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配做母亲

张岳

读了这组文章,我越发认为自己不配做母亲了。

当然我并非对儿子毫无所望,也并非对母亲的责任毫无所知。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是出于父母,属于自身。他首先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才是父母的孩子。而我的责任就是帮他长成那独立的人,建立生存的基本方式,养成善良人格的基本品质,比如自尊、良知、勇敢、顽强、正义、乐观、创造欲等。至于是否成名成家,是否被迫到街上卖烤白薯,都是他自己的事。

自从我的孩子上了小学,我才渐渐明白原有的“所望”“所知”至少说明我不识时务。因为分数是首当其冲地掌管着孩子们的生杀大权。

最初,我还能坚持己见。孩子入学的第一周,教室门上就贴了张口算速度排行榜,那时我还能平静地对倒数第三名——我儿子的名字多看几眼,把他结结巴巴算不出算术的样子想像得很可爱。我知道在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小学三年级前是不计分数的,即使在四年级以后,分数也被限定在老师、家长和学生本人的范围内,不好的分数被视为学生的隐私。我相信那是一种可以在学习中首先获得自尊的人格。人格教育是西方义务教育阶段最核心的部分。我一向推崇这样的教育。

但不久,我便被教师们无数次的数落、被孩子因分数不好而受辱的现实打击得节节溃逃,乱了方寸。有一次我亲眼见到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教师怎样惩罚考试不及格的孩子。她让那三个孩子和其父母对立窗下,一起罚站,而教师却背着手在教室踱步,尽管教师的年岁比学生家长小得多。这件事给我造成了一种恐怖:假如有一天我和孩子也被这样罚站?为了保护孩子的自尊,我开始考虑入乡随俗。

但以后的事却让我陷入到一种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中。孩子进入小学三年级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对自尊、对人的精神活动愈加敏感,许多被大人忽略的细节经常会引起孩子情感的波动;他们开始试着自己想问题,对外界的好奇心也浓烈起来。而这时,学校对考分的要求进入了紧锣密鼓阶段,这意味着孩子们的所有行为、思想都必须是标准化,分毫不差的。

不久我遇到尴尬。那天,天还没亮,我的孩子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天安门看升旗。回来后他满脸不高兴地对我说:“白激动了,什么也没看见。”他接着向我讲了看升旗的大人们如何拥挤、不礼貌、随地吐痰等。几天后,孩子快快地回到家,说:“妈妈,看来这次我得说违心话喽。”我问:“为什么?”他说:“老师说我写的作文不合格,要重写。”我不明白这和说违心话有什么关系,就把作文翻看了一遍,作文叙述了那一天对升旗仪式的真实感受,批评了那些缺乏文明习惯的大人,在结尾处孩子写道:“我多么希望这些叔叔阿姨们的言行能像清晨的天空那样清洁,像冉冉升起的国旗那样火红啊!”读到这儿,我脱口而出:“不是写得很好吗?”儿子噘着小嘴对我说:“可老师说,我们必须要写升旗时如何激动,如何热爱伟大祖国才行。”“那你就照老师说的再写一篇。”孩子说:“可我当时确实没激动,我根本没想国旗的事,我只觉得那些大人把我挤得站不住,我的头无法仰起来看,我只是生气,不理解那些挤我们的人。”我不知该告诉孩子怎样做才是对的,只好说:“这篇作文妈妈认为写得很好,我把它保存下来,以后写作文时还是要实话实说。”

问题是,以后孩子的作文经常因没有使用老师规定的“中心思想”而被要求重写。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一次孩子写道:“在山村,窗户纸发白的时候就说明天亮了,那时你会觉得空气很新鲜。”老师在这一段的旁边用红笔写了一句批语:“是你亲眼见到的吗?以后不要瞎编。”我最清楚,这是孩子的亲身感受,因为每年春节我们一家都要去偏僻的乡村,吃五谷杂粮,睡北方农村的热炕,让孩子和村里的孩子一起到山上放牛,老师的批语显然充满了不信任。那一次,我竟破天荒地在孩子面前反对老师:“老师这样问问题是对人的不尊重,你不要学,我建议你在老师的批语下作一个说明。后来我看到孩子这样写道:“老师我没瞎编,我确实去过农村,那是我的真情实感。”可孩子怎么知道,真情实感在今天的校园里早被那“数字化生存”冲得七零八落了。

现在我的孩子马上就要考中学了,如果不按规定做就无法保证考试成绩,如果孩子因此而考上一所很差的中学就意味着……我不敢再想下去。作为母亲我已失去了判断力,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对:是帮助孩子归顺于今天畸形的教育体制,还是着眼明天,让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人走向生活;是教育孩子迁就瞬息万变的现实,还是着眼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儿子有时与我开玩笑,称我“母亲大人”,每一次我都会在心里感到微微震颤,我感叹于自己的软弱,我无力抗争,我常自问:连自己孩子的人格健康都不能保护,怎能配为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