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死我也要抓住他”

我曾看过一部罗马尼亚影片，叫《最后一颗子弹》。主人公罗曼警长为抓住一个罪犯，历尽艰辛，发誓“到死我也要抓住他”。影片中热闹的格斗场面我早已淡忘，唯有这句斩钉截铁的誓言，深深刻在我的心坎上。

1987年深秋。北京长城饭店。当我站在第一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的讲坛上，首次提出人体存在着不同于神经系统和经络系统的第三通路假说时，心中轰鸣的就是这句话。国内外同行的称道，学术权威的议论纷纷，照相机快门的“咔嚓”作响，竟没有使我这“少年得志”的人泛起丝毫的欣喜和得意。罗曼警长最终抓住了他的对头，而我只不过刚刚伸出了双手。我真想逃出喧嚣的长城饭店，逃回我那几平米的蜗居，静静地坐着，回头数一数自己的脚印。

1969年，我上学了。我穿上妈妈给我做的新衣服，欢天喜地到学校去。和同龄人一样，学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学写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当时我幼小的心在想，我们多幸福呵，世界上万事万物早已有人替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不必再劳心费神。毛主席的逝世给我很大震动，我疑惑地问老师：“毛主席怎么会去世呢？”没有回答。于是我开始胡思乱想。我开始把探求的目光伸向纷繁的世界……

我像饿急了的人去寻找食物一样，到处去找书看。我的姐夫怕人抄家，偷偷将几箱书运到我家。真是老天有眼！我乐不可支。姐夫的书，非常庞杂，大大缓解了我的饥渴。我从这儿知道了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曹雪芹、奥斯特洛夫斯基，甚至还知道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结构。我只是独尝禁果，不敢告诉我的伙伴。

我开始幻想成名成家。首先，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我的名字印在报上、书上到处流传，该多神气！我用钢笔在纸上一遍遍写自己的名字，后来觉得不正规，索性找来打字机上的铅字捆在一起，印了一遍又一遍，仔细端详“张春彦”这三个字。有时回想起少年时的这些举动，我忍不住要发笑。人是多么容易被“出名”而诱惑，而有多少人愿意品尝个中的艰辛呢？

我说不清楚我怎么会迷恋上医学和人体科学的。我只记得我14岁那年，学校为了适应将来学生上山下乡的需要，普及推广快速针刺疗法。拿着细长的、颤巍巍的银针，别的同学多少有些心惊胆战，而我毫不犹豫地朝自己的肢体上扎去。感觉正确！符合教范要求！张春彦你领会很快你如果认真学会有出息的你会成为贫下中农欢迎的赤脚医生的。我就是这样开始学习针灸的。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当一名医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点天方夜谭，像做梦一般。

十四五岁，是人生多思多梦的时节。我那时喜欢一个人跑到河边去，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久久仰望天空。天是这般湛蓝，一碧如洗，云是这般洁白，飘忽不定。我常常对着天空喃喃诉说我的理想。1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在科研领域和人际关系中陷入迷宫，搞得心身交瘁时，我有时也会骑上自行车，来到北京郊外的无人知晓的小河边。可是我今天再躺在草地上凝望天空时，我觉得天空没有孩提时代那么蓝，云也不那么白了。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和酸楚。世事太复杂了！人太捉摸不透了！20几岁的我，竟发出了老年人的悲鸣。我瘫软在草地上，颓唐的、无可奈何的念头包围了我。一个软弱的“张春彦”说，认命吧，你这小小的青年，居然斗胆提出要探索什么人体科学，干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人生这样短促，干吗不及时行乐呢？每每至此，我心灵深处一个坚强的“张春彦”总是按捺不住，跳出来恶狠狠责备我，你忘了罗曼警长的话了吗？你多少年来天天早起跑步、晚上攻读是为了什么？你流泪了？那么好吧，你哭吧，人生没有痛苦和折磨，就没有辉煌！于是我乖乖听从坚强的“张春彦”的安排，起身，拍拍身上的草屑和泥土，飞快地骑车回城，回到我的蜗居，继续我的探索。

我敢说，世界上再没有比人更复杂的东西了。美国的阿波罗计划使航天飞机到了月球，而人们却对人体里的癌细胞束手无策。计算机已进入第五代的研制，这个每秒运算亿万次的庞然大物却不如一位数学家的头脑那么敏捷。一个人就是一个宇宙，宇宙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可以这么说，当我决定踏入人体科学这块领域的那一天，我就已判处自己终生苦役。我对此矢志不悔。

说句实话，我对自己的判决书是哪一天下达的，我实在记不清了。虽然我从14岁开始学习针灸，并且会治一些常见病，这毕竟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粉碎“四人帮”后，我考入洛阳市教育学院英语系，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一所铁路中专任教。我的职业是教师，兴趣很广泛。我写过诗，谱过曲，练过书法，学过画，写过电影剧本。我的人生道路前头，似乎到处布满珍珠，我到底该去拾取哪一颗呢？

1983年，大概是11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宿舍里读英语，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是水泥厂的一位工人，请我去为一个病人看病。我匆匆随他赶到病人家。病人正躺在床上。他由于脑溢血造成偏瘫达7个月，求助各家医院不见好转。听说我能扎几针，就托人找我。我犹豫着。病人家属苦苦恳求我帮忙。我只好咬咬牙说：“试试吧。”我曾经在废书堆里买了一本小册子，叫《经络敏感人》。书中强调寻找“敏感点”启发了我。我决定寻找这位病人的“敏感点”。当我的针刺入他肩部时，奇异的现象产生了：他原来软绵绵的右胳膊，居然不自主地抖动起来，持续了20多分钟。病人的右手也能伸展自如，当即写下歪歪斜斜几个字。我欣喜若狂，同时又大惑不解。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针灸是这样神奇，人体又是这样奥妙，我被那个神话般的晚上陶醉了。我跃跃欲试，想大干一番。不过，一提起中医大夫，中国人脑中往往浮起一位龙须白发，仙风道骨的老者形象。我这个毛头小伙子颇有几分自惭形秽。当我去看病时，病人往往对我投来不信任的目光。我只好撒谎，说我是卫生学校的老师。有一回，有一位病人当面揭穿了我的谎言，“你治好我的病，这就够了，我不在乎你挂什么牌子。”我脸上火辣辣的，真是无地自容。唉，该死的虚荣心呵。

利用假期，我到处给人看病，摸索新的针刺方法。1983年寒假，我来到河南临汝的一家疗养院。病人谁也不找我。唯有一位坐骨神经痛患者，连上下楼梯都困难，请求我为他扎几针。我按照我发现的新针刺方法，只扎了他几针，他便能行动自如地出入疗养院了。从此人们对我刮目相看，一时间病人纷至沓来。疗养院不干了，下了逐客令。我只好离开临汝，前往郑州、新郑。在新郑卷烟厂，我用小小银针治愈或是减轻了100多人的痛苦。因为学校要开课了，我不得不赶回洛阳。工人们一定要送钱给我，我只好偷偷上了火车。质朴的工人抬着整箱的香烟和礼品直追到火车站。他们在车厢外，一个车窗一个车窗探寻着，喊着我的名字，我躲在车厢里不敢露头，脸上挂满幸福的泪水。

我利用假期为病人解除痛苦，不收分文，病人非常感激。1984年春，许多病人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登报。报社把信转给我们学校，校长表扬了我。这下子可炸了锅了。“张春彦爱出风头”的说法风行起来，我委屈极了，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人做点好事为什么这样难？》我在文章中说：“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不干事，平安无事，多干事，就会招致无休无止的非议和麻烦。”现在看起来，有点顾影自怜的味道。我太脆弱了，应该学会不屑一顾。为了我的事业，命都舍得，一点点非议和麻烦又算什么！

我发现，敢怀疑的人胆子往往很大。我的胆子就不小。我居然对古老的针灸方法产生了怀疑。我相信它会有奇效，但是必须经过改造。西方医学，日新月异，什么核磁共振，器官移植，而我们的中医还是几千年不变的一个模式：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任何一门科学没有变革就没有生命力。在我几平米的蜗居里，我暂且抛开那张古老的经络穴位图，寻找新的人体敏感点。一番艰辛终于得到一点报偿。我发现了一些不是传统穴位的人体敏感点，又发明了一种CNT合成材料，在病人的肢体上摩擦，当针刺入时，瘫痪病人的肢体会立即出现大幅度的运动，有的病人几次治疗后便可行走。这些现象在中医古典文献和国内外资料中均未记载。后来又经过摸索改进，截瘫病人的肢体在针刺时也出现了不自主的运动，一些被认定为不治之症的截瘫病人又重新站立起来，行走在人生的征途中。1987年我在桂林发明了诱导疗法，不用针刺，病人和健康人的肢体会出现长时间的滞留状态。几年来，我一直在医学和人体科学的王国里不断求索，多次参加了国内举行的各种学术会议。在白发苍苍的专家学者面前，我大胆提出了我的“人体第三通路”假说，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对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国内外百余家新闻机构都做了报道。

我成了多少有点名气的人了。并且被中国中医研究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不过，我并不感到幸运。我活得有点太累了。专业论文、记者采访、门诊治疗、同行观摩、学术报告、医学试验、高层人物出诊……这一切交汇在一起，成了我的人生交响曲。不知有多少次，我吃着饭竟睡着了。我也不感到悲哀。这沉重的十字架，是我自愿背上的。患者脸上泛起的笑容，对我是最大的宽慰。

假如天地间真有造物主，那么我首先感谢它赐给我一双探索的眼睛，然后责备它赐给我的时间太少了。人生旅途匆匆，我时常大声对自己喊：“要珍重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