅槃周刊》的创刊号上，一同刊登的，还有对时任校长王铮的专访。在提出“团委学生会如何改革”、“校长实名推荐制如何进行”等尖锐问题的同时，也问这位即将离任的校长，能否考虑给《涅槃》一个工作室。

“我們或许可以建立公共的媒体工作室。中国跟外国的差别也就是公共空间。咖啡厅不是为了喝咖啡而存在的，它是一个公共空间。” 王铮回答道。

这位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铮哥”的校长，2002年由北大附中副校长兼深圳南山分校校长转任深圳中学校长，是一位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兼备的改革者。他把深中原来“团结、勤奋、严谨”的校训改成了“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与此相应，深圳中学从2003年9月起推出一系列改革，取消了班主任和班级制，实行导师制，尝试教学班和行政班脱钩，“走班制”教学。

年级制管理也被打破，转而实行单元制，将全校分为7个单元，每个单元有其代表颜色，下辖高一、高二及高三各一班级，设一名由老师担任的单元长，和由学生选举产生单元内阁—由单元主席、副主席，团支部书记和学代会委员组成。

2004年，深中被评为“国家新课改样板校”。3年后，教育部官员评价这所中学“抓住了课改的灵魂”。

在王铮主导下，深中将大多数学生事务交由学生自我管理，学校领导和老师退居为指导者的角色。由此形成自主氛围，让学生们变得勇于谈论各自的观点和思想，也为《涅槃》提供了相当的言论空间。

2010年2月底，第四期《涅槃周刊》刊登了《Google宣布退出中国大陆》的专题报道，分析了这件事对学生们的影响，反复强调“信息渴望自由”。

第六期则以《“王”的更迭——深中的前世今生》作为封面报道，讨论离职王铮校长与继任校长王占宝的教学理念之异同，以及由此给深中带来的影响。

陕西某女生在体育中考中猝死，《涅槃》便讨论“谁谋杀了体育中考”。“在我们愤怒、质疑、困惑之后，留下的，是彻底的无奈。我们无法左右。创造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它试图以各种方式挽回，如‘阳光体育运动的施行，却殊不知，这仅是雪上加霜。使雪球越滚越大。”

他们还想说说校园爱情：“白衣胜雪、心无城府，活得潇洒坦荡的年纪，遇到一份也许暧昧不明、也许清晰明了的感情，体味年少轻狂时的敢爱敢恨，是种莫大的幸福吧。”

在最新的第二十五期上，他们深入“围观”了深圳大运会，提出一个问题：大运会，是否让深圳更美好？讨论了大运会背景下的城市面子工程，甚至用一整版刊登了一张贴在小区里的通知，上面是官方要求市民配合大运会约束自己生活的案例。

文化栏目的一篇《墙》也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它从古代的城墙说起，谈到了如今的网络，“那时的墙，有且只有两个用处，阻挡、界定。时至今日，人们衍生出第三种用法：局限于闭锁。”

一位学生家长读过《涅槃周刊》后评价：“读‘涅槃寥寥数笺，令处身士林的我感慨：弱冠之子，竟有这等胸怀和才气；省身自己，环视周遭，科处干部也不过此。”

更令人称奇的是，发表这些报道并未受到来自学校的压力，以至于很多校外学生看后，不禁惊叹：“这杂志胆子真大。”

如今的《涅槃周刊》已经历任三任主编，编辑部平均三十余人，并形成了用黑色图片作为封面的视觉风格。虽名为周刊，但随着学校对学业愈发重视，学生们明显感到课余时间受限。“原来一周一期，现在变成3周一次，空余时间实在太少了”。现任主编高久媚略带抱怨地说。

即便如此，在报道所处的教育体制时，杂志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缩与谨慎，“独立、理性、客观、公正地记录正在动荡不安的深中，始终是我们的信条。”高久媚说。

2010年5月，适值又一年中考进行时，《涅槃周刊》将矛头指向上任不久的新校长王占宝：“新校长来了不久就告诉我们，下一届的学弟学妹的重点率要达到80%，当我们思考公民素质教育和应试素质教育的优劣时，校长又告诉社会说，觉得在一所重点率只有65%的学校当校长对不起自己。”

学生们还讨论新校长治下班级制恢复、主修课选课制度取消以及再次高举“学术大旗”的意义，一些人批评这是“应试教育复辟”，接替王铮任校长的王占宝坦言，自己很有“挫折感”。

在2010的年末特刊里，王占宝应邀撰文，描述作为校长在深圳中学的感受。他把自己形容成“深中退烧阶段的校长”，并放言“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只知道，我注定是一个过渡性校长。”

他说，过去8年里，深中的改革建立在一个预设前提下：“过去的一切，都应该是被打破和抛弃的。”他反问，“8年的变革，那种极端、革命式的变革，是不是教育改革的唯一途径?”

“我非常喜欢学生叫我宝哥，但我又是宝叔和宝师，我戏称为吉祥三宝，师生交往现在时髦的追求是‘广义上的平等，但是我认为师生交往的核心价值是‘教育性——促进学生发展，所以不应刻意追求‘称兄道弟、‘很哥们。”

时任主编罗亦龙亦回应，“希望您能将承诺落到实处”。这期杂志一时间洛阳纸贵。一些老师和教育观察人士认为，此文从侧面展现了深中师生的公民教育的深入。

不管怎样，《涅槃周刊》仍然存活。这是校长王占宝的气度，也是深圳中学的气度，同样印证了杂志初创时的理念：“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并把‘认真当做一种讽刺的时代，我们这帮人在认真地办着一份杂志，纵使有再多的人在说着‘认真，你就输了这样的废话，我们依旧坚信，我们没有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