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与做戏

俞剑明

鲁迅在《宣传与做戏》一文中说：“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便是做戏。”一般人做做戏，倒也罢了，若是官员做起戏来，则贻害无穷。一旦除去粉墨，卸下行头，露出庐山真面目，被愚弄者不免大失所望，以致陷入信仰危机与道德危机。

擅长“做戏”的官员，在中国自古有之。且以流传最广的两则官箴为例，一则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另一则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即便当今官员，对这两则官箴也耳熟能详，有的甚至在履新时不忘加以引用，以表达做清官的决心。殊不知，这些漂亮言辞是作者或倡导者用来掩饰内心，并用以蒙人的。

第一则官箴的最早创作者，是五代时的蜀后主孟昶，他15岁登上帝位，21岁提笔写下“孜孜求治，与民休戚”等共24句96字的官箴，下令官员执行。到了宋朝，宋太宗删繁就简，书写其中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赐给天下各郡县，要求刻石立于公堂之南，以为执政之戒”，这就是“尔俸尔禄”碑的来历。然而这个孟昶，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有名的昏君，在位时穷奢极欲，正因如此，很快被赵匡胤灭了国，本人也当了俘虏。这个昏庸的皇帝，之所以写下言之凿凿的官箴，目的是要下属官员遵循执行，而他自己则是例外。

至于第二则官箴，说来更令人齿冷。它的原作者是明代永乐年间的曹端和天顺年间的年富，倡导者却是清代贪官颜伯焘。颜伯焘在山东泰安修官舍时偶然发现了残碑，认为大可利用，于是在碑文旁刻写了一篇动人的跋而立于自己的大堂。他的廉正名声很快传开，朝廷提拔他为闽浙总督，只因鸦片战争时在英军的进攻面前临阵脱逃，不久就被革职。最能说明此人是贪官的证据是，其被革职送回广东老家连平的途中，親随竟有3000余人，首尾二里余，连仆从、侍女都要4名轿夫抬轿、8名兵勇护送，沿途到考院及旅店安顿，安排酒席400余桌，招待费动辄上万银两，以致有的县令叫苦不迭。颜伯焘大力推广“官箴碑”，为何行为却与“公”“廉”二字风马牛不相及？说穿了，是个口是心非、言清行浊的“两面人”。

政治舞台上，“两面人”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天使”是假，“魔鬼”是真。他们的嘴中蹦出一套套美妙说辞和正儿八经的理论，然而干的却是另一套勾当。

近年来纷纷落马的腐败官员中，也不乏这种“两面人”。他们在“出色政绩”和“良好品行”光环笼罩下，台上高调反腐，台下大肆敛财；说的是执政为民，干的却是祸国殃民。别看讲起话来振振有词、头头是道，却从不把自己说的当真，只是做戏给人看而已。

《老残游记》中的黄人瑞说道：“大凡人肚子里，发话有两个所在，一个是从丹田底下发出来的，那是自己的话；另一个是从喉咙底下发出来的，那是应酬的话。”此喻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道理却实在。官场中那些信誓旦旦、虚头巴脑、矫情做作的话，大多只是在“做戏”，万不可当真。须长个心眼儿，听其言而观其行，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所“预察”，别待其骤然落马，才惊叹一声“原来如此”。

（摘自《联谊报》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