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态度与现代化动力（我的观点）

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出在一个“穷”字上。贪污腐败吗？那是因为当事人太穷，经不起贿赂的诱惑。信仰崩溃吗？那是因为国民都不富裕，匆忙间想广开财路，于是乎唯利是图风起云涌。不过，我不敢苟同这种唯物主义的大胆假定。

最近我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得到了一些启示。我发现，基督教进入中国的三次浪潮（唐代、明末、近代），只有第三次是较成功的。第一次是以纯粹宗教的身分进入中国的，但因其不及佛教那样博大精深而归于自然淘汰。第二次以新颖的科学技术为先驱，勉强进入中国，但不久被强力驱逐。这成功的第三次，却是以西方的政治文化为利刃而切入中国的。为什么西方的政治文化比科学技术和宗教热情更能在中国奏效？

有一个问题是很值得认真探索的。我以为西方的政治文化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获得了一种合力：把出世和入世两种人生态度合一为社会动力，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通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

出世的态度使基督徒在超越世俗权威的同时，超越个人的一己私利，保持了道义上的独立性和社会良知。从出世中看到入世的必要，在入世中领悟出世的可能。西方人的平等、自由观念大概就起源于此。以不伤害他人自由为前提的个人价值使西方文明得以克服各种危机而获得发展。

基督教文化对世界的总体看法是出世型的。认为人生的一切都要等待最后审判的裁决，现实世界只是为来世作准备。在上帝面前人人均具有同样价值，信仰的坚定虔诚与否，是判断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上帝不受人世间任何权威的摆布，人们也不以“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点去检验社会实践的价值。基督教文化在规范人的行为方面又是入世的，上帝的子民应以人生的有限证明上帝的无限。——以出世的心态引导入世的作业。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把出世和入世的人生态度协调为一。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佛、道和儒，在这两极上各自走得太远，使中国士人的人格分裂成为一种文化定势。儒道佛虽三家分立，但在人生哲学上却表现为出世与入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态度。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三教间恰恰最缺乏合一。因而在解决出世与入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有根本的进步。

佛道二家本质上都是出世派。道家的出世留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惟我”，佛教超脱人世间的尘垢而步入集体得救的虚无。儒家以积极的态度入世，修、齐、治、平，气象宏大。尽管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两分法，但仍沿袭了道儒分裂的老路，人格的统一远未实现。几千年来，中国的士人们像思索生存与毁灭之抉择的哈姆雷特一样，苦苦追索究竟要出世还是入世，何进出世，何进入世——而始终得不到一个具体明晰的答案。这种状况削弱着他们的独立性和内力，他们痛苦而疲惫地奔波在这两极之间，担负着精神枷锁，徒劳无功地消耗着自己的才智。

在比较中，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基督教文化中出世与入世协调统一的思想，是否能给我们以借鉴，帮助我们获得解开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当然，不是所有的钥匙，开中国这把锁，需要一长串钥匙）。

出世与入世的极端矛盾态度至今仍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社会，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从分裂的泥沼中走出来。举个例子，“文革”是入世精神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它甚至否定了人们保存私生活的权利，那时许多人真诚相信，跟着伟大领袖，就可以拯救世界。但文革实际上又是一场极端世俗化的伪基督教运动。它崇拜的不是抽象的上帝，只是具体的个人。而人自身的伟大却是可以否证、证伪的。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入世动力竟是一个精心编造的世俗陷阱时，自然会转入心灰意冷的极端出世。所谓“信仰危机”，便是极端世俗化的人们在灰心之余向往出世的一种表现。由于这种向往的内核，是入世时遭遇的挫折，人们就变得玩世不恭起来。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还在继续，基督教文化中出世与入世结合而成的强大社会动力的特征，刚刚开始为中国人所关注。这其间包含的社会意义并非无足轻重，它掘出了文化根脉上的差异。只是不同文化的交融过程比人们想像和要求的更艰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