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 郭振林

本刊特别企划

郭振林,男,30岁,晋东南张治县

要说这做工的苦,怎么说呢,吃了不少,不过,出来就是做活,也谈不上什么吃苦,受受有好处。

15岁高中毕业以后,我在家里干了3年农活。到官地矿那年,是1985年,我19岁。

当时我姑姑、姑父都在矿上,那年正好赶上招临时工,据说是照顾矿上的职工,姑姑有这么一个名额,就让我去了。那时侯农村穷,挣钱的路子又不多,能出去找份活干,家里人和我都高兴。

那次矿上招了700多人。

刚开始我干的是放顶,这是矿里最苦、最累的活。就是用像千斤顶一样的柱子把挖好的矿洞的顶子撑住,等再挖一段后,把撑井的铁柱子再拆下来,一步一步地往里挪,再撑,再放。那铁“柱子”有碗口粗,一根一百四五十斤重,要自己一根根地搬。当时我根本就抱不动,只能抱住一头往里拖,一个班要搬50多根,第一天从井下上来,我累得连饭都没吃,躺在床上直想哭,想回家。

可出来就是做活,再说农村孩子吃苦受累惯了,第二天,还是得下去。

井下都是水,夏天,干完活升坑出来还好一点;冬天,衣服全是湿的,刚一升到地面,衣服裤子就冻得硬邦邦的,箍在身上,那个滋昧……第二天早上,还干不了,冰凉。

第一个月,我挣了40多元工资,那天我是跑着回到姑姑家的,手里举着那40块钱,一路都没放下。

一年之后,我又开始干起了连网工。我手勤,干活不偷懒,别人连网得两个人干,我一个人就行了。

1987年班里少个副班长,大家可能是看我人老实,干活也卖力气,就让我当了。当了副班长以后,活更多了,更累了,什么事都得自己干在前面,下坑是第一个下去,升坑是最后一个上来,哪有险情,哪难干,自己都得跑到前头,小官难当,谁让人家信咱呢?

1989年10月份,那时我正当二班,后半夜3点多才上来,一上来就听人说我姑姑脑溢血住院了。等我跑到医院时,她已经神智不清了。我姑父说:“三儿,你回趟老家,把你爸、你叔都叫来吧,你姑快不行了。”

可那时侯不能回家。当时矿上正搞风险抵押,每人交500元风险抵押金,完不成任务,年底这抵押金就没了。那几天工作面上正遇上“淋头水”,正是节骨眼儿上,我倒无所谓,全队100多个兄弟的工钱在那押着呢?谁能撂下摊子就走啊?最后,还是让我表弟替我回家传的信。

我对不起我姑。

就是那年,我们队提前45天完成工作任务,被太原市委评为“特别能战斗英雄突击队”。

井下不比别处,一不留神就可能出事故。手下多是年轻人,性子急,干活图个快,毛手毛脚的,不留神是要出人命的。

你看我这手,握拳头中间这个手指怎么也握不到一起。

那是1990年11月4号,当时我们队的工作面顶板遇到了断层,队书记亲自下来检查工作面。当时我们头上的石头松动,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我用单体把顶撑住,但还是不保险,就用撬把去撬,结果哗啦一下子,一大块石头掉下来。我忙用右手把身边的人推开,结果左手被石头砸住了,粉碎性骨折,半年才养好。

这几年队里矿里给了我不少荣誊:“青年突击手”“青年标兵”“优秀班组长”“新长征突击手”,我还入了党,是矿上第六届团委委员呢。

我1989年结的婚,媳妇是我们村的,比我小一岁,她在家种地,看孩子,孩子今年都6岁了。每年也就那30几天的探亲假还能看看他们。现在我是台同工,合同明年就到期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续,那得看矿上。如果续的话,我还想接着干下去。续不了,明年就回家种地,或者找点别的什么干干,现在路子多了。

你问我最想什么,我最想矿里能把我转成正式工,那样户口也成了城市户口,老婆孩子也能过来了!嘿嘿,其实,也就是想想。 (采访:耿海亮)

杨日升,男,1966年生,河北省尚义县人

村里富了,孩子有钱上学了,村里还有了高中生、大专生,种菜种出这么个结果,我打工受了那么多苦,值了。

在外面干了近10年,我还是回家了。我家那地方,地里好像什么都不长,一亩地一年打个五六十斤粮食,就算不错了,说十年九不收,一点不假。说起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一个字:饿!放学回家,就找吃的,可是家里什么也没有,全家6口,一天只吃7斤玉米面,这还是国家救济的。能饱饱吃上一顿窝头,就是过年了。家乡是个穷地方,没什么舍不得离开的,我回去,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一个“穷”字。

外面变化这么大,我挣了钱,回家一看,快10年了,怎么还是老样子啊?我给大家香烟抽,都当宝贝舍不得抽,还是拿张纸卷烟叶子。你说干点啥吧,他就说咱这儿祖辈都这样,啥也干不了。村里的孩子还是挨饿,上不起学。我说:不行,咱总不能老是受穷吧,人家外面人过得好着呢,咱真就啥也干不了?种粮食看来一时脱不了贫,咱就种菜!我这么说,谁也不信,都说咱这儿啥都不长,水都没有,还能长出绿菜叶子来?

我说要种菜,不是没有根据。初中毕业,上不起高中,家里穷得实在呆不下去,我就带着20块钱坐上火车去了大同。大同有煤矿,听说背煤可以挣钱。下了火车,还剩4块钱,运气不错,我很快就在一家小煤窑找到了活干,在煤井下往车上装煤。装一吨挣两毛钱。那年我不到18岁,力气不大,别人一天能装70、80吨,我只能装30吨,挣6块钱。这对我来说算是高收入了。一个月一天不歇地干,能挣180多块,自己吃穿用50多块,还可以给家里寄个100多块。村里人说我了不起,父母很高兴,妹妹也可以上学了,村里不少人也学着我的样子来到了大同。这样拚死拚活干了一年,父母担心下井危险,说什么也不让我干了,我就到大同云岗矿去收废品。收了两年的酒瓶废纸什么的,真赚了点钱。后来,我看卖菜挺挣钱,就带着村里来的伙伴们去卖菜。从批发市场批来菜,再到矿区去卖,一个月可以挣300多块钱了。这时我想,要想多挣钱,就要降低菜的进价。于是我就和4个老乡联合雇卡车到北京、天津和河北产菜的地方去自己进货。这样一干就是四五年,我每月已经可以给家寄600块钱了。在我们村里,我已经算个能人了。

我还是总想再多挣些钱。一次我到河北定州拉菜,一个菜农不到半亩地的黄瓜要了我800块钱,我想,种菜这么赚钱啊,比做买卖强多啦!这时我就产生了回家种菜的念头.回到大同,我就不再卖菜了。我到大同郊区的一个老菜农家,帮他干活,一个月给我200元钱。钱多少我不在乎,我是要跟人家学种菜的技术。第一年人家什么也不教,只让我跟着干活。第二年,老菜农看我干活不惜力气,很满意,就教我技术了。我也聪明,一教我就会。但我知道人家种菜凭的是多少年的经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学到手的。于是第三年我耐着心又学了一年。到了第四年,也就是1991年吧,我决定回家种菜了。

我们那以前从没有人种过菜。可是我想,大同的气候和我家差不多,人家可以种菜,地下生出了金娃娃,咱这儿为啥不行?我花3千块钱在自己的地上打了井,接上电,从张家口进了美国西芹的种子,把家里8亩地全种上了。清明播种,两个月长得不错,眼看快收了,却来了一场斑枯病,8亩地一根菜也没收成。我苦学苦干了三四年,还是没干成!村里人说我是瞎折腾,我心里急啊,一想起老婆刚生下孩子就背着孩子在地里干活,伤心得我直流泪。那天我在地里整整呆了一夜,想,咱这儿真的就种不成菜?还是咱科学跟不上,没学到家啊。第二年,我又种。我先到张家口农业局,找专家请教,还买了一堆书,自己根据本地的条件配农药,又种下8亩。这一次,成了,产了两万多斤西芹,卖了10万多块钱!我这一成,村里人坐不住了,年轻的都跟我学技术,还选我当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让我带着他们干。我给村里出了5千块钱,又拿出3万块钱借给特困户,先打井、拉电,然后种菜!种什么菜,村里人都要听我的,种菜和做买卖一样,也要了解市场,种得好,还要卖得好。这我有经验,我做过卖菜的生意呀。今年5月,村里不少人种了圆白菜,我到河北坝上和内蒙的几个县转了一下,到种子站问了一下卖出去多少圆白菜种子,心里一算,就知道种了多少亩。我一看种得太多了,多了就卖不了好价钱。我回去让他们把圆白菜苗全拔了,改种芹菜、生菜和西兰花,结果这些家今年都赚了不少钱。

(采访: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