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户禁”

在中国，“户口”和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户口”将中国人固定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等级上：城里人和乡下人。由此，中国便有了一幕幕“户口”悲喜剧。

他，一位颇有名气的医生，把大部分精力和全部积蓄用在了乡下教书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农转非”户口上。1987年，当他交足了8400元城市户口增容费，给娘四个报上了城市户口后，他庄重地对全家人说：“我这一辈子给你们留不下别的遗产了，只能给你们这份城市户口……”

一个研究民族学的博士，因户口解决不了，只得同在边疆城市的妻子分居10年之久。3000多个夜晚，为了遏制自己的思念，便想出了靠在床上练倒立的绝招，以此来维持心理和生理平衡……

在郑州，一位从事户籍登记工作多年的老公安沙哑着嗓子对记者说：“当户籍警没有一个嗓子不哑的。”要求解决户口的人实在太多，对每个人都要进行一番交谈、解释，可又有谁相信这些解释呢？有些人一进门就给户籍警下跪磕头，声泪俱下地请求、诉说，有的甚至拿着绳子，说再不给上户口就上吊。

全国每年万分之二的“农转非”比例，根本无法满足现实的要求。仅一个鞍山市，报到市公安局积压的要求“农转非”户口的就达11000余份。而每年的进城指标却只有2200人左右，撇开每年新增的“农转非”人数不计，光是积压下来的，就需7年多才能批复完。

由于户口得不到解决，全国仅厂矿企业就有600万对夫妻分居两地。这些“牛郎织女”每年团聚一次，就将乘满5万节火车，挤满10万辆公共汽车。国家每年为此需支付路费约人民币23亿元。

更有那些因为户口而引来的种种卑劣之举：或真假离婚，或行贿受贿，或敲诈勒索，或违法渎职……

即使是在京、津、沪同等地位的大城市间，为迁户口解决家人团聚，为理想的工作人才流动，折腾十年八年，也常常是无效劳动。于是，一些人才不得不流到国外去夫妻团聚。

户口何以有如此大的魔力？因为不同的户口背后，有着不可小看的经济和社会内容。

建国后制订的新的户籍登记条例，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便于统购统销，统筹安排劳动就业和控制城市人口，但与此同时，也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之间，用户口筑起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高墙。出生于农村，就被一纸农村户口抛在了黄土地上，年复一年地扮演着被“统购”的对象，承受“剪刀差”的不平等交易。出生城市的，似乎天生就拥有享受“统销”平价农副产品，优厚的财政补贴，国家安排入学、就业、公费医疗等各项权利。而且城市越大，福利越高，权利越多，户口越值钱。一纸户口往往决定一个人、一家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要改变命运，先得改变户口。

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用户口限制人口流动，中国便属其中之一。封闭的户口制度扼杀了中国人的天性。商品经济则要求人口自由流动。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非的贝宁是用户籍来限制人口流动的。

中国的户籍制度有悠久的历史。把户籍作为控制人口流动、防止社会动乱的手段始于秦国的“什伍连坐法”。后来虽历经改朝换代，户籍制度有所变化，但对人的控制功能并未削弱，相反愈来愈强化。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主督户制”，还是元朝的“连坐保甲制”，都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户籍限制一度是很松动的。第一部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迁移的自由。当时并没有发生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的混乱。报个户口，到派出所半小时就解决了。后来，随着单一计划经济的推行和“阶级斗争为纲”，户口越来越紧，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越来越严，“文革”期间外出三天，都必须在客地申报临时户口，接受监督。

翻开中华民族的移民史，无论是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几次大规模的南北迁移活动，还是解放后三年困难时期疏散城市人口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乎都同战乱、灾荒和政策性迁移有关，同属于被动性迁移。

中国的名言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人们要“流”要“走”，首先遇到的就是户口的羁绊。且不说封建社会“不许妄行乱”的户籍，就是今天，申报一份“农转非”户口，也必须具备5份证明，加盖9枚公章，经过11道手续。如此艰难的迁户改籍，还有谁愿乐此不疲？久而久之，在职业上从一而终，在居住上不思迁移，眷恋故土，不愿离家创业，就成了中国人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在中国，平均每人一生只有1．7次迁移，而发达国家，差不多每年就有20％的人迁移。

作为“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要求人们“到处流浪”，“到处安家落户”，“到处创业”。而在中国，作为商品经济承担者的人，却处处受制于“户口”的禁锢而难以流动。

美国施乐公司在中国办企业，需要雇用200名技术和管理人员，但迄今为止，只雇到60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马丁·韦尔直言不讳：“劳动力不能流动，仍然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主要烦恼。”这些洋老板不知道在劳动力不能流动的背后的户籍制度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中国杂技团因受进京户口的限制，除建国初期（1953年）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至今30多年一直被限定在北京市和京郊农村招生，而对近在咫尺、享有中国杂技之乡美誉的河北省吴桥农村的尖子演员，却只能望才兴叹。

1984年，浙江省杭州市纺织系统全民企业计划招工1395人。但城市青年嫌工作累，不愿干；农村青年又因没城市户口招不进，结果只完成招工计划1／3。

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开放型经济必然与我国现行的封闭型户籍管理发生尖锐的矛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劳动力需求的不平衡，开放城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的劳动力，知识密集型产业所要求汇集的知识分子、技术工人，都需要作为商品经济主体的人，能自由迁居、流动，而户口不仅拖住了人们流动的脚步，也约束着经济的活力。

开放户口，中国将面临城市人口爆炸失控的危险？继续维持户口现状，发展商品经济从何谈起？中国户口面临两难选择。何去何从？

经济要开放，户口要松动。但在城乡差别依然存在、城市人口膨胀的情况下，户口能否彻底放开？

公安部治安局局长高旭说：“人代会上有代表说我们公安部门卡住户口不放，实在是冤枉。我们曾多次给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请示怎么放？放多少？但没有一个部门敢点头。过去静态的人口好管理，一发案，就可以大致划出犯罪分子所在地。现在随着流动人口增加，这套办法已经不适应了。如今户口在农村已失去约束力，如果城市再放开，一下子能承受得了？”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苏仲祥对开放户口有独特感受：“首都只一个，要开放户口非大乱不可。现在北京有100多万流动人口，给首都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压力。1987年，流动人口犯罪达14776起，违反治安条例9000多起，赶走不法商贩5万人。北京户口控制应有严格措施，改革要稳妥。”

在上海，市公安局户政处处长石颂九认为：“现在开放户口还不具备条件。在上海，一个常住户口一个月挂着8元副食补贴，如果将现在180万流动人口转为常住户口，每月就要增加国家财政补贴1400多万元，一年就是上亿元。再加上对城市住房、交通、粮油副食供应，上海吃不消。”

开放的广州受人口冲击更猛。广州规划2000年人口控制在250万，但现在已达270万。流动人口更是猛增。这几年，在广州的流动人口中，犯罪率也急剧上升。有名的“四仔一佬”令广州人深感忧虑：“广西仔”从事卖淫、贩卖淫秽物品活动；“沈阳仔”打砸抢、杀人；“湖南仔”偷窃乞讨；“潮州仔”走私、行骗、倒卖假冒商品；“新疆佬”走私贩卖文物、土特产。今年春节过后大批民工涌入广州，已经给广州市发出了人口警告。

然而，一些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们则认为：借口城市管理困难而限制人口流动，只能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落后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谭健说：“择业和迁居自由应是公民享受的最基本权利，我们不能借口城市管理困难就剥夺公民这一权利，更不能通过户口限制来迁就城市的低水平管理。任何社会都有不法分子，不能因流动人口出现违法现象，就让人民大众一同遭受户口禁锢，一块跟着陪绑。相反，应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开放户禁适应人口流动大趋势。”

1987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大城市流动人口问题与对策讨论会证实，迅速增长的流动人口给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又给大城市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两者相比利大于弊，它加速了大城市由封闭经济、单一功能向开放型经济、多功能转化，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因此，既然流动人口的出现对商品经济发展利大于弊，城市户口还有什么理由不开放？不敢放？

1989年春节过后，北京、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的火车站、轮船码头、长途汽车站，到处都挤满了外出做工的农民。一时间，这些大城市本来已经满负荷运转的城市系统更加气喘吁吁，城市人满为患，交通、治安、卫生、食宿受到流动人口爆满的冲击。国务院和各地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动员大批民工返乡务农。这一流动人口报警信号无疑是告诉人们：开放城市“户禁”，中国将会冒城市失控的危险。今天的中国当然承受不了这个风险。

因此，开放“户禁”，尤其是开放城市“户禁”只能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解决的矛盾是巨大的城乡差别的矛盾以及改革现存的城市住房政策，物价政策，福利政策。

深圳的“人户分离”模式：斩断户口同国家各种福利待遇的联系，让价值规律调节户口，在改革开放中寻求解脱。

当人们还在为城市户口敢不敢开放、能不能开放争论不休、踌躇不前时，率我国改革开放之先的深圳特区，又在户口改革上率先迈出了一步。深圳市为了面向世界的高层次经济开放特区，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需要经常保持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大军，这就要求劳动力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经常保持流动。为了解决户口限制的矛盾，深圳市按照“人户分离”的原则，在独资、合资和其它类型企业中，招收了一大批没有深圳户口的外来劳动力。他们不受户口限制，能进能出，有工则来，无工则回，其吃、穿、住、行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同正式深圳市民享受同等待遇。按照这种原则，深圳市已招收了24万外来劳动力，其中10万人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深圳并没有因此而人口膨胀，失业猛增，生活恶化，治安混乱，而是到处充满活力。这种割断城市户口同国家福利补贴的做法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人口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膨胀，社会治安不稳，失业率增加等社会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因此而延缓人口城市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马侠等学者提出：可以把城市划分为减压地区、有控制的发展地区和大力发展地区，以便引导农村人口有目的的地流向城市。同时可放宽迁入城市的户口限制，允许同等规模同等条件的城市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允许拥有高等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自由流动。大力发展我国的中等城市和农村集镇建设，增强和扩大人口流动的渠道，缓减大城市的人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