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建言我不希望“计划生育”

文 / dingba

胡鞍钢建言我不希望“计划生育”

文 / dingba

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

“妈妈，你当初为什么要生我？”小冉半开玩笑地问妈妈，小冉继姐姐之后生于1980年的年末，正是中国的县城宣传“三胎太多了，二胎刚刚好”到“只生一个好”的过渡阶段。

“人总有生老病死，我当初想生你就是为了你们姊妹俩以后在世上互相有个照应。”妈妈何香吟沉吟了一会之后回答说，“还有些父母想生育二胎，就是养儿防老，降低一胎的风险系数。如果不是政策限制，我想大多数父母应该还是想要第二个孩子的。”

小冉出生在江西省的一个县城，早在她出生的几年前计划生育政策就开始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宣传落实，但是在县城，小冉的出生并没有给家人带来撤销工作、上缴罚款等麻烦。

近30年过去，毕业于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小冉，几年前也已身为人母，安家北京。但是，她和她的“书呆子”丈夫—清华大学某研究所副研究员—最近遇到了甚至连小冉妈妈都没遇到过的难题：觉得3岁的孩子太孤单，小冉还想“再要一个”，但由于小冉和丈夫都不是独生子女，政策不允许。

也许是巧合，很少关注经济新闻的“书呆子”丈夫陈铎，上周某个中午在研究所的休息室随手翻起一张《经济参考报》，一篇署名“胡鞍钢”的文章让陈铎觉得“看见了救星”，半个小时后，在打给妻子的电话里，陈铎孩子似地大喊：“有希望了！”

学者的声音

这篇让陈铎孩子似地大喊的文章，出现在11月26日的《经济参考报》中，单是标题就让陈铎很爽—《胡鞍钢：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该结束了》。

文中，知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建议，中国应调整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以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倾向。

胡鞍钢首先表示，任何一项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灵活、稳健的调整。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但是它的目标、内涵、措施同样需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

他认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在发展中国家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到1.8以下，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根据他的分析，“我国在人口问题方面正同时出现两个新的发展挑战：一个是加速的‘少子化’，即妇女总和生育率过快下降，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第二个是加速的老龄化。”

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口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增长过快，现在，中国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目标。因此，“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也花了一代人的时间。

他建议，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但是，这种政策实施起来显然有难度，“现在看来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依然是未知数，它取决于我们对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机会窗口。由于198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还有很大的惯性，还有被继续‘锁定’的可能，调整起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从长期成本和收益角度来看，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8000万的独生子女背后是“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问题挑战。

国家智囊和“放炮”校长

除了胡鞍钢的观点，让陈铎觉得有希望的另一个原因还有胡鞍钢身份。

今年56岁的胡鞍钢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央高层的高级智囊之一”。从1985年起，自动化专业出身胡鞍钢就开始参加周立三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自此逐渐成为中国国情研究方面主要的权威之一。1999年，由他牵头创办并担任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也被认为是中国顶级的国家决策咨询智库，编辑出版的《国情报告》专供中国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

由于胡鞍钢的研究总是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屡屡被决策层所采纳；加之出身贫寒的他又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失，因此，这个“小时候对国情研究没有任何兴趣”的人被媒体广泛地称为“穿梭在高层与底层之间的人”。

在刚读到胡鞍钢那篇文章的前两天里，陈铎“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他的理解是：由于胡鞍钢的特殊身份，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隶属于新华社）发表此篇文章，足以证明“中央高层对‘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看法有所改变”。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顺着陈铎收集的资料越来越详细，他的亢奋也逐渐冷却下来。陈铎发现，这几年“开放二胎”一直是一个被热炒的新闻，不少学者，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田雪原、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周孝正等人都倡议过“开放二胎”。在2007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甚至联名提交提案，要求我国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的方针。但这些倡议和提案“都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

惯于“放炮”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2009年4月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这位曾在2008年、2009年的两会上两次提交“调整我国计划生育的建议”的副部级官员用他特有的风格表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

生，还是不生？

一项存在了30年的“基本国策”，“说取消就要取消”，自然也会有反对者。陈铎说，他也很理解反对者，他甚至收集了部分网民的留言，“选取的都是些大白话，未必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支撑，却是他们的真心话。这些话，有的或许现在亦存于你我心中。”

一个可能是在广东工作的网友说：我想起了2008年初冰雪灾害时期，一百万人把广州站围个水泄不通，那种画面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一想起来，我就会坚定地支持“计划生育”。

还有的网友是“深受其害”：我们都是70后，生了两个，苦水倒了一箩筐。两个孩子，从怀孕到生，到长，五六年都没有轻松过，前20年都没有这么苦过。借一位网友的话“20岁时候觉得超生的都该死，30岁时候才觉得，超生的都是英雄！”

“但大家似乎理解上有偏差，放开二胎不是强制二胎，是给人们多一种选择。每当我看到3岁的儿子自己在家孤独地玩耍时，就觉得孩子太可怜了。等他长大后面临着4位，甚至是更多的老人需要赡养时，他们肩上的担子是多么地重呀。”陈铎说，他还是会期待“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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