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造钱的人

韩春丽

灰砖、灰墙、铁丝网，使这个院落在北京白纸坊一带异常惹人眼目。然而，近百年之中却极少有人知道这个院落中的人究竟在干什么。附近的居民换了一代又一代也终没有人弄清这个谜。年轻一些的人只知道它有个代号叫“五四一厂”。当改革开放揭开了曾经蒙在许多事物上的面纱，北京人探索的目光再次投向这个“五四一厂”。带着与大家同样的心情，记者几费周折，终于撩开了这谜一样面纱的一角。

有人说它看起来像监狱；有人说里边的人干活时有持枪者站在一旁；有人说工人进出厂门要搜身……记营在递交了数封介绍信后，才站到了传达室。

找谁？出示证件，打电话，等来人接，填出入证。这是必须履行的入门守则。在等人的过程中，我看了看背枪站在那里的哨兵，他异常严肃，但对进出的人并没有搜身。

保卫处的欧阳把我接了进去。里边的景象与别的工厂没什么两样。穿过一座绿白相间的古老钟楼，“财政部印刷局”几个石雕字嵌在迎面的一座颇有气派的大楼中部。欧阳告诉我，他们就在这座1908年清政府始建的大楼内办公。

在三楼一间办公室，我见到了刚刚退下来的老厂长蔡秀园。蔡厂长自1949年3月作为北京解放后的第一批招工对象入厂，在这里度过了几十年的时光。瞅着窗外熟悉的景色，蔡厂长充满感情地讲起了他们这个特殊的企业——北京印钞厂与特殊的产品——人民币。

话题先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切入。蔡厂长问我是否看过那部有关长征的专题片，那里边就有一个镜头：一位红军肩挑着票版长征。并接着结论说货币除了流通中的作用外，历来是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所以，一朝一代都非常重视用自己的货币去占领城市与农村。1947年，还处于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就已着手统一货币的准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同时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

北京于1949年1月31日宣布解放，当日下午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就派人接收了这个当时称“中央印制厂北平厂”的北京印钞厂，并更名为“中国人民印刷厂”，2月2日即开始加紧印制人民币。那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军已逐步进入城市作战，需要钱买粮维持生计，更重要的是要用人民币代替国民党旧币，以便占领城市。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彭真指示：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要供到哪里。刚刚翻身获解放的印钞工人以百倍的热情支援前线，投入了夜以继日的工作。生产出的钞票被迅速运至人民银行，解放军的车子就等在银行金库门口，钞票一来，即刻上车。这情形反馈回厂，更进一步鼓舞了工人的干劲。回忆起16岁时的情景，蔡厂长异常激动。

这时，欧阳进门递给我一张纸条。上写：北钞厂现有职工3000余人，离退休15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870余人。我正纳闷。他解释说经常有人以为这里的工人都是监狱重刑犯人，是否如此，请我看看实际情况。这一说又引起了我的一连串问题，比如是否搜身，是否有持枪者站在工作者身旁等。

蔡厂长回答说：“搜身是有过，但那只是解放前。解放后1949年5月即宣布废除搜身制。这几十年来，即使偶尔发生钞票数字错乱情况，也从未搜过一次身。”“我进厂十多年了，从不知搜身是怎么一回事，更没见谁持枪站一旁。工厂是咱工人自己的家，哪用得着那一套。”欧阳颇为自豪地补充道。

蔡厂长在我们说话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精装书，里面印的全是各色人民币。这大都是他们厂的杰作。他特别翻出一张红色100元人民币，对我说，这是他进厂后参加生产过的第一张雕刻凹版人民币。这张正面轮船、背面大花座图案的百元币我从未见过，不免又要发问。原来，如我这般年龄所能见到并使用的人民币，大都只是我国印制发行的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眼前这张红色百元币却是第一套人民币中的一张。难怪我看着面生呢。

设计师刘延年说：人民币的制造就如搞一部电影，设计制作如编剧导演，生产则如复制拷贝；雕刻师苏席华说：设计与雕刻就像唱戏的，前者写剧本，后者表演。在一天下午，我同时见到了两位制作人民币方面的权威专家。

刘延年很有风度，灰白的头发更显示出这位61岁高级美术师的不同凡响。1953年，他以一名年轻党员的姿态谢绝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服从国家分配来到了北京印钞厂设计室，这位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大学生从此开始了默默而执著的设计、印制钞票生涯。40年里，他参与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与研制工作。其中第二套中的5元券是他独立设计完成的处女作。现在仍大量流通的1分、2分、5分硬币，也是他早年独立设计的。

钞票设计非同一般的图案设计，再高明的美术大师不经训练也不见得会设计钞票。接到上级制作新一套人民币的任务后，首先要行动的是设计者。要考虑新钞票的主题内容、大体形式以及票面色泽等等，同时一定要兼顾印刷因素。钞票设计出来后要上报，刘师傅说，过去上报要经过很复杂的程序，最后由周总理下批示。讲到这里，刘师傅不由自主地讲起了这么几件事。在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图上报之后，很快得到了周总理的具体批示。针对5元券主景，周总理指出：“民族大团结景可用，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不要把他的像画上。”对1分硬币汽车景原稿画的是美式汽车认为“不妥”。对已制成大版印出产品的2元券又转述毛主席的意见：“中国人民银行”改从右向左为从左向右；钞票上不要放我（毛泽东自己）的像。在第三套人民币设计图案送上去后，周总理对1角券主景指出：1角券学生用的多，因此要把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图案改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图景……谈起这些，我们不由感叹毛主席之伟大和周总理之事事处处为人民着想的公仆作风。“所以呀，”刘师傅言归正传：“人民币发展到今天浸透了无数人的心血。”

一张人民币，白纸进去钞票出来是一桩十分复杂的事。简单地说，要经过设计、雕刻、制版、印刷、检封等数道工序。如果细分有几十个环节。操作过程中，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丝毫差错。这除需各环节人员把好自己一关外，设计制版者要提前做好全方位考虑。这就是为什么刘延年称之为“编剧导演”的原因。

苏席华，这位由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雕刻大师，里外透着质朴。38年前，22岁的他从车间走进技术室，先经过几年刻苦的基础学习与锻炼后，被分配刻文字。钞票手工雕刻大体分文字、装饰、风景、人像等专业，多少年的传统一直认为，刻文字最低，惟有刻人像最高。而苏席华刻文字一刻就是20年。20年，练就了他运刀自如的雕刻功夫；20年，锻炼了他对艺术品的鉴赏能力；20年间，他不但文字雕刻出高水平，还自学掌握了其他3项雕刻技术，人像雕刻更见成效。1982年，苏席华终于脱颖而出，从此，他在本系统举办的人像雕刻比赛中，多次夺冠，翻翻你的钱包，那其中的10元、50元、100元人民币上的头像雕刻，全部出自这位师傅之手。

“雕出好作品不只是手指头的功劳。”苏师傅解释说。原来，手工雕刻者除要严格按设计者搞出的“剧本”“背台词”外，更关键的是要在“表演”时加进自己的再创作功夫，要设法让刀下的点与线活起来，比如在雕刻4个领袖头像时，苏师傅先用相当长的时间揣摩4位领袖的神采。正式雕刻时为了凝神，他每天右手执刀，左手执放大镜，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整整用6个月雕出的这副作品不但雕得“像”，更雕出了四位伟人的不同风采。其他作品也无一不是如此手脑眼通力合作的结晶。

想到如此辛苦，我提了一个很外行的建议：既然雕刻分手工雕刻与机器雕刻，我们何不让机器全部代劳呢？苏师傅笑着回答说：手雕与机雕是一个统一体，但不可互相替代。人民币采取的是凹版与胶版印刷，而凹版主要是手工雕刻。像花纹花边一类有规律性的图案才用机雕。苏师傅还告诉我，过去手雕是由几个人轮流在一块版上雕刻，现在则大都采用分头雕刻法。

我很想亲眼看看苏师傅工作时的情景，但我终没能进入他的工作间。苏师傅为了给我这个“门外女”以感性认识，在第二天我又进厂时，他带来了全部“家当”。确切地讲，原来雕刻用的不是“刀”而是“笔”，钢版的板材比普通钢稍软一些。我学着苏师傅的样子，右手执笔左手执放大镜——除了看看上面无数的点与线，右手却一点也不能配合行动——真正非常人所能胜任的工作。

有人很羡慕这个行业的工作人员：车间里堆满了钞票，工人随手一摸就是一把，厂长缺钱花可以让机器多开一会儿；说不定偶尔可以带出几张废票子，那可是赚大钱的东西……我被特许参观了人民币印制的最后一道工序：检封。

初人印钞厂时，我曾经怀着迫切的心情想知道这个特殊行业人的特殊感觉，于是我逮着谁问谁。结果我得到的是同一答案：嗨，我们眼中只有“产品”，没有“钱”。这就像看着自己生产的灯泡、杯子时的感觉一样。我不舍弃，穷追猛问，非要人家说出点什么不同的感觉。果然，有人说，刚入厂时，面对一迭迭钞票，是有一种激动的心情，但激动不久也就平复如初了；更多的人说的则是另一面：特殊行业养成了他们的特殊生活方式——不知道的不问，知道的不说。有的工人一辈子做印刷工作，终也不知别的车间在干什么。亲属，包括不在本厂的爱人，也是除了电话号码，其他一概不知……一人说你可能不相信，但众口一辞，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剩下的只有敬佩，敬佩我们工人师傅的职业素质。

上千万的钞票每天流水样过眼，又要经过那么多人的手，必须要有好的思想意识和过硬的素质。因此，狠抓思想教育工作历来是印钞厂的显著特色之一。这除了老师傅的以身作则模范带动外，共青团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

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是工作顺利进行的可靠保证。共有300多条具体的“数字”管理制度，落实了各个岗位的责任，实行“经手负责”。为了增长见识，我参观了最后一道工序：检封。从检查质量到数封、装箱，进每道门，首先看到的是门口两名坐在桌后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每天哪张钞票经过哪个人之手都有详细登记。

残票的号码被登记下来，挑残工人会按号码把残票挑出。车间里就有一个小的印码机，旁边是一些没有号码的钞票。被正票替代的残票则登记入册，严格保管，直至进纸浆厂粉碎销毁。在如此严密的管理办法下，万一发生丢失现象，无论正票废票，不消半天工夫，就会按“数”索人，找出责任者。更何况有闭路电视覆盖了整个生产过程呢。

严厉的措施加上全体职工的自觉，赢来了印钞工作的顺利发展。这是蔡厂长们的骄傲。

更让他们骄傲的是，北京印钞厂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经济效益，都处于全国印刷行业之首。企业效益好职工的收入一定少不了。事实却并非如此。多少年来，从厂长到技术人员到工人师傅，大家的个人收入并不高。厂长没有什么特权，印数要严格按国家计划行事。在国外，如果能达到苏师傅这等水平，雕刻几块版就能吃大半辈子；而苏师傅则不过在每一次作品被选中或获奖后，月奖金里多加几元。在北京，这个工厂工人的收入也只能算中等水平。

当“钱”字在许多人的眼中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成为万物之主，万能神灵时，他们，这些整天制造钞票，睁眼闭眼都是钞票的人们，却能够平静地看待自己的产品。谁能不钦佩这默默的不计名利的敬业精神呢！

面对越来越多的伪钞，有人想从中国的印钞技术里找找原因，而普通大众关心的则是如何不让伪钞进入自己的腰包……我翻阅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并进行了详细的咨询。

伪钞不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早在本世纪30年代，国际刑警组织就发现过世界近百个国家有上万种伪钞。近十年来，该组织共收到6万多起伪钞案件报告。除假美元外；英镑、马克、法郎、日元、人民币、港元等假货币也时有出现。一位研究伪钞的专家断言，目前世界流通货币中近1／5是假钞。这话虽有些夸张，但却道出了伪钞泛滥的严酷现实。

我国自1957年首先在沿海一带发现假人民币。随后，60年代与90年代也几次出现大量制造伪币现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与发展，人民币的综合防伪能力已有相当水平。如纸张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防伪能力。除严格按一定的比例配给材料外，还加入了一种唯中国才有的稀有植物。水印嵌入纸张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1966年发行的10元券人民币正中就加入了天安门水印。第4套人民币更是采用了固定水印和满版古钱水印。除此，1990年发行的50元、100元中还加入了安全线；油墨方面从色粉到它的联结料以及原材料的配制也有中国自己的配方。比如人民币50元、100元中的“50”“100”上就有萤光粉反应，当然需要在仪器下才能看到；印版制作方面又有一套防伪办法。手工雕刻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它版纹深，墨层厚，具有较好的防伪功能。而有的看似平常的花纹，在太阳底下一晃，就会显出一个字，这是利用光学原理做出的比较隐蔽的防伪措施；现用印刷设备中有专用的防伪设备。比如一次可印八九个色的平凸印机器，可以双面对印。这是社会上其他单面印刷所不能达到的。

可见，人民币的防伪几乎充斥了印制的整个过程。只要我们平时多加注意，还是能辨别出真伪的。

就一个国家来说，科学技术越发达，印制技术越高，钞票的防伪能力就越强。应该说，近代中国的印钞技术并不落后，甚至可以说相当先进。本世纪初，清政府在外受列强侵略，内感财政艰难的情况下，于1908年建立了度支部印刷局（即北京印钞厂前身），以期自制钞票，统一货币。印刷局以巨资引进美国近代钢版雕刻、凹印技术成套设备，高薪聘请了美国海趣等5名技师，开始了我国钞票印制的新时期。时至今日，钢版凹印仍然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钞票印制技术。这说明，我国近代印钞技术的基础很好，起点是很高的。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清政府垮台，自此战乱不断，印钞业饱受重创。直到全国解放印钞业才慢慢复苏。到60年代初期，我国的印钞技术已达到与日本等国齐步水平。遣憾的是“文革”又耽搁了印钞业十年美好的发展时光，到“文革”后期，我们又派人前往日本，发现日本已普遍采用了胶凹印联合印刷技术，我们落后了一大截。又是十年改革，百业兴旺，印钞业经过多年努力，业已拥有了先进的设备与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专业技术人才。

今天，当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一些有形家业越来越多地成为旅游热点时，已矗立了80余载的印钞厂大门却被拆除了。要想目睹它昔日的景象只有到有关书籍里去饱眼福了。在我遗憾的同时却感到了更多的欣慰。这座古老的大门在悬挂过众多的牌名之后，终于完成了它的“神秘”使命，明天的新门楼上将赫然打出“北京印钞厂”字样。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重复，而是北京印钞厂走向市场，走向开放的脚步。

从一个月前第一次走进这座大门，到今天的再一次走出。记忆已经把大脑中这方面的空白显示屏涂满了色彩。如果读罢此文，你面对人民币时，想到的不再只是它的表面价值，我一个多月的奔波忙碌也就很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