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尚未真正开始的论争（我的观点）

关于我们社会的基本问题及由来及救治方案，我至今没有想清楚。当然有一条遥远的思想地平线，在诱惑我日夜兼程地去试图接近它。但无论怎么努力，它仍然是那么遥远，那么诱人，在天际泛出迷人的白光…于是，我又上路，开始奔波，流浪……

不是毫无收获。我脚下原先相当松软的道路，现在开始结实起来，并且草草修筑了三个思想的营地，作为继续前行的基点。

第一个营地是新个人所有权主义，我将为它奠下三块理论基石（尽管现在还只是靠不住的假说）：一是四次资源危机理论，也可称为宏观经济史理论，它研究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性变化，对以产权制度为中心的人类经济政治制度变革所起的革命性作用；二是社会运转费用理论，也可称为微观经济史理论，它通过研究社会运转过程中的政治费用、约束费用、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以找到产权制度变革的微观原因；三是经济增长的所有权理论，从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原始冲动及其对有效实现形式的寻求着手研究，以期找到产权制度发展的主观原因。三个理论的综合，将形成我的“产权论”。

第二个营地是哲学上的务实主义。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经历了从混沌主义向思辨主义的变化，但只要不迅速转向实证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缺乏哲学支持。我探索中的务实主义将继承实证主义哲学的操作性传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传统，通过正确处理真理、信仰和实用这三个哲学基本范畴的相互关系，以弥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大缺陷，看看能否为形成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务实主义哲学尽一点绵薄之力。

第三个营地现在狼烟四起“杀声”震天，这就是新权威主义。由于新个人所有权主义和务实主义的研究都不如新权威主义来得急迫，我目前着重在研究新权威主义。

有人问我，新权威主义的论战是不是该结束了，我告诉他，真正的论战还没有开始。等情绪发泄完了之后，才会露出真正的理性。而没有理性，论战就成了政治斗争。

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论战，与其说是政治主张的论战，不如说是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的论战。严格地说，新权威主义所表达的不是价值的终极追求与终极关怀，它只是想指明要达到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要经过什么样的道路、桥梁和中间状态。为什么小说家、杂文家、艺术家和诗人对新权威主义最感义愤？只是因为他们拒绝中间状态，只接受终极关怀。就如同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一样，谈政治理论遇到诗人，你有什么话可说？

我一直认为，拒绝中间状态的“两极思维”，是我们这个民族思维习惯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我们民族100多年来的苦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与这种思维缺陷有关。总想一步登天，却很少考虑登天的工具，结果跳得越高，后果越严重。我们对逐步改善我们民族和我们个人的生活环境感到不耐烦，我们渴望出现奇迹，而且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不结束这种两极思维方式，就很难说我们民族的苦难接近了尾声。

新权威主义是边际主义或渐进主义的政治思维。它不相信中国能立即进入理想的、终极的自由民主状态，它只是想使中国目前的权威状态和自由状态都能有所改善。中国现在政治处于什么状态？处于政治全能主义（西方也称现代极权主义）政治体系碎裂后的分崩状态。这种状态的特点是：既缺乏权威，又缺乏自由。什么是政治全能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重生活一体化，并都在政治权力的统领之下。这样的社会如同一块四层“胶合板”。按新权威主义的政治改革设想，应当在保持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的前提下，让“四层胶合板”分离开来，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独立化。这样，不仅有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以推进市场化并保持社会稳定，同时，伴随“胶合板”分离，使经济、社会和文化三方面的自由也得到发展。完成这一改革之后，再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政治分权改革，最近达到公民参与阶段。这就是新权威主义政治改革的三阶段理论。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在剥离“四层胶合板”之前，先把中央权力放下去了。这样做，没有明显增加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自由，倒明显增加了地方、部门分割和分散主义，使我们推进改革和稳定社会的力量都感到不足。新权威主义只是想重新调整一下政治改革的战略，使人们尽快从政治全能主义过渡到新权威主义，然后再向现代民主制迈进。离开了中国的现实，空谈政治发展是不能操作的。

我当然注意到斯大林主义式的旧权威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心头留下创伤。如果我们提出新权威主义无意中使一些人感到向他们的伤口撒了盐，我们感到深深地抱歉。我对一些女士、先生因这种痛苦而作出的种种本能反应充分理解，并以默默承受任何情绪性的指责甚至承受带有人身性的辱骂来表明我的诚意和歉意。我想说明的是，我不会停止我的工作，我不愿意使新权威主义停留在论断式的论争上。我要竭尽全力使之在理论上深化。我相信历史，虽然有时我也怀疑它。（图：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