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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部电影拍得也太像回事了

时间:2024-05-21

文-走走小姐

《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部电影拍得也太像回事了

文-走走小姐

木心先生说,

“生命最好的状态是

风风火火的冷冷清清”,

应该是这部片子最好的注脚。

电影市场的作妖时代,谁都能砸钱拍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和野蛮生猛的电影环境相比,太文气、太像回事了。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科班出身的导演专业优等生,如何正经运用视听语言讲故事。极少的对白,打乱时空顺序,但全片如同一根绷紧的弦。

像他上一部电影《边境风云》一样,章回体叙事中可能看得到昆汀风格的影子。这部影片气氛依然静谧紧张,同样倒叙插叙着讲出了一部如《教父》交响乐一般荡气回肠的故事。程耳的叙事创造,带着鲜明的创作者情感表达的影子,所以在电影里,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掌控了画面讲故事逻辑的行家,不浪费每一点儿才华,让梅林茂是梅林茂,让章子怡是章子怡,不辜负任何光环和名声。

“孤岛时期的上海腔调”

孤岛时期,存在时间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为止。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

那时候的上海为什么成了罗曼蒂克故事的发源地?因为这座仅存的“孤岛”在子弹横飞的历史里歌舞升平,保持着一种奇异的繁荣。

电影讲述的时间线,从1937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时期,是严歌苓笔下《寄居者》中上海小姐迷恋逃亡犹太人的乱世;是娄烨《紫蝴蝶》中为报兄仇却陷入上海地下党组织不知所措的间谍混战期;是《太平轮》前夕,巨轮无法承载的乱世浮生;是《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吃着点心就着茶,搓着麻将讲一口沪语生死沉浮、鸡飞狗跳的岁月。

黑道青帮乱世而生,家国天下,善恶人间。舞女灯火阑珊,戏子高台卖座,那个时期的上海,所有人都像是酒喝到半醉不愿醒来,周遭的世界像加了柔光的滤镜,明灭昏黄,一片极乐。

一面是醉酒微酣的眼角浅笑,一面是战火灼热像流星擦地而飞,我们看见浓烟滚滚、火苗燃烧。谁也不愿回头看那段风情万种的老上海腔调,毕竟在疲惫而平凡的现实生活中,浪漫与战火传奇幻灭,人们格外珍惜那些能够带领我们从日常繁琐中抽离出来,并转瞬即逝的契机。

这样的上海令人着迷,无论是上个世纪还是多年后提及的往昔。所以,程耳在电影里竭尽所能表现着人物对上海的眷恋。而对上海的眷恋其实就是对“生”的眷恋,对家对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眷恋。

影片开场,陆先生开门见山:“只要为了上海好,我不管你们哪一方的主张。”上海人对上海的爱护的确相当温柔,这也是孤岛文化后遗症所致:外面打得再厉害,只要上海还能歌舞升平,还能寻欢作乐,一切都可以没关系。

没打到家之前,吃可口菜,娶精致的姨太,一如既往地活在人为的盛世之中,一切都好。但女管家王妈身亡,一切就不一样了。在旧上海文化里,女管家一样是顶重要的家里人,只要是家里人出了事,他们本能地就要揭竿起义,必须保护。所以电影里,这种看似冷漠的,都是克制的激情,一如既往压抑得令人血脉喷张。

木心先生说,“生命最好的状态是风风火火的冷冷清清”,应该是这部片子最好的注脚。明明讲着几乎凶残的故事,你还能感到一股不可思议的浪漫,并在你心里不可思议但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那些不被珍视的美好,就是对浪费时光的惋惜,和无常命运的嘲弄。所以,整部电影里,提都没提“爱”这个字:

乡下仔与死神擦肩而过,面对妓女要赶走他的小机灵,他憨憨实实地说:“我上瘾了,想一直弄”、“我离不开你”、“我养你”。小妓女在荒野岁月里见惯了多少春宵一刻的男人,但此时此刻她眼里全是愿意相信的柔情蜜意。

而葛优和章子怡,戏中的陆先生和大嫂小六,导演对这对人物的情感处理方式,大概属于与王家卫相似的,文人骚客骨子里对爱情理想的认知:哪怕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我也心知我在你心上。影片中葛优和章子怡的对手戏屈指可数,但电影落幕时,依然能看见一场盛大的江湖爱情在胸腔轰鸣。

能拍乱世,能讲善恶,这是本事

这部电影的发布会上,出版人路金波先生说过一句话:导演和作家在某个层面是很相似的,他们都是造物主,心里有很逼真的世界。

这个“造物主”的提法非常有意思,最初学电影的时候,大师们都把电影夸张成梦,那时我还不能理解追梦人的苦楚,导演这项工作的伟大之处就是给人以另外时空存在的可能,这个“另外时空”就是他的创造。

程耳的电影里,讲的事情都是大是大非,恩怨情仇,现实冷峻,《罗曼蒂克消亡史》更是云集了二十世纪旧上海的乱世群相。

按照以往的路数,永远有一群边缘化的人物存在,这部电影也不例外:大佬、女演员、马仔、杀手、青帮正义、日本侵略者……你得有多强大的善恶是非观,才能拍得出乱世?因为我们谁都知道,身处乱世,有很多故事是说不清的。

我一直觉得善恶是很高等的东西,它需要很强的能力和悟性,更需要灵魂的决断力。因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的一生里根本没有善恶,甚至没有需要启动善恶的契机。大部分时候,人们只是完成活着这件事,为此展示出简单的大方、直白的心机、自私和懦弱、下流或者卑鄙、小聪明和愚蠢,距离慈悲和恶意却相去甚远。

而这个“造物主”就需要极强的世界观架构能力,理解亡命之徒信仰的人,才把控得了视生死为家常的悲凉;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讲“匪”的故事,因为匪和流氓、混混不是一回事,一身匪气是路遇江湖后的面貌。程耳能把善恶更复杂的层次直观地讲出来,这是本事。

“童子鸡”是个反社会人格的设定,没见过世面,没接触过女性,地道的萧山乡下口音,充满无知和原始的荒蛮。带着这股原有的生命力,枪战之中,他没有死,怀抱还未“破处”的遗憾一路来到妓女的温柔乡。天亮之后,你能看到创作者的仁慈,让他像只小兽,生机勃勃,爱的力量像是原生,给他光亮就仿佛从没有见过血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吴小姐和陆先生在饭桌有一场戏,在重庆避难的他们聊菜,吴小姐讲吃不惯重庆菜,“大概喜欢什么地方,就喜欢哪个地方的菜”,葛优答:“妹夫在上海有一家日本餐厅你去吃过吗?”

电影院里大家轻声发笑,笑的意思好像是程耳对自己作品的自嘲,但觉得这份幽默依然没有逃离他叙事的本分。我们穿越复古,不断提及黄金时代,但你要知道:从今天到历史,旧上海的浪漫并非禁锢在对往日时光的悲叹缅怀之中。

凝练的视听语言,流畅的叙事,极致的节奏,诗意的审美和无处逃遁的人物命运,惊叹程耳在电影技术这门功课上的优异,更惊异其讲述人性复杂的善恶,视角在芸芸众生,态度冷漠却带着凛冽的烟火气。所以不管是性囚禁,灭家保国,反战批判,他都令你感到冷漠是一种温情。

责任编辑:宋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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