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是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首次尝试

李克

新经济政策是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首次尝试

李克

列宁是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人。为把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从战时共产主义失败中，学到了每做一件事必须善于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个人利益相结合，必须时刻警惕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三大“敌人”，不断进行文化革命。新经济政策，既是从经济和政治上做积极的战略退步，又是创建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

列宁；新经济政策；布尔什维克

近年来，受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的影响，笔者再次选读了列宁1894到1924年30年间指导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纂写的经典论著，感到列宁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时代化和工兵农大众化的第一人，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开创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人，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的第一人。

列宁一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无可非议的。在理论和实践上主要有三大创新发展：一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理论，在俄国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反对沙皇专制、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而进行革命战争的理论；二是“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三是在俄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的理论。笔者只就列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部分：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开放的理论做些介绍。

俄国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破坏得贫穷不堪。到1920年底，农业总产量只相当于战前1913年总产量的一半左右。这一年在许多州、区发生自然灾害而歉收，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更加严重的困难境地。1920年的工业生产更加恶劣，大工业总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七分之一，工厂几乎停产，矿山、矿井被破坏，有的被淹没，根本无生产能力。冶金业更加困难，到1921年全年生铁产量仅有116300吨，只相当于战前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三。燃料生产很差，运输业已被破坏。国内储存的金属和布疋基本用完，最必需的物品如面包、脂油、肉类、衣服、靴鞋、食盐、汽油、火柴、肥皂等极度缺乏。在战争年代人们还能忍耐，但在结束国内战争后立即感到物资匮乏而不堪忍受，要求迅速改变这种境况。特别是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表示极大不满，要求苏维埃国家为他们提供工业用品和生活必需品，一部分工人因失业、饥饿和疲惫而表示不满，政府一些职员也因生活困难而牢骚满腹。这一切都说明环境、条件的变化，需要重新认识、制定和组织苏维埃国家的生产和生活。

1921年3月，国内残存的阶级敌人、各种反革命分子则利用工人、农民和职员的不满情绪，提出“赞成苏维埃，不要共产党人参加苏维埃”的口号，支持煽动喀琅施塔得要塞一部分水兵举行叛乱，并得到国际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但叛乱在一天之内就被红军彻底平息了。喀琅施塔得一部分水兵（穿军装的农民）叛乱，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对苏维埃国家、布尔什维克执政党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

苏维埃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处于如此严重困难境地，有四个原因：一是俄国经济受七年战争创伤大伤元气；二是刚颁布的政令、法令和制定的制度尚未落实；三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符合国情；四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创建社会主义制度既没有经验也无可借鉴的范例，在认识和行动上犯了一些错误。

1921年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的决议。

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把共产主义从理想化的“天堂”拉回到现实的人间大地上，这是创建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一招，也是对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以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探索为俄国工兵农满意的又为人类可借鉴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列宁自1921年初至1924年初进行为时三年的从五个方面来总结、开拓、创办以新经济政策为基本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时代化和工兵农大众化了。

第一，正确认识俄国国情和现实经济结构的特点。俄国的国土面积横贯欧亚两洲各一部分，地大物博，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容下几十个大国生存，但主宰这片空旷地带的是宗法制度；其余的穷乡僻壤是广大的乡村，经济落后，文明程度低，交通不便，铁路很少，同大工业、大城市、资本主义联结的主要是羊肠小路，宗法式的野蛮半野蛮状态占优势。俄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列宁说：弄清“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些成份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1］490经济很不发达，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小农经济占绝大多数，文明程度低下、文化水平落后，这就是俄国的基本国情。这个基本国情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制定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实行三年“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是一个严重错误。在战争年代，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好像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的俄国，把全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纳入共产主义轨道，就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工农联盟基础，不经历发达的商品生产和流转过程，跳过社会主义初级、高级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前进得太远了，使苏维埃政权走到临近灭亡的边缘。列宁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1］574经过一段时间试验，事实证明这种构想是错误的。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虽有所表现，但暂时被坚决消灭内外反革命力量的精气神所掩盖，而上层领导则以为这是共产主义的新气象。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仅严重脱离了俄国国情，而且领导层也知道：这同以前论述过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必须经过工人“计算和监管”的观点相违背，但战时共产主义直到战争结束才停止实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过渡时间就愈长。欲速则不达。

第三，实行以粮食税、租让制、合作社、商品生产和流转为基本内容的新经济政策，既是从经济和政治上做积极的战略退步，又是创建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1921年初，列宁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迈出脚踏实地的深得人心的一步。

（一）用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是从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这是农民占人口大多数造成的种种特点而必需采取的符合现实的形式。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正确的政策就是用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生活必需品换取粮食，也就是实行商品生产和流转。只有实行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任务的需要，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农民依法交纳粮食税，剩下归自己，作为商品粮自由买卖，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拥护苏维埃的政治热情调动起来了。余粮收集制，实际上是用一种强制手段把农民的必需粮（口粮）也拿来了，这就把广大农民群众得罪了。

（二）实行商品交换作为经济杠杆，把它提到国家经济的首要地位。列宁说：“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1］533允许“合作社”在商品交换中负责收购、储备工作，以促进地方工业发展和提高整个经济生活，要支持合作社的信贷业务，“把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合作社手里，但是这绝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为把商品交换这个经济杠杆提到国家经济活动的首位，必须“研究市场”［1］534。实际上，这就把商品经济提高到社会主义整个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的首位。当时做这样的改革是很有远见、很了不起的。

（三）通过租让制，努力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俄国有五种经济成分存在，特别是在有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存在的环境中，苏维埃国家把作为经济杠杆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提到国家经济的首位，也就从实践中把对资本主义改造纳入同国家结合、联结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顺理成章的。国家资本主义同小私有者自发势力比较，则是一个进步，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靠什么条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而这个办法就是实行租让制。列宁说：“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譬如说，我们有100个油田、矿山和林区。我们不能全部开发，因为我们的机器、粮食和运输工具都不够。由于同样原因，已经开发的产区我们工作得也不好。……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1］505实际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能由苏埃维国家加以限制的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允许私人资本做买卖既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又能搞活国家经济。因此，必须让资本主义流转能够像通常那样运行，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就不能生活。所以，要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通过租让制来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建立更多的苏维埃同国内外资本家联营、合营公司，学会同资本家打交道、共事、竞赛，掌握经济管理知识，又同农民经济建立关系，好好地结合起来，那苏维埃国家就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实行租让制，不仅把俄国的油田、矿山、林区和土地租让给本国的资本家，而且也可租让给外国资本家，这实际上就是实行对内对外开放。“租让——这是同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缔结的一种同盟。……是同先进国家中的先进金融资本缔结的一种经济联盟、同盟、合同”［1］467。列宁说：“我们想吸引外国人。因此，在法令（1920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租让法令——引者注）的结尾部分列举了如下一些条件：承租人将按合同规定，得到一部分产品作为报酬并有权运出国外；如果大规模地采用特殊的技术革新，承租人将获得贸易上的优惠权；长期租让的期限将根据租让企业的性质和条件来定，以保证充分补偿承租人所担的风险和投入租让企业的技术设备；俄罗斯联邦政府保证承租人投入企业的财产既不会收归国有，也不会没收或征用；承租人有权为自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企业雇佣工人和职员，但要遵守劳动法典专门合同的规定，专门合同要保证遵守对工人和职员所规定的劳动条件，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俄罗斯联邦政府向承租人保证决不以政府的任何命令或法令单方面改变租让合同的条款［1］333－335。这些条件促进了同外国资本家的谈判，如苏维埃俄国同英国贸易大臣就两国经济和政治关系正常化谈了10个月，到1921年3月16日签订了俄英通商条约。一年之后，“在我们这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批准成立9个有外国资本家参加的合营公司，索科里尼柯夫（任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属合营公司事务委员会主席——引者注）委员会批准6个，白海北部地区森林工业特别管理局也办了两个。这样，现在由不同机关批准的拥有数百万资本的合营公司就有17个了……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同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合办的公司。”［1］675尽管当时与外国资本家签订的租让合同不多，但有利于俄国同外国的友好往来。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在经济和政治上做的战略退却。列宁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让我们实行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不过要安排得更稳妥。……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实行余粮收集制“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采取某种从我们的路线和政策来看只能叫做最严重的失败和退却的步骤。”［1］575－576

到1921年底，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就完全证明是适合俄国国情的，是得到绝大多数人民拥护的，这种有秩序的积极的战略退却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的明智之举，而在这一年中取得最大的推不翻的成就，就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从新经济政策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尤其是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1］660我们同农民建立的经济结合，“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1］662苏维埃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实行新经济政策，也是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主动进行自我完善、寻求符合俄国实际的改革开放的有益探索。

第四，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总结经验教训的第一条就是“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代表、关心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创办一切事情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既给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带来愉悦，也给某些人滋生了狂妄自大。在战争环境下，用强制手段让农民把粮食交上来，就以为不经过发达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而可以直接进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损害和丢掉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这就脱离俄国的基本国情。列宁说：“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困难在于如何同个人利益结合。……我们是否善于这样做呢？不，不善于！……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办法。”坚持“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1］581－582我们必须学会同个人利益结合，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当人民转到实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开始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经过大家讨论，弄清事理，估算结果，按新办法去做，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尽职尽责。失败是成功之母。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从战时共产主义失败中，学到了每做一件事必须善于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个人利益相结合，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当时的俄国是一个文明程度低、文化水平落后的国家，为把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必须时刻警惕，消除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三大“敌人”，进行文化革命。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为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在农民中进行扫除文盲的文化工作。从经济意义上说，就是实行合作化。若是能完全实现合作化，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脚跟，而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解决和提高农民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问题。因此，没有一个文化革命，要完全实现合作化也是不可能的。当然，从文化方面（文盲太多）和物质方面（物质资料生产不充足）的现有条件来说，在俄国要实现文化革命，即提高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也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而文明程度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为此，在俄国人民群众中就要进行扫除文盲工作，先教会他们识字，能读会写，有知识、明事理，有这个先决条件才能谈得上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特别是用读和写的本领，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接受新知识和先进技术，以改进自己的生产经营，办好合作社，参加和改善国家的管理。在进行扫除文盲工作的同时，采用报刊、书册、戏曲、教育等传播形式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真正让人民群众读到、见到、听到和感受到这些传播形式的益处，起到提升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的作用。在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要时刻注意清除摆在自己面前的“敌人”。列宁说：“在我看来，现在每一个人，不论他的职务是什么，面前都有三大敌人，每一个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他是共产党员的话（而政治教育工作者大多数是党员），面前都摆着这三项任务。他们面前的三大敌人就是（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文盲，（三）贪污受贿。”［1］590排除这三大“敌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努力学习，提高文化素养。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但要学会做经济工作，懂得经营管理，而且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学会进行政治教育，教育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懂得，不但有本领能管住自己，而且有“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1］588。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提高文化水平和素养，除扫除文盲、向书本知识学习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向工人、农民学习，也要向租让人、租借人和资本家学习，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在工作中有能力、有本领同拖拉作风、贪污受贿行为、官僚主义习气作斗争。只有这样，才可保证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列宁说：“如果你们同人们打交道，从政治上教育他们，经验就会告诉你们，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行为却处处可见。人们会问你们，怎样才能消灭贪污受贿现象，防止执行委员会里有人贪污受贿呢？请你们教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1］588－589执政党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成为合格的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在政治上比别人更有修养，使自己远离贪污受贿、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行为，而且学会和掌握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的文化素养和斗争艺术，为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工作。

1924年1月21日，列宁与世长辞，尽管新经济政策实行到1925年底，而且很有成效，但在上层领导中却无人问津。1926年初，斯大林宣布：实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总方针，取代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是一个错误，值得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们好好总结。

［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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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0X（2011）04-0004-05

（作者系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原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