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的CEO丈夫吃上政府救济……”

■文 / 莉斯·皮克 译/张沁

“自从我的CEO丈夫吃上政府救济……”

■文 / 莉斯·皮克 译/张沁

一个自称“TARP太太”的人，匿名在网上发表文章，哀叹自己左右为难的新生活。有人认出，她是莉斯·皮克，美国著名的商业金融公司CIT首席执行官杰夫·皮克的妻子。

低调的生日派对

歌剧？法国大餐？统统再见。自从我的CEO丈夫成为了政府救济的对象，我们的生活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是TARP（美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太太团的一员。

为了遵守这个圈子里不成文的规定，我已经发誓不乱花钱。我把先生送的圣诞礼物退换成现金（这是个秘密），用大型百货商场的积分换购重要的礼物和其它生活必需品。

我甚至没去选购新的春装；每天都祈祷别让人抓住“赶时髦”的话柄。生活在这个新时代，追赶潮流，譬如注射肉毒杆菌或参加时尚宴会，似乎都是堕落的表现。今年，我只添置了两样东西—化妆品和连裤袜。如果送礼给人，我会选择快递服务。我可不想被人看见手里拎满了波道夫·古德曼的包装袋却靠出租车代步。

正如你们所见，做一名TARP太太，简而言之就是要依据一套复杂的运算法则做出决定：既让生活看上去不至于一塌糊涂—绝对不能吓倒投资者们，又要恰当地表现出作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所应有的忏悔。这次，一共有400多家企业接受了政府的援助资金，而我们这些TARP太太们也被归入了这个团体，瞬间从上帝的宠儿变成了人人唾弃的罪人，现实总是如此残酷。

万事都考虑周详并非易事。举个例子，15年来，每年我都会帮先生组织一个生日派对。今年，我们自然无法像往年一样在热门的高级餐厅款待客人，可如果不办派对，破产的谣言就会应运而生。思量再三，我决定精简办派对。挑选聚会场所让我大伤脑筋。一番询价后，我锁定了两个目标，一家环境优雅的高级餐厅，一家消费较低的俱乐部。最终，我们选择了舒适的餐厅—虽然多花些钱。为什么宁愿多花钱？因为这里绝对低调，名字甚少见诸报端。我们可不想在报纸上看到诸如“纳税人的疑问：华尔街巨头的奢华生活”这类恶毒的攻击。说实话，就算是奥巴马总统也不会花这么多时间来管理形象。

我先生两年没休息了

不久以前，美国还在为各大企业和它们的管理者庆功，我的CEO丈夫也听到了不少溢美之词（我认为是名副其实），而现在，他的公司是TARP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就因为一些不听劝告，早已四面楚歌却浑然不知的傻子们，如今全国上下都把TARP的银行家看作是只会剥削纳税人的贪婪的无用鬼。价值千万的废纸篓、藏在地毯下的巨额奖金、豪华公费旅游……人们可以如数家珍般列出华尔街的A、B、C直至第N条罪行。

事实是，参与TARP的经理们已经怕得要死。他们一面要应对从国会奔涌而出的不利议案，一面拼命地想挽救自己的公司。我先生已经两年没有休息日了，他与倒闭的信贷市场，恶化的商业环境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搏斗。他已经精疲力竭，总害怕哪天公司突然没了。铺天盖地的指责也几乎把他击垮。

我努力想让他振作起来，但是又不想增加他的负担。现在，他最不希望的就是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注意，所以我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我们养成了一些新习惯，例如匿名捐赠，或者在摄影师打包好器材回家后才悄悄溜进朋友的宴会。我们拒绝了来自博物馆和艺术机构的邀请，因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捐款的请求，何必让人家满怀希望呢？

我的蹩脚厨艺有了用武之地

我知道自己无法赢得同情。为什么要同情我？我还没穷到要去乞讨。我们的生活比起其他人仍很奢侈，我们买得起所有必需的东西，我们不会没房子住，也不用向家人伸手求援。但是，我们还是得勒紧裤带过日子了。

与大部分美国人一样，我们也关心钱的问题。我们的身家与股票市值息息相关，至今它已缩水95%。去年，在给高管发奖金流行之前，我先生拒绝了一笔花红。今年，因为限薪令，他的薪水和以前相比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我们不得不因为收入锐减而大幅削减日常开支。

为了多存些钱，我们不再频繁地外出就餐，而我蹩脚的厨艺也有了用武之地。实际上，呆在家里观看电视剧《法律与秩序》的重播已经成为了我们罪恶的享受。大都会歌剧院的首演啊，早已远离我们。坦率地说，这种生活并不坏。我甚至养成人走灯熄的好习惯，虽然家人都有些受不了。自不必说，我们出远门都选择商务航班。公司的飞机已经禁止使用—据说记者们都在私家机场蹲点。

我正在烦恼如何向孩子们解释现状。欣慰的是，他们都很独立而且抱负远大，然而他们仍相信父母是最坚强的后盾。最近，女儿说起想重回商学院进修的事情。我希望她没有注意到我那时糟糕的表情，一切都是出于对学费的担心。我不能再动摇她的信念。

我变得莫名其妙地迷信起来，有时觉得这一切都是对我的自私、居功自傲、不思感恩的报应。所以，没事时我总会奉献一个良民的微薄之力，例如疯狂地循环利用废品，或与电话售货员聊天。

很愤怒，但不能解决问题

我先生的脸色一天天变得蜡黄，白头发也越来越多，可他仍奋力带领公司冲出困局。由于每天晚上熬夜，健康问题第一次缠上了他。对于他这种一帆风顺的人—从各级班长到高中体育明星再到常青藤大学的MBA—失败是最可怕的噩梦。他似乎快支撑不住了，自信正从他身上一点点地流失。他总是不停地向我道歉，每当听到他因为损失的金钱，犯下的错误而自责时，我都会心痛不已。

我知道人们很愤怒—对那些次贷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感到愤怒。我无法责怪他们，我也是满腔怒火。但我只会向那些真正的元凶发难：阿兰·格林斯潘，是他一味鼓吹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让人们忽视了风险；巴尼·弗兰克，是他强迫房利美向不合格的置业者提供贷款；那些睁眼说瞎话的信贷评级机构；出于对利益的追逐而忘记自己义务的次级债代理商们；不做功课就愚蠢地改动资产负债表的投资者们。我是一个完全公平的批评者。

当然，我还得骂骂那些大银行的管理者—包括我先生—对这场金融海啸缺乏先见之明。事实上，几乎没有人预见了这场危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金融机构的CEO们仍然取代了流氓暴徒，成为这个国家最被鄙视的一个群体。

幸好，美国人的注意力并不持久。过不了多长时间，另外一群人就会成为大众发泄怒气的对象。

现在，我得把衣服拿给裁缝改改。我一直希望晚上减少了应酬能让我变苗条些。不幸的是，我们的胃口总是与急速下挫的道琼斯指数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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