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生命赌一次

郑勇

要写史立军，并不是因为他已创出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仅仅是好奇心的驱使。他是我们这片国土上第一个私人侦探所——“汉公民事事务调查所”的创始人。于是，他有了某种神秘色彩，于是，我萌生了采访他的念头。

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到了他的电话号码，并终于凭着耐心拨通了电话时，他却在电话里毫不留情地向我泼了一通凉水：“有采访我的必要吗？其实我是一个极一般的人没干什么事你们《中国青年》办得不错别拿我来胡弄版面挺珍贵的版面还是留给雷锋那样永垂青史的英雄人物吧。玩笑归玩笑，说真的，大家都挺忙的，时间耗费得要有价值，我说这事就算了吧。”

我说：“不能算。这回让英雄人物给你这个普通人让让路，我就不信你这个‘中国的福尔摩斯（某些报刊语）没有光辉灿烂之处。”

“你要不怕失望就请便吧，不过我的时间有限。”他说。

（一）

骄阳似火，原本熙熙攘攘的东四大街也人迹寥寥，马路被晒得白花花的。史立军步履匆匆，此刻，他的心境难以言喻。站着是一米八多的一条汉子，年届而立，从获公民权那年起，他不曾缺少抱负，也不曾缺少行动。他获得了经历，却未获得过成功。这天，他在太阳下大步走着，走向北京东城区工商局个体科，此时，他觉得脚下的道路格外坚实。

那天的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可以肯定是在1992年7月或8月里的一天。那天我下定决心去工商局办理创建“汉公”的执照。有这个想法不是一时冲动。这些年来，我几乎什么都干了，也几乎什么都没干。当兵扛枪，在剧组里跑龙套，编书，做买卖，办工厂……，忙忙碌碌一无所成。我本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可回过头一看，这些年我是被社会卷着走的，没有留下有自己特色的足迹，也未曾造福于社会。我是1962年出生的，掐指一算，三十的人了。人到三十还飘飘荡荡的一事无成，这辈子也就吹了。

如今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这么好，许多人闹闹哄哄地“下海”，忙忙活活地挣钱。要想在“海”里挣到钱，得有几个条件：技术、路子、资金和背景。这几条我都不具备。可我有头脑，我深信这个世界是靠有头脑的人支撑的。搞发明创造我肯定不行，先天不足，文化底子浅，累死也出不了成果。我的优势是，对事物敏感，反应机敏，有足够的生活经历，社会关系多。具备这些素质便为搞调查（注意，不是侦查！）储备了基本条件。于是，当别人火火爆爆地办公司倒腾买卖的当口，我想到了办一个私人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就是所谓的私人侦探所。

做过侦探梦的少男少女决不在少数，但像史立军这样想到了就干的却寥寥无几。他推开了东城工商局个体科的门。虽然他有无穷无尽的理由以证明私人侦探所的合理性，但他仍忐忑不安——这毕竟是我们这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中的首例。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客客气气的接待，客客气气地被送出门，申请报告从此去向不明没完没了的研究和杳无音讯的结果。他错了，错得兴高采烈。经过必要审慎的研究后，工商局核发了“汉公民事事务调查所”的营业执照。尽管这个执照是临时的，但私人被授予民事调查权力，足以证明我们国家的开放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观念上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这片国土上，理应无怨无悔。

（二）

当我见到史立军时，他一脸的疲倦。

“多少天没睡好觉了？”我问。

“大约100天吧。”他回答，声音也疲倦。

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调查取证的事件层出不穷。史立军对这一市场的广大深信不疑，对开发业务他充满信心。但他还是失算了，没有估计到在经营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客户们竟会蜂拥而至。找上门来的，打电话的，寻呼的，北京的，外地的，寻找债务人的，了解借贷人资信情况的，丢孩子的，捡孩子的，怀疑家中出现第三者插足的……五花八门。他忙得不可开交。

真正进入角色后，我才发现这是个极有魅力的行业，才发现社会上原来有这么多矛盾和事件需要化解。我虽无安邦定国之才，但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防止许多矛盾激化，可以解除许多误会，可以使许多拖了很久却难以解决的磨擦缩短了解决的进程。这100多天里，我扎扎实实地体会到了我的人生价值所在。挣不挣钱的先不提，每当漂漂亮亮地完成了委托人交办的事（不能叫案件），我心里都特舒坦。

3月的一天，一对中年夫妇找到了“汉公”。半个月前，他们正读中专的女儿说要和5个同学出去玩，他们未加思索地同意了。晚上，女儿打来电话，称太晚了，回不来了，他们没在意。第二天，女儿仍未回家也没音讯。作父母的急了，到学校一问，回答使这对夫妇几乎当场昏过去：根本没有5人出游的事，她是和一个男生悄悄跑的。他们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开始了焦灼的寻找。半个月过去了，希望一次次落空，母亲的神情已开始变得恍惚。在近乎绝望的时候，朋友介绍他们来到了“汉公”。他们仅仅是怀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汉公”的门的。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汉公”仅用36小时就找到了他们的女儿，并将其送回了家。

自然干恩万谢感激涕零。可在史立军看来，这都是应该的。用他的话说：咱是吃这碗饭的。

咱是吃这碗饭的。委托人是咱的衣食父母，咱就得倾尽全力完成委托人交办的事。甭说委托人是付费的，即便是挣不着钱，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事找到“汉公”头上，咱也义不容辞。

也是在3月份，青岛火车站派出所突然打来电话，说他们扣留了两个北京口音的男孩，像是瞒着家里跑出来的。可两个孩子咬定牙关，一句实话不说。他们没有犯罪事实，老扣着不行，放了又怕出问题，希望“汉公”协助，尽快找到孩子的家人。我一听就急了，北京孩子家准翻了天了。我马上告诉对方千万别让孩子跑了，并问有没有什么可借助的线索。派出所的同志说他们只发现一个孩子身上有一张写满号码的纸条，我让他们把号码报过来，我抄下号码，分析了一下，觉得特像BP机号，马上把这一情况通知有关寻呼台，并寻呼。几分钟后电话铃声不断，前几个都和孩子无关，但听了情况后，都愿意帮忙。大概十几个电话后，一个孩子的父亲终于打来了电话。当他知道孩子安然无恙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青岛的同志知道孩子们的父母找到了，也非常高兴，并赞赏我们的工作效率。整个过程，大概用了40分钟。

这40分钟我们没挣一分钱不说，还搭进去不少电话费。但这事该不该干？该干。我没有那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可作为一名公民，对于国于民有利的事就不能斤斤计较。

史立军并没有白干。尽管几项业务没使他在经济上有所收益，甚至使“汉公”赔了钱，但在一定范围内“汉公”打出了知名度。一时间，史立军成了“找孩子专业户”，上门求助的顾客络绎不绝。

（三）

当然“汉公”的业务不仅仅限于找孩子，委托人也不仅仅限于私人。

某单位司机驾车撞伤了人，除了必要的处罚外，当然少不了对伤者做经济赔偿。当执法部门裁决了结此案之后，伤者又向该单位提出了追加经济补偿的要求。理由似乎是响当当的：家中本来就雇用了一个保姆，如今被撞伤，保姆要雇用终生，雇保姆的费用自然要由肇事单位承担。

伤者提出的费用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保姆”的身分又有可疑之处。本来已被这一事故弄得焦头烂额的单位领导，已无精力和伤者讨价还价，更无时间打上法庭，他们只想在最短的时间内首先调查清“保姆”的情况，然后再做定夺。

这是一件耗神耗力的工作，他们找到了“汉公”。

史立军调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关系，展开了周密的调查。几天之内，一份天衣无缝的调查报告被送到委托人的办公桌上。“保姆”的身分调查清楚了，她是伤者的亲属，且有房产，而伤者又是这房产的唯一继承人。当委托人把这一情况向伤者摊牌时，伤者哑口无言。

讹诈避免了，委托人从种种负累中解脱了出来。

有人说“三产”不创造经济效益，“汉公”是典型的“三产”，而且是私人的，我们为企业解了忧，使其得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到生产中去，不就是创造了经济效益吗？

如今，经济活跃了，经济关系也复杂了，各种经济纠纷屡见不鲜，企业一旦陷入这些纠纷便难以自拔。帮助这些企业从中解脱出来，是我们“汉公”的重要职责之一。举个例子，一家企业和私人发生了债务纠纷，债权方是企业。当企业向那个人讨债时，那人以没钱为由一拖再拖。企业没办法，找到我们。我们通过调查发现，那人不仅有工厂，还有汽车。我们建议企业如果那人再不还钱，就告上法庭，以他的工厂和汽车作还债抵押。企业有了这张王牌，底气就足了，很快，那人把钱还给了企业。

虽然在短短的时间内“汉公”做了一些事，但我也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离家出走？为什么那么多企业限入了本不该发生的麻烦中？为什么很多诈骗犯屡屡得手？原因是复杂的。那个出走的女孩很少与父母交流，以至限入早恋父母还全然不知；两个跑到青岛去的孩子就是因为老师在教室内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而批评的态度欠佳；要不是我们及时介入，某企业差一点被拐走一大笔款子，起因仅仅是那人空口说能搞到300吨钢材……

假如史立军在创办“汉公”时还多少有些浪漫的话，几个月的磨练已使他逐渐成熟起来。他已从一个较高的层次上来观察社会，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了。

（四）

结束了无拘无束的漫谈，我摆出了正式采访的架势。我看着史立军，代读者发问了。

问：你作为一名私人侦探，是否拥有普通公民不具备的权利？

答：不。我只有营业权，其他权利丝毫没有超出普通公民之处。我们只有调查权，而没有侦查权。调查和侦查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侦查可以采用侦查手段，如拘押、搜查等，而国家规定只有公安和检察部门有侦查权。其实，每个公民都有调查权。我们的权利是委托人将他们的合法调查权移交给我们，由我们代为行使罢了。

问：调查中如涉及隐私怎么办？

答：法律承认公民的隐私，也保护合法隐私，请注意“合法”两个字。假如有些隐私是不合法的，而且侵害了他人利益，便不在被保护之列，像第三者插足、偷盗行为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掌握的是极严格的。

问：你们如何收费？

答：这一点国家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尚处在摸索阶段。一般是先预交一定的调查活动经费，调查完毕再将不足的部分补齐。收费问题也是我们较头疼的问题，经济调查可按调查成果比例核定，而私人民事调查就难把握了。就说我们找到的那个女孩，家长来时说不惜砸锅卖铁也要找到孩子。他们交了500元的调查经费，孩子找到了，又说家里实在没钱，我们又不能逼债似的跟人家要。那次，我们赔惨了，36小时十几个人不说，光汽车就跑了500多公里。500块钱你能坐500公里的出租车吗？但这样的事今后人们找到我们头上我们还干，民事调查就是为民排忧解难嘛。你把我的BP机号登出来：6059111呼1146，老百姓有难事尽管来找我们“汉公”。

问：你有什么忧虑吗？

答：谈不上什么忧虑。只是一点，“汉公”的执照还是临时的，我盼着早一点改成永久的，否则，通讯设备、交通工具我都不敢投入，人员也不易稳定，大的委托项目也无法接手。

问：冒昧地问一句，你不怕出什么意外么？

答：前些日子，路透社记者采访我，问我有枪没有。我说中国的法律你应该知道，私人配备枪枝是违法的。他的意思我明白，干上这一行的确是有一些危险的。调查一件事，其结果终有一方是要受损的，这就容易结下怨家。你是记者，可能比我知道的多，如今花钱买“刀客”卸胳膊卸腿卸脑袋的事不是没有。但我既然干上这一行就不怕这一套。

有人说我这是赌博。好，就算是赌博。如果我能成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值了。我是豁出去了。像是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用生命赌一次”，可我决不“过把瘾就死”。我想欢蹦乱跳地活着，看看明天到底有多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