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政党·革命党

张耒

党，是当代中国政治术语中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党字的历史悠久，但今天人们几乎言不离口的党字，与古代的党字内容大不相同。古代作为术语的党，主要是指朋党，而今天的党，则指政党或有别于一般政党的革命党。党字内涵的变化，正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党字何时出现难以确定。汉代的《说文解字》解释党字本义是不鲜明，这大约是最原始的理解，与后来的原义似乎没有多少联系，其间的变化有待考证，但至少在商周时期，党已经成为地域或血缘关系形成的集体或团体的代称。当时500家为一党，是类似后来的村那样的基层单位。由于先民聚族而居，所以父兄宗族又称乡党。那时的人们出生即入党，不能自愿加入，也不能自愿退出，无需介绍人，也不用交费，但是却有义务和权利的束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因为利害相通，所以同党之内有相互庇徇的义务和习惯，近似于互相包庇。孔夫子曾经倡导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合乎法治社会的行为规范，但在当时，却一定是孔夫子一党的模范行为。这样徇私情的党，想必坚决主张党同伐异—同党相庇护，异党相攻伐。这自然会导致人们形成党附的观念，结成团伙，以便寻求保护。可见党字本意带有偏私的成分。这样徇私的党一定导致枉法，带来社会的不安定，自然也使正直之士忧心仲仲。远古的知识分子宣传“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这只是理想主义，现实的社会始终是有偏有党，而且愈演愈烈。

随着社会发展，人际交往逐渐扩大范围、增加频度，在地域、血缘形成的党之外，人们又有新的分化组合，其中同一师门的同学称为朋，志同道合者称为友。正如同党相庇一样，同一门派的朋也讲究互相庇护，称为朋比。朋比和党附，是人际关系复杂化，互相斗争越来越多的必然结果。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政治中自然会有更激烈的表现，所以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朋党一词。这说明政治斗争中已经广泛出现了成型的派别团体。

朋和党两个概念各自独立的时候，并不大含贬意。这大约是因为朋或党的活动范围主要是老百姓的日常劳作和生活，虽然有朋比，有党附，有徇私枉法，有党同伐异，不一定讲求全社会统一的公道，但人人有分，习惯成自然，并不特别为人们所厌恶。可是朋与党合二为一成为朋党之后，却自出现之初就完全是贬意，而且有恶谥的味道。因为不论什么人，一旦被戴上朋党的帽子，就成为君王侧目的宗派主义分子，很有杀头的危险。

据说“孔夫子于乡党，恂恂如也”，而且他坚持认为乡党内部可以徇私情互相包庇，但在政治斗争中，他却反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主张“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颇有温吞水和老好人的味道。这种不党主义虽然与实际的政治斗争情况大相径庭，却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政治理论。理论上的不党和事实上的不能不党，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政治斗争必然形成派别，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免的政治规律。同一派别结成团体或团伙，当然可以比较容易地制胜一盘散沙的政敌，有利于推行自己的政策和策略，所以不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且党也是政策和策略的生命。但是这种派别政治容易导致政客团体的势力膨胀，从而威胁到君主的权力和地位，所以历来受到君主的反对。君主一方面操纵和利用不同派别，一方面却要抑制政治派别，不使它过分发达，所以朋党理论或者说是不党主义，就成为君王随时可以扼杀政治派别的杀手锏。但不论君王如何厌恶，政客还是需要拉帮结派，所以朋党在中国时扑时起，历久不衰，从来没有根绝过。不过由于孔夫子这样的圣人先师主张不党主义，君子类的政客就比较拘谨，往往不大情愿主动结党，很可能是不得已时才起而结党。而比较注意及早结成朋党的，往往是注重实利不大拘泥礼教形式的小人。史书记载不绝的门党、戚党，往往是这一类小人的党。传说中尧舜时期的共工、*兜等四凶曾结成朋党，这大约是小人结党营私的鼻祖。小人喜好结党，敢于结党，而且善于结党，这大概是小人得志比较常见的一个重要原因。君子一类的人，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囿于孔夫子的说教，轻易不大敢结党。这显然不利于有道之人和正直之士从事政治活动，他们常常寄希望于君主的贤明，或者是指望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贤相，这也许可以抵制小人的朋党，但显然不是时时靠得住的办法。不党主义的说教不能防止小人结党，只能限制君子的政治影响力，以致古代中国常常出现“群臣朋党，才能之人去亡”的情况。

君子不轻易结党，但不得已也要结党。所以君子结成朋党的历史也很久远。可以想见，政治出现之初，不同派别都会结成朋党，小人之党和君子之党大约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与共工等人对立的“八元”“八凯”，其实也是朋党，不过由于君主厌恶任何朋党，孔夫子力倡君子不党，后来的君子都很避讳结党，所以君子之党往往不被披载，史家无从检索，一般人更不容易得知其详。

人们对此习焉不察，直到北宋的王禹*、欧阳修才开始为君子之党正名，提出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北宋的“君子有党论”，是当时的改革派希望为政治派别合法化提出的理论根据。当时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主张君子有党论，但都自认为是君子之朋党，而对方是小人之朋党，又都希望君王支持本党，禁绝对手的党。这种认识正是封建政治的主要特色。

古代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是禁绝消灭政治反对派，历代的朋党之争，都力求把对手赶尽杀绝。讴歌忠义的著名戏剧《赵氏孤儿》，背后掩藏的却是党派斗争的残酷无情。如被满门抄斩的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又把对方一党杀了个干干净净。其实，自东汉末年的党锢到明末东林党人的被杀戮禁锢，党人之间的杀伐更是随处可见。东林党人历来受人推崇，但东林党人同样壁垒森严，党见甚深；凡是不赞成他们见解的人，一律斥为异党，诟谇随之。可以想见，如果东林党人得势，对反对派也有大加挞伐的可能。这样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可能养成真正的妥协意识，历史上的妥协，往往只是权谋和韬晦之计，一旦羽毛丰满或时机成熟，就坚决反攻倒算。所以中国古代政治中推崇的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这种缺乏妥协意识的政治文化，当然不可能培育适合现代政治要求的政党和代议制度，这是古代中国有朋党而不可能有政党和封建中国的朋党不可能演化过渡为近代意义的政党的一大原因。

中国人对西方近代政党的了解是从赴历欧洲的官员开始的。19世纪中期，张德彝等人到英、法等国考察，注意到西方的党派斗争。当时中国人对西方政党的观察还比较皮相，不了解两党制和代议制度与政党运作的关系，往往强调不同党派贿选、攻诋、各怀私意、彼此不睦等等。黄遵宪认为：两党轮流执政的办法“譬之汉唐宋明之党祸，不啻十百千倍”。显然这是囿于见识太少的揣测。当时只有黎庶昌注意到两党制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一党上台而不去杀伐对手，允许反对派合法存在，伺机而动，这是当时的中国政治家难以想像的新制度。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治仍然不可能存在政党那样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到戊戌变法时期，鼓动政治风潮的公车上书事件，是以赶考的文人私下串联酝酿的，康有为是事实上的领袖人物，却没有领袖名分。此后各地大批涌现的学会，往往兼有学校和政党的双重性质，很可能是以文化宣传为辅，以政治活动为主，这可以算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