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的导师》

去年夏天，我听说耀邦同志身体不大好，便托人带口信给他，说我和另一位“老团中央”的同志想去看望他，他听了立即说：“来吧，来吧。”说完这话，还念起过去在中国青年杂志社长期工作过的另外两个同志。几天以后，我打电话去，他却到河北、天津和烟台等地去了。秋后，他曾回到北京，但很快又去湖南休养。前不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从电视、报纸的报道中得知他到会出席。大会闭幕，我正打算去他家，他猝然长逝的噩耗传来了。我流泪，我痛悔，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去看望他。在追悼大会上，我向他遗体告别，只能最后匆匆看一看他慈祥的遗容，我再也不能面聆我衷心敬爱的导师的谆谆教诲了。

一

耀邦同志是卓越的领导者，他才30多岁就担负了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重任。他非常重视青年报刊，把青年报刊视为指导青年运动的有力工具、同广大青年进行思想交流的最好媒介。他到任后没有几天，就去中国青年报社讲话，随后就让我们中国青年杂志社几个负责同志去他那里汇报工作。在这以后的长时间内，他每一两周都要叫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负责同志到他那里去，很及时地向我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中央同志的讲话。每次我们从耀邦同志那里开会回来，都感到自己眼界开阔了，思想丰富了，工作也更有劲头。耀邦同志还常亲自帮助我们报刊制定选题，设计文章、社论，他高瞻远瞩，思想活跃，知识丰富，常有精辟新颖、振聋发聩的见解，我们报刊在他的指导下写出的文章总是受到青年的热烈欢迎。

耀邦同志对青年教育问题的看法富有真知灼见，难以一一列述。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的一二十年中感受最深的，首先是他大力鼓舞青年学科学知识。他很少讲阶级斗争，而是竭力倡导长知识、攻科学、钻业务。他一再说：“过去讲革命，讲打仗，现在要讲建设，讲学知识。”他强调《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要有知识性，要帮助青年学习，以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我第一次跟他出差，向他请示对《中国青年》的意见，他别的没有多说，还是指示要多讲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史知识，刊物至少每期要各有一篇，同时还要谈学习态度和方法。他看《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都很仔细。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青年》先后刊登了苏联大科学家巴甫洛夫谈学科学的文章《给青年的一封信》和郭沫若勉励青年发奋学习的谈话《天才与勤奋》，他很赞赏。1953年，范若愚同志运用心理学知识为《中国青年》写了一系列谈学习问题的文章，也得到了他的高度评价。他念着文章的标题说：“《要有兴趣就得钻进去》、《若要记得，就要懂得》、《心不二用》……这样的文章，有思想，有知识，多好啊！”

二

青年团的根本任务是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使青年健康茁壮地成长。耀邦同志一贯重视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他特别指示我们报刊要注意抓青年的思想，换言之，就是要帮助青年们解决在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实施中所产生共同性的思想问题和要求。因为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也涉及到青年的利益，所以也最为热情敏感的青年所关心，青年报刊的宣传要联系实际，就应该与青年同呼吸，紧密联系这个最大的实际。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斯大林的问题被揭露，他就提出我们报刊应该谈谈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党的“八大”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他又指示我们报刊要好好谈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阐明革命干部应该与人民群众同甘苦。经验证明，耀邦同志志让我们报刊这样抓时代思潮，联系青年思想实际，解说国内外大事，确实有效地开拓了青年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促使他们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他还认为，开展这些重大宣传，要力求有质量。《中国青年》常围绕这类重大主题，组织多篇文章，从各个角度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论证，使青年得到较深刻的理解。耀邦同志赞同我们这样做，他说：“总结杂志过去的经验教训，我想，首先应该要求每期刊物都要有两三篇非常切合当前广大青年在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的文章，它好比工业中的156项，没

有它，就压不住，杂志的分量就显得轻飘。”

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耀邦同志还反对对青年乱施批评，搞什么“大批判”，压抑青年。他倡导对青年要多加引导，注意培养青年的个性。根据耀邦同志的思想，1956年，《中国青年》曾集中地开展了反对对青年干涉限制过多的宣传，还反对思想工作的粗暴简单。对于如何对青年进行引导，耀邦同志说过，有些人不是说青年比较幼稚无知，容易骄傲吗？我看就不要一味指责，弄得青年缩手缩脚。要多给青年树立高标准、先进的好榜样，这样青年就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不足，就不会骄傲自负了，就会虚心进取。

耀邦同志热爱青年，还表现为关心青年的生活。他认为，我们青年报刊在宣传国内外大事的同时，也应该帮助青年处理好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要我们报刊提倡青年晚婚、节制生育；要告知青年如何交友。1956年，朱德同志对他讲，要教育青年赡养父母，他马上打电话给我们，要刊物发表文章，进行宣传。他还赞扬我们刊登文章讲吸烟的害处。青年们热爱生活，爱美，在他的支持下，1956年，我们报刊曾大力宣传过女青年穿衣，男青年穿西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精神些，是人之常情，是应该提倡的。更使人不能忘怀的是，耀邦同志很强调青年要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我们革命胜利了，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干部和人民的生活条件在日益改善，我们的领导干部也握有人民赋予的政治权力。面对这种新的变化，耀邦同志从解放初期起就远见卓识，觉察到加强对干部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多次说，“天恩祖德”，我们的子女绝不应该像旧官僚贵族那样依仗父母有钱有势，就贪图享受，不求上进，腐化堕落，为非作歹。由于他的启迪，1954年，《中国青年》译载了苏联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审判谈话》，是一个老学者谈他的儿子因为家庭生活优越，他们夫妇的溺爱纵容，以致堕落犯罪，被判了刑，他们夫妇为此痛悔不已。这译文发表后，对领导干部敲起了警钟，社会反响很大。随后，《中国青年报》也采写发表了《马小彦是怎样腐化堕落的》的好通讯，耀邦同志为此很高兴。他与团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了在青年中集中进行一次道德教育，并把这两篇文章和有关材料上报中央，转发给了各省、市、自治区领导。

三

耀邦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专家学者。他认为，青年要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政治思想水平，就离不开有学问、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科学家、作家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1953年10月，中国青年杂志社举行创刊30周年纪念会，那天到会的有党中央宣传部陆定一等负责同志，更有一二百位知名的学者和作家。耀邦同志看到这种盛况，十分欣慰，他向到会的专家、作家表示感谢，希望他们继续给予支持，多为青年报刊撰稿。耀邦同志很注重文风。他要求我们青年报刊的文章要做到深入浅出，形式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不能说空话、套话，不能板起面孔训人。著名作家魏巍为《中国青年》所开展的一项问题讨论写了一篇总结《幸福之花为勇士而开》，说理深刻，文笔生动，青年很爱看，《文艺报》有文章评论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诗。陶铸同志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理想、情操与精神生活》一文，引用不少历史掌故来阐明青年应如何树立远大理想和培养高尚精神情操的问题，也受到了青年们的欢迎。耀邦同志赞赏这些文章，他为我们作总结后说：“你们刊物上有几类好文章，范若愚式的，魏巍式的，陶铸式的，各有风格，都值得取法。以后要多组织各种风格的有高质量的稿件。”

耀邦同志关心培育青年，更要求我们青年报刊要多发现青年作者，刊登青年的来稿，扶持年轻人才的成长。耀邦同志主动向我们刊物推荐青年的好文章，又特别为此写信给当时的总编辑邢方群同志，说：“许久以来，我是极力主张我们的报刊应适当地但又必须是认真地登载一些来自群众的稿件，……我始终认为，这样的稿子，对青年，对我们自己，都是极好的教材。”他分析青年的优秀文章具有的特点是，充满着生活气息、实际知识，对帮助青年认识世界有很大的作用；青年写的好文章，一般是比较纯朴的，也不空洞，文章生动活泼，这对反对党八股有好处。我们报刊重视刊载青年的稿件，即可激励、培育青年，更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熟悉青年的生活、思想感情，更密切地联系群众。

四

那些年代，我们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人员多不过二三十岁，都比较年轻，耀邦同志对我们的成长也是很关心的。他常勉励我们要多读书，多练笔。我们编辑部同志写的文章，只要稍有一得之见，有点新意，他看了，便给予鼓励。我们一个同志在刊物上写了一篇有思想深度的谈学习问题的文章，他细心看过后就一再说：“这同志是一个苦学生。”意思是说这同志确是刻苦用功的，而事实也确是如此。1954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谈也应该的生活中注意培养高尚的品德，在《中国青年》上刊登后，他看了说文章写得不错，以后见我就亲切地问：“你最近写了什么文章？要多写呀！”不只是写文章，他还注意发现我们同志的其他优点。有一个同志思想比较敏锐，有一次跟他在一起看一篇文章，看出了文章中的一些疵病，他就对邢方群同志说：“××很能挑文章的毛病，也是个人才，要培养啊！”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青年报刊也动辄得咎，常遇风险。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对人宽厚、爱护干部的耀邦同志从不把责任往下推，保自己，而是首先承担起责任，帮我们走出险境。1962年工人日报社所属的工人出版社将出版记述革命先烈刘志丹的光辉事迹的一部报告文学著作，《中国青年》为了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先行选载。哪知那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竟诬陷说“炮制”这部作品是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一大“阴谋”。事情牵连到《中国青年》了。耀邦同志立即让邢方群同志去北戴河，问明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就亲自帮助写向中央的报告，有力地说明了我们根本不知内情，他承担了责任，我们得以幸免。而工人日报社的总编辑却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被活活整死了。1964年，在“反修”的声浪中，一个青年向《中国青年》投稿批判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冯定同志为青年所写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是“修正主义”的“毒草”，中国青年杂志社读者来件组一个青年同志认为稿子全文太长，就把稿件退了，而来稿的青年又把退稿寄给了《红旗》杂志。又是康生，抓住这事大张挞伐。他让《红旗》刊载这篇稿件，并加编者按语公开点名批判《中国青年》与“修正主义”合流。在当时“左”的思潮已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势非检讨不可。这一次，我们也是在耀邦同志的具体帮助下渡过了难关。

耀邦同志离开了我们，《中国青年》永远失去了一位循循善诱、关怀备至的导师。在举国悼念耀邦同志的时刻，《中国青年》怎能不怀着特殊的深情，怀念这位敬爱的老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