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令她选择逃生一个普通的阿富汗女孩艾莎

文/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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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令她选择逃生一个普通的阿富汗女孩艾莎

假如没有阿富汗战争的冲击，也许更多的艾莎选择逆来顺受，自焚自杀，而不是选择逃出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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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阿富汗被割鼻女孩艾莎在美国接受整容手术后，向媒体展示了她新装的人造鼻子。她微笑着向曾经帮助过她的人表达了感谢。

今年8月的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是个18岁女孩。中亚女孩常见的浓秀长眉下的大眼睛，却透着这个年龄不应有的冷峻，脸部中间残酷地扭曲着一个被割去鼻子之后的畸形伤疤。后来才知道，隐藏在一头浓密黑发后面的还有她被割去两只耳朵留下的疤痕。

她叫艾莎，一个普通的阿富汗女孩。

艾莎的故事并不复杂。她生活在阿富汗贫困的南方省份。不知什么缘故，她兄弟杀死了另一家的儿子。在部落社会，按传统方式，艾莎被判给对方一个儿子为妻。艾莎14岁，丈夫36岁。关键是，她是付给仇家的“赔偿”，仇家全部愤恨都报复在她一人身上，除了公婆，这家还有14个子女，艾莎是整个大家族的虐待对象。她多次逃回娘家都被立即送回，留下她，赔偿就没有兑现，对方就有理由再来寻仇，她是已经支付出去的一个牺牲品。

这是至今仍存在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国家的某些地区的习俗，叫做Baad，也就是“抵偿婚姻”。这让我想起自己在伊拉克的最后一个采访，采访的恰是一个库尔德族的Baad受害者。她叫阿绪蒂·夏芭丝。

35岁的阿绪蒂，当时已经是库尔德两大党之一PDK（库尔德民主党）的党报记者。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她讲述的一个14岁库尔德女孩的谋杀案。有个17岁男孩喜欢上这个女孩，可女孩在习俗约束下不可能独自外出，男孩就送了个手机给她，他们悄悄用手机聊天，结果被女孩母亲发现。最后经父亲决定，她哥哥动手，用私刑杀死了那个女孩。最后，却没有任何人受到法律惩罚。我在采访中得知，在伊拉克长久存在的法律中，假如发现女人通奸，她的丈夫或者兄弟可以公开杀了她，法律明文规定对凶手的最重惩罚是6个月监禁，也完全可能无罪开释。我好奇地追问，那么，假如情况倒过来，一个女人在同样情况下一怒之下杀了通奸的丈夫，法律是否同等处理？回答是：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在这个社会，丈夫理直气壮，而她根本不可能有“一怒之下”的反应。

阿绪蒂自己就是一个抵偿婚姻的受害者。她不肯说出造成她“抵偿”的家族事故，但是无疑和那年才14岁的她没有任何关系。她只是被选中成为牺牲品，她不愿意诉说细节，只说整个4年就是一场无尽的酷刑。她刚去就怀了儿子，经过难以想象的努力，在18岁那年离婚。

我一直记得阿绪蒂那句话：“对许多女孩来说，18岁是结婚、生活刚刚开始的年龄。对我来说，才18岁，生活就已经结束了。”当然，她指的是家庭生活。她是不是太悲观？翻译阿卜杜拉私下的一番话，似乎在对阿绪蒂的悲观作出印证。阿卜杜拉是一个很有现代意识的普通库尔德人，他完成翻译后，曾经很真诚地表示，作为一个男性，听到阿绪蒂亲口讲述的库尔德妇女状况，他深感震惊。可是，当我们离开阿绪蒂，走进车里，他已经回到现实生活，很自然地对我发着议论：“谁还会要她？一个结过婚的女人，还生过孩子。”阿卜杜拉还告诉我，在伊拉克，这样的情况并不局限在库尔德地区。我知道，它甚至并不局限在伊拉克。

那个社会中的“她”，不能随意出门，因此，当艾莎最后一次出逃，被同情她的邻居收留了两天没回夫家，即被部落视作娼妓，羞辱了家族和所有的人。她深夜被抓走，由长老判决、由丈夫行刑，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独自丢弃在深山里。行刑者和观刑的一群人仍然感觉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怀着未尽的愤怒悉数离去。听任咎由自取的艾莎昏迷流血，留在黑暗之中。这是去年夏天，2009年，艾莎也已经熬了4年的抵偿婚姻，和阿绪蒂一样，也是18岁。

由于艾莎的故事发生在阿富汗，美国在那里已经进行了9年战争，对这张照片的解读也就出现有差别的不同版本和引申，值得深入探究。

我首先读到的是刊登这幅照片的《时代》杂志总编辑李察·史坦格的前言，他说：“最后决定登出，是因为现在正在打的这场战争，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照片提供一个窗口，让世人看到战场的真实，以及因为这场战争，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说实话，我一开始读到这段前言，以为艾莎的鼻子是被弹片切削的，是阿富汗战争的受害者。时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的夫人侯景苑，是老家东北、来自台湾的华人。身处战地，看到“史坦格前言”误导读者，她也十分不解。她著文介绍艾莎故事的来龙去脉，劝告《时代》总编史坦格先生能够在“内心左右交战的时候，放下笔想一想”。侯景苑说，这实在不合逻辑，不论是否有阿富汗战争，艾莎的故事都会发生，而战争给艾莎带来的唯一差别，是她因此有机会接触美军医院，得到了救治。侯景苑远非美国右派，她只是本着常识，希望《时代》作为一本重要时政刊物，能够不偏不倚、实事求是。

然而，这些往日对媒体的基本要求，在左右冲突激烈的今天，要坚守已经很难。看史坦格先生解读，显然已经没有所谓“内心左右交战”，而是早就坚定站在经简化的“反战”立场上，一切问题九九归一，归罪战争总不会错，也容易满足自己和大家的道德感需求。史坦格解读当然不合逻辑，不过，艾莎故的事是不是如大使夫人说的那样，和战争带来的改变就完全没有关系？也不尽然。

我问过阿绪蒂一个问题，就是库尔德地区私刑杀害妇女的情况，在摆脱萨达姆统治之后，是不是有所改善？她的回答令我很意外，她说，在1991年联军设立禁飞区、库尔德地区提前获得自由之后，对妇女的私刑突然变得更多。

库尔德人一向以反抗萨达姆的“自由战士”著称，一旦自由，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对于女性来说，原来完全处于禁锢状态，现在有了丰富的电视节目，获得外部世界信息的机会和自由意愿大增，也有大批欧美（主要是欧洲）的妇女民间组织，进入该地区“发动群众”，自然就有一些胆大女孩率先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这就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弹。与此同时，强权的撤离造成权力真空，致使争权夺利的内战兴起，“自由战士”们自己打起来。一片混乱中，原本对私刑者可能的6个月监禁处罚都没人执行。两个因素一凑，私刑当然就更加猖獗。

1998年库尔德两派力量开始联合，而真正稳定和开始法治建设，还是2003年美军进入之后的事情。但私刑远没有被抑制。我看到的伊拉克城市和小镇大街上，论宣传画，在最紧张地区如巴格达，都是反恐通缉；在开始安定、建设的地区，就都是宣传有关夫妻携手共进、家庭和睦，以及保障妇女权益，因为这些问题变得异常突出。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艾莎的故事也是在类似的阿富汗背景下发生。假如没有阿富汗战争的冲击，也许更多的艾莎选择逆来顺受，自焚自杀，而不是选择逃出一条生路。她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一个美国民间组织开办的妇女收容所里，断然拒绝父亲要她回去的请求，虽然父亲答应让她另嫁人。而这样反抗的产生，也刺激了社区对妇女惩罚力度的反弹。这些社区没有变化，艾莎虽然得到外部救援，但他们家仍面临寻仇的二次赔偿。

过去9年，阿富汗大城市在表面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力量，有欧美人权组织的活动，也有长年生活在西方，甚至出生在西方的阿富汗裔妇女回去“干实事”。艾莎治疗后暂居的庇护所，就是两个纽约人在负责，其中一名是阿富汗裔。可是谁都知道，归根结底，这完全依靠联军的枪杆子在支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8月8日，作为志愿者的6名德国医生、2名美国医生和他们的2名阿富汗翻译，一旦离开联军保护范围，旋即遭到塔利班杀害。

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恰巧是个女性。她再三强调，未来政治妥协，将不会把阿富汗妇女和女童作为“代价”支付给塔利班。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现在大家看到的唯一招数是宪法保障。不要说宪法有执行问题，哪怕就是现今版本的阿富汗新宪法，照样有任何法律不得违背伊斯兰律令的条款。在塔利班尚未成功“结合进政府”的去年夏天，国会照样通过了侵害妇女权益的“法律”。

就艾莎本人来说，则有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照片一经刊出，有许多美国医院愿意为艾莎提供恢复容颜的整容手术和一切费用，10月8日，整容之后的艾莎也已在美国公开露面。但侯景苑也听到阿富汗人对这个消息的反应，这或许让她看到更多艾莎们的绝望：“如果大家知道割了鼻子可以去美国，你们会看到更多的鼻子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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