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路（我的经历）

谢选骏，1954年生于北京。1978年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著有《神话与民族精神》、《荒漠·甘泉》、《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空寂的神殿》等书200余万字。

父母说我生在古都北京，可我却觉得故乡是在深深的海洋里。谁更真实？这超出了我的判断力。户口簿上写我生在1954年，但我仿佛记得，那已是千百万年的事，那时光好像可以折拗过来的。我履历表上的简历和别人一样，但生活的自传该怎么写，却还未想好。——我是个怀疑论者。证伪和证实对我来说同样困难。

母亲生我时，是难产。我并不是自愿来到这个世界的，但却别无选择。父母本想要女孩，可却生了我，他们的遗憾使我终生对女性怀有一种羡慕——做个女人是多么容易啊！13岁时，父亲警告我，若再不听话，就得还他养育费。我却说：“那没问题，可你得先付出一笔投生受苦费才是呀！”

我来到世界，以迷惑不解的态度看待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最近才知道，大部分自杀或企图自杀的青少年属于难产儿。母体内的胎儿有记忆力，有味觉和嗅觉。研究者们惊奇地发现许多成年人在催眠状态中恢复到胎儿状态，能够描绘出他们在子宫内的经历。因为，在妊娠期内，母亲和胎儿之间在进行一种“对话”，这种对话将决定儿童的性格。

我没有自杀，也从未试图自杀；相反，我是以一种特殊的挚爱看待这个来之不易、挥之不去的世界的。但是，我却对苏联文化产生了特殊的反胃。因为，1954年推行的苏联精神暗示催产法，让我半死不活地窒息了好久。

我3岁时就开始学习神话了。后来又一直受到无微不至的神话熏陶。神话对我来说，仿佛是一种呕吐剂，吃多了，便会倒胃。那呕吐便是怀疑，吐出来的已不是神话，而是思想。

当许多学者宣称他们通晓这个“学”那个“学”时，我很惭愧。我和苏格拉底一样无知——学过的无非是我自己而已。我听不得别人的赞扬，习惯了批评与训导。有一些很好的书启发了我，但我想，还是对这些书秘而不宣，就像孙悟空从不说出他师父的名字。但我想偷偷说一句，“我爱读《圣经》以为消遣”。而对中国经典的攻读，曾花了我10年的功夫。

我喜欢读书，是因为除了书实在没有别的快乐。我们家穷，从没给过我一件玩具。我排行老三，从小就穿旧衣服，所以对挺拔的服饰也失去了兴趣，总觉得那一切肯定是和奢华、虚荣、矫饰尤其是伪善联系在一起的。

我最难忘小学老师，她给我的平均成绩95分。可有一次为了惩罚我在作文中讥讽她，只给了我68分！从此，我就对分数失去了感情。

我的命运是：不是我选择了职业，而是职业选择了我。没有一项职业可以满足人生的创造欲，“被动性”是这个时代的通病。可笑的是，有些人把被动接受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东西。

我的理论建树是不攀附、剽窃名人大师，援引别人如何说。我的学术成就是开辟了一条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路。但我决不向别人推荐这条路，这路太苦，太受漠视，它的快乐和痛楚很少有人能和你一起分享。

我的人生经验是：知难而退，退而织网，以便卷土重来，再振旗鼓。人生最困难的事业是“破执”，先有所执方能破执。

我的个性有点“拗”，气质内向，不愿哗众邀宠。我的外貌有点怪，既不讨男人喜欢也不讨女人喜欢。我的长处是有一股隐蔽的自信，我的短处是常常过于谦逊，不利于推销自己。

——其实，这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和全国人民一样地充满信心。何况，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未来若干年内，还会好得出乎人们今天最乐观的预测之外。

（图：王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