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1
一
1988年9月20日,我来到了美国。
我醒过来后,见身边坐着一个黑女人,她戴着眼镜,穿着闪闪发亮的蓝雨衣,嘴里嚼着口香糖,裙子上尽是月经。这是波士顿的一个候车室,我们等着转去缅因的公共车。昨天在纽约下机后,我在入境文件上按了手印,递交了各种手续。我东张西望,咧嘴就笑,还没等我看清楚纽约机场是什么样,就正式入境了,接着被我丈夫拽上了公共车,奔来波士顿。
我丈夫乔牵着我去街上蹓早,天色太早了,只有一家希腊人开的咖啡店在营业,我们进去吃了顿早餐,然后凑着路灯看那些超级市场的橱窗,碰上起早的人就打个招呼。美国国旗和波士顿市旗在那些既古典又现代的高楼上直直垂下,街道上停着豪华的小汽车和德国造MERCADESBENZ老爷车,到处是英文招牌和自动售报机,从咖啡店里走出来的都是大腹便便的白人和高大结实的黑人,我忽然醒悟到身在美国!
美国蛮新鲜!
我这70岁的丈夫第一次结婚即在波士顿,前妻时年18岁,老乔27岁,婚缘几十年,生下13个孩子,现各人成家分散各州,又生下12个孙子女。他70高龄旅行中国,屁股后头跟来一个中国姑娘。
二
太阳,每时每刻都不一样。对我来说,跨进美国等于跨进天堂。在北京,你焦虑、流汗、困窘,在找工作,在挤公共车,在恋爱,在创作,在挣扎……今天,你舒适享受,在睡懒觉,在吃火鸡喝牛奶,在玩狗开车,在一个近40人的美国大家庭里做老祖母,两种生活如此不同,细细品尝滋味,不由留下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除了这种疑惑模糊的感情外,我身上再也没有别的感觉。
我全家老少都是美国人,他们难以想像照中国模式安排生少大他们看来那样的一生是反现实的。一个美国人起码不会为自己有不安心在某单位服务一辈子的念头而惭愧,在中国则不同,这是一个一切围绕着每个个人的终生固定而设置的系统,一个普通人从生到死,从饮食到性欲全都被一个部门包干,搬动一只腿都不行,由个人来为自己的一生承担风险的条件和精神全都没有,在这样的国度,漂泊者只有付出超人的代价才能勉强走下去。而大多数美国人却喜欢到处跑,新的工作向他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会、新的朋友和新的经验,它赋予美国新的内容。在美国,漂泊被视为正常,社会的各种机构也是依据人的流动而建立的。
美国人的幸福到底在哪里呢?
我丈夫的祖父是德国人,父亲是移民到美国大陆的老一辈的美国人,乔是地道的美国人。他是独子,出生在蒙太舒,成长在加利福尼亚,在波士顿结婚,在新黑西哥生儿育女。62岁时他卖掉一栋家宅,花重金去伦敦买了一条帆船,把婚离子,把家安在这条船上,一个人驾着这条船在地球上绕来绕去,东走西窜。他的固定之所在哪里?他自己说:“我最喜欢吃的菜在法国,最好的朋友在英国,新西兰天气最好,美国孩子最多……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我不知道住在哪里才好。”他驾着那条小船,每个国家住几个月,护照上戳满了大小几十个国家的签证图章,他摊开双手说:“有些国家认为人才流动没有道理,他们不理解我们。”
三
我的大孙子戴蒙跟我弟弟差不多大。我弟弟今年22岁,在云南一所工学院上学,戴蒙也在缅因BATESCOLLEGE念大学。戴蒙有年轻英俊的面孔和强壮的身体,有自己的汽车、狗、电视、小船、滑冰板、录像机、成百上千一大堆摇滚乐磁带和几皮箱四季衣服。他还有曾祖父传给他的一架纺织机,他在圣诞节给所有认识的妇女织手镯。这匹美国种马有天开车从学校回来看他外公和我,晚上全家都睡了,戴蒙对我说:“我太忙了,往后可能没有时间再和你谈话,今晚我陪你玩两个小时。”
就这样,一个年轻的祖母和一个年轻的孙子坐在两只沙发上,东一句中国西一句美国地扯。戴蒙可能想像不出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就像我来美国以前,无法想像美国普通人的生活一样。过去我对中国是一个大国感到自豪,还有中国人的聪慧,然而来到美国亲身体味美国人生活的现实后,这种自豪受到了无情的伤害。
我来美后,一个在美的亲戚打电话交待了7条,最后一条是:“千万不要和中国人交朋友。”
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已经尝过滋味了。那是家里人见我成天闭着嘴小心翼翼的,就打电话到处查询哪里有中国人,叫他们来和我说说话,查来查去问到镇上有个开医所的陈先生,太太开饭庄,两口子从台湾来。陈太太来接电话,她只关心我的身世和大陆的物价,大惊小怪问个不停,却不理睬我请她来坐坐,问些情况这意思。
她说她太忙了,接着又说先生在镇上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如果AUGUSTA镇来了中国人应该找陈先生,她说她手里有所有这一带中国留学生的名单,又说儿子在北京,在×××手下工作,问我知不知道×××?我说不知。她更加惊怪,说这×××是天天见报的大人物啊!我说我以为你儿子是×××呢!就把电话挂了。这是个唯官是尊的中国人。家人又给我找到一留学生,上海来的。电话打去,又是问我的身世,怎来到美国等等。问来问去没让我说话,就说太忙了,可能帮不上我什么忙。
正是:西风不相识,东风又何曾相识啊!
大女儿的朋友戴安娜在一个工厂工作,见我闲着,就带我到工厂看看。她领我到一个大胡子男人的办公室,桌上放着盒中国象棋。
“把你的中国老师找来,”她对大胡子说,“让他来和这个中国姑娘说说话。”
大胡子领着我走了几个车间,叫出来一个严肃的小个子,却是越南人,他又找来两个越南人,三个人凑齐了只会说一句“你好吗”,我差点就哭了。
中国人,你为何伤心?中国人,你为何想念?你想念谁?你是谁?你做什么?你究竟在哪里?
土地和语言!
土地和语言!对于一个漂泊者,土地和语言是他的流浪生涯中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是他与他国家根源的关系,语言是他与他同胞联系的关系。没有失却土地和语言的人永远不会觉得它们的可贵,而一旦失去,那漂泊者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探望风来的方向。土地和语言!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讲自己的语言,是一种残酷的惩罚。流浪的中国人,你为何边写边流泪?你为何想念?你想念谁?你到底是谁?
四
在美国,通常引起我注意的不是城市和环境,而是人。美国人漠然疾行,走路又快,你想叫住一个人问个路不容易,要招惹别人注意你更不容易。有次在波特兰公共汽车上,有两个姑娘上来,其中一个好看的姑娘可能刚吸完大麻出门,嘎嘎嘎乐个不停,揪头发做鬼脸,照镜子、掀裙子、踢飞腿,车厢内人人面孔冷肃,除我外,无人多瞧她一眼。
过去看美国的政治演说,看美国的球赛,听美国音乐,看美国戏,以为美国人疯狂,容易激动,头脑单纯,到这儿来后瞧见的各种情况改变了我的看法。美利坚民族是一个沉默的民族,他们工作、读书、旅行都缄口不语,他们不爱东家长西家短,更不爱轻信。美国人是内向的人,他们只有在娱乐的时候才真正是狂热的、冲动的和冒险的,这也是这个民族的优点。
能否适应美国生活,主要看我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当年,屠格涅夫自我放逐,流落欧洲,周旋交游于巴黎上流社会,在绅士淑女中摩肩擦踵,用法文交谈,但他至死念念不忘俄国,而且始终未放弃俄文写作。他说:“俄国可以没有我们而存在,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俄国而存在……当我对我的祖国有疑惑的时候,你,你这伟大而有力的俄国语言—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帮助。”
来美国虽然才一个月,我已经从初来乍到的惊惶中平静下来了。我在波特兰州立大学找到了一个教中文的工作,教学生练习台湾话剧,一小时8美元,但一周也只有一个半小时,另外在PCC学习英文。我是移民,免费教育,班里不是墨西哥人,就是越南人、马达加斯加人,反正尽是黑人和黄人。不管怎么说,我有了枪又有了炮,我正在努力,努力使自己具有相当的价值。我不会永远处于眼下这种地位。
美国有首老歌,我很中意,写给你瞧:“在有彩虹之处,蓝色小鸟飞翔。如果小鸟可以飞翔,我为什么不呢!”
注:我在中国写《独步人生》,在美国写《继续漂泊》。《独步人生》写得不豁达,感谢读者们给我的豁达来信。张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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