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问秦宫今何在

燕京

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相对凝固的艺术。它总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里反映着当时的时代风格、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生活观念。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往往形成迥然不同的建筑形式。

中国有外国建筑并不始于近代。早在两汉递嬗、佛教传入中国之际，就有不少印度式的佛塔、庙宇随着佛家经典的传入而植根于中国大地。不过，随着佛教本身逐步中国化，这些外来的建筑形式也为人们所熟视，见怪不怪了。纯西洋建筑也不是近代才有的。当那位享有十全武功盛誉的乾隆皇帝骄傲地宣称中国无所不有从而拒绝了英国使节的通商建议时，他正在一组巴洛克风格的六幢西洋楼里优游盘乐。

圆明园的西洋楼、广东的十三行公署以及坐落在一些大城市角落里的天主教堂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批西洋式建筑。但是这类建筑要么只为皇帝“神游世界”而匿身于皇家园林，要么便是唯一的通商口岸那些师事夷人夷务的通事、夷商们的办公之所。因此，这些西洋式建筑在那个民族文化特别厚重精深的年代，只能属于例外。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古典建筑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我们的祖先在上千年的创造实践中逐渐创造了中国建筑固有的特点。譬如说受中国伦理哲学入世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主要建筑形式是宫殿建筑而不是宗教建筑；受平原物产影响而形成的主要构架是木构架而不是石或者铁；因木构架对高度的限制而形成的是建筑群体的恢宏而不是个体的雄伟；因人们对飞檐的错觉而使原本笨重阔大的屋顶变得格外轻巧……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古典建筑自成一体，成为历史最悠久、风格最统一的东方建筑体系。至今，它对东亚、东南亚的建筑仍然产生着影响。

不过，古典建筑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尽管它无比绚丽辉煌，却不适用于近代社会生活。至少，它占据了较大的地面却缺乏对空间的利用；木骨泥墙又制约了它的承重能力，当近代把机器化大生产带入社会生活的时候，它就愈显得落伍了。

这些缺点在近代以前很少显露出来。人们看惯了中国式的重梁飞檐，看惯了平面铺开、对称和谐，看惯了木构架、大屋顶，因为这些建筑原则不仅表现在从阿房宫到紫禁城的所有皇城宫殿里，而且表现在北方的四合院，南方的三合院，干阑立帖式等几乎所有的民居中。因而，乍一看到西式建筑，不能不表现出格外的惊奇。

1839年，林则徐在澳门第一次见到完全西洋化的建筑，他在日记中显现出他的欣羡之情。在那个年代，中西建筑的反差太大了，所以10年后，王韬第一次去上海时，才有了“气象顿异”的强烈刺激。最让他称奇的是“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其实，那时建在上海外滩租界里的西式建筑，最多也只有三、四层，离缥缈云外的境界还差得很远。可是，这对早已习惯了中国低矮建筑的士夫百姓来说，不能不是个意外的惊喜，绝大的刺激。1868年，张德彝描述伦敦最大的旅店：楼高12层，广宇千厦，有自行屋，可以升降高楼，毫不费力。他还注意到“窗牖皆嵌玻璃，绝不糊纸张，内外洞见，一律晶莹，可免风雨飘摇之患矣”。当时西方国家“楼榭高敞”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虽然有人批评西方“总以新奇为贵，踵事增华，伊于胡底”，但这种无厌无休的讲求毕竟使中国人非常羡慕。

然而西式建筑在中国的出现却带着悲剧的色彩，因为它是挟着列强侵略的隆隆炮声来到中国的。自从1845年中国出现了租界，不过几年时间，外国官员商人便在各地租界修建了大量洋式建筑。昔日荒凉的上海外滩出现了一座座意大利式、希腊式、维多利亚时代或中世纪风格的建筑。到19世纪后期，在一切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的通都大阜，相继出现了成批的西洋建筑。除了外在的形色不同之外，这些洋式建筑在材料、结构、采光取暖、给水排水、内部设施和陈设等方面都与中国建筑不同。人们除了看到“洋房楼阁入氤氲”，还可以看到门铃、升降机、煤气、自来水、沙发，后来又有电灯电话。这使人们耳目一新，对西方国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租界不单是中国殖民地的象征，也成为展览传播西方文化、西洋文明的窗口，近代的许多仁人志士都是从这里开始学习西方、寻找真理的。

不过西洋建筑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之一，在不同的中国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心理反应。以顽固守旧著称的清朝大学士倭仁非常厌恶洋楼和马路，他家住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北邻，因为不愿看到洋楼，所以出门一律要走后门，宁肯绕道也不肯径直走过使馆区。这种出于屈辱形成的自卑与自大交织的变态心理，和康熙乾隆时代中国帝王以泱泱大国自居而优游于西式洋楼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深闭固拒的心态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不得不有所改变。在建筑方面典型的表现是，中南海中的仪鸾殿被八国联军焚殿后，慈禧太后决计在原址参用西制改建新殿，用以接待外宾，其中陈设一律采用西洋式样，仅有御座沿用旧制。慈禧太后虽认为新建成的西式宫殿不如中国式样庄严，但仍然亲自定名为海晏堂，取意为四海安宁。后来她就在这里用西方礼节接待外宾，甚至还学会过几句英语。这些变化表明清王朝统治者承认有必要改弦更张，由此引进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使得西式建筑更为迅速地在中国推广开来。

在此之前，中国人自建自用的西式或中西结合式房屋已经出现了。19世纪中后期的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东征，迫使江浙一带的富绅之家纷纷避居租界，致使租界住房不敷租用。如果建造传统住宅，占地既多工程又慢，建西式洋房则造价很高，于是中西合璧的里弄住房应运而生。这种住宅采用一楼一底单调平直的建筑手法，将若干户联为一体合居一楼，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一户一院的住宅形式。可以说这是近代中国民居带有革命性变化的表现，标志着近代中国建筑的诞生。

1900年前后，在上海等大城市，还相继出现了一批高标准的独院式住宅，采用别墅式楼居形式，与传统的四合院三合院大异其趣。其设计思想、外观形式、建筑材料与西式建筑基本相同，但依据主人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有所变通。晚清状元张謇在修建他的“濠南别业”时，尽管式样、设备、建筑技术仿照西式，可是主客房布局、内部装修以及庭院布置方面则完全保持了中国建筑的传统，讲求对称方正，撇开了西洋别墅建筑的那种随意性。

高标准住宅的另一种形式是公寓式住宅。这类楼式住宅内部为单元房，配套设施比较齐全，一般都有电梯、暖气、煤气、冷热水供应，还有管理人员。这类建筑已经是完全西方化的建筑，没有什么中国古典建筑的痕迹了。

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贫困，不单高标准的西式住宅为数有限，很多城市甚至没有形成上海那种弄堂房屋，而是把原有的一家一户独院式平房径直改变为多户聚居的大杂院。这是古典建筑应付人口密度增加时发生的变化，就建筑形式本身而言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相反，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百姓，最迫切要解决的是温饱，居住环境不但谈不上随着近代社会生活进步而进步，还每况愈下。因此，在大城市出现高级近代化建筑的同时，还出现了近代特有的棚户区，像上海的肇家浜，北京的龙须沟，都是近代历史上有名的棚户区。这里席草为盖粪土为墙，只能称为栖身之窝棚，根本无建筑可言。

近代房屋建筑变革的另一方面是建筑结构和建筑材料的变化。19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大建筑，例如1898年的哈尔滨车站，1900年的北京饭店，1901年的上海俄华道胜银行大楼，1914年的北京沙滩红楼，都是这一时期新式公共建筑的代表。这些大楼除了外表完全采用西式建筑风格之外，最重要的改变是它的结构由砌筑构架代替了木构架。砌筑构架承重力大，因而可以扩大单体建筑的规模，可以加高楼层以便有效地利用空间。随着西方先进建筑技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后来又有了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现浇铸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材料也从传统的砖、瓦、石、木发展到水泥、钢铁。设计原理、建筑设备也一变而从新。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建筑和建筑业逐渐改变了面貌，西式建筑为人们所熟识和喜好，以至真正古典的建筑反而需要特别保护，以供观赏。而古典建筑修缮更成为一种专门技术，深得其道者已经为数不多了。

从西洋建筑在中国成批出现到中国自己的近代建筑一幢幢矗立起来，大约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风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传统的“美卑宫恶峻宇”的旧观念发生了彻底的动摇，人们开始从审美、卫生、舒适、实用等等新角度重新评价房屋建筑和居住环境。于是四合院三合院被大厦洋房所代替，神像、祖宗牌位逐渐让位于厨房、卫生间，太师椅、八仙桌换成了沙发、席梦思等西式家具，还要有煤气、自来水、电灯、电扇、电话。舒适、方便、整洁的居室被人们看作文明的因素，所以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专门提出要改善人们的住房条件。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极大地冲击了旧的封建礼教、封建传统，紫禁城也不再是京城最高的建筑了。

就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历程而言，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新的建筑技术往往在工业生产领域里率先应用。1863年，上海自来火房（煤气厂）第一个采用铸铁房架；1913年上海福新面粉厂率先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些例子似乎说明了近代化的历程就应该是工业化的历程。

当然无庸讳言，近代中国房屋建筑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受益者只是中国人口中的少数人，广大的农村和乡镇的贫民区则很少变化。这种不平衡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几乎是同步的。然而，近代建筑的变革却还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活的进步，影响极为深远广泛，其变革本身也成为现代中国房屋建筑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