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突围

王粤

生活对人来说有时真是扑朔迷离！

1988年9月，我被经贸部派往驻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经参处担任二等秘书，从事援外和双边经济合作工作。按说，这在国内许多人看来是一桩很神气的美差。谁料天有不测风云，索马里爆发的大规模内战，使我与同志们一起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洗礼和考验！

1990年12月30日下午3点许，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阵阵密集猛烈的枪炮声震醒了正在午睡的人们。反政府游击队与政府军争夺政权的战斗开始了。双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大炮和火箭筒等重武器，冲突愈演愈烈。中国大使馆在市中心，距离总统府仅1公里，周围的街区变成了战场。而位于首都北部的经参处大院，由于紧靠国防部、民兵司令部和警备区等重要军事机关，也成了炮火连天的战场。商务处和医疗队则地处飞机场附近，情况也很严重。战斗开始后，市内水电供应中断，与外界的通讯中断，机场关闭，所有国际航班停飞。一时间，交战双方刀光剑影，杀得不可开交；各处盗匪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整个摩加迪沙陷入一片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之中。使馆、经参处、商务处和医疗队分住四个地点，彼此只能通过无线电步话机保持联络、交换情况。

1991年1月1日，正当全世界人民迎接新年之际，中国驻索全体人员却处在危难之中。经参大院内弹痕累累，流弹四处横飞。大院内中国几家公司的仓库中弹起火，几十米长的库房转眼化为灰烬。1月2日中午，一发炮弹在距经参处食堂左侧20米处爆炸，一等秘书钟秉惠和参赞傅光庭的卧室被炸得千疮百孔。商务处和医疗队也连连告急，一伙匪徒三番五次冲进去抢劫，抢走了医疗队所有汽车、发电机、粮食和通讯器材，使他们处于断水、断电、断粮的危险境况之中。更糟的是，他们与医疗队的通讯联络也中断了。

一封封告急电报传到国内。国务院、经贸部和外交部的领导紧急开会，研究布置营救工作。由于机场关闭，派专机营救中国的计划已不可能实施。国务院立即命令位于亚丁湾的天津远洋公司的“永门号”和“鞍山号”改变航线，星夜兼程火速前往营救蒙难的全体中国驻索人员。

1月4日，医疗队的情况更加恶化，匪徒的抢劫愈演愈烈，已经危及我方人员的生命安全。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有可能发生意外。徐英杰大使和傅光庭参赞通过步话机研究决定，尽快将商务处5名外交人员和医疗队19名医生转移到经参大院。这样也是为下一步登船撤离做好准备。

然而，由谁去执行这项任务？外面炮火连天。炮火燃烧着我的心，也仿佛照亮了我37岁的人生旅程。37岁，还算年轻，我珍惜我年轻的生命。然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曾经是一名在部队艰苦的环境中摸爬滚打了整整15个春秋、立过三等功、多次受嘉奖的中国军人。值此生死考验时刻，我能退缩吗？我别无选择！我于是主动向傅参赞请战。获得批准后，我二话没说，便带上一些钱，只身一人驾驶一辆面包车出发了。三秘周建军同志也很英勇，跳上车要同我一起去，被我推下了车。因为我知道外边实在危险，一旦发生意外，死一个总比死两个好！

因为医疗队周围很乱，沿途又要穿过市区，如果没有军队的护送，很难穿过枪林弹雨。我先驱车来到索马里民兵司令部。这个单位紧挨经参处，平时与我们相处很友好。当我向那些指挥官们说明原由后，他们当即同意派兵护送我去，并指派了一名军官负责。刚要出发时，民兵司令部院外发生战斗。一时间，坦克、大炮和轻重机枪响成一片，打得天昏地暗。子弹在头顶上乱飞，炮弹震耳欲聋。几名索马里士兵怕我受伤，将我按倒在地上。战斗一直持续了近20分钟。直到天黑，枪炮声才渐渐平息。当我催促他们快出发时，那位军官却变卦了：“不行，外边太危险了，明天再去吧！”我说必须今天去，因为中国医生现在的处境太危险了。他们还是不同意。我焦急万分，却急中生智，决定用激将法激他。我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说：“我是中国外交官，曾经在中国当过兵，我知道做为一名军人现在该怎么做。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你们要是不陪我去，我一个人去！”那军官问：“你在中国当过几年兵？”我说：“15年！”他问：“你是什么军衔？”我说：“少校！”他啪地打了一个立正说：“我也是少校。谁说我怕死？走！”说罢一挥手，带上5名士兵登上了汽车。在这些士兵荷枪实弹的护送下，我驱车穿过弹痕累累、遍地废墟的市区，首先到达商务处，随即又赶到医疗队。身陷困境的中国医生们见到我都十分激动。就这样，商务处和医疗队全体24名同志被安全地接到了经参大院，完成了撤退前的第一步行动。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天津远洋公司的两艘万吨轮分两路直奔战火纷飞的索马里。“永门号”预计元月6日赶到摩加迪沙，营救被困在首都的中国人；“鞍山号”预计10日到达索马里南部港口城市基斯马尤，营救在那里执行援外任务的130名中国专家。然而，此时的索马里政府暂时陷入半瘫痪状态，交战双方打得难分难解。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只是一纸苍白无力的条文，根本无人顾及。不少前来营救本国侨民的外国轮船都停在公海，不能进港。我国轮船赶到后能否进港，是撤退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元月5日，首都的战斗仍在进行。早晨我和商务处一秘刘玉峰同志又回到商务处取东西。这时步话机传来了徐大使的指示，要求我们立即前往国防部和港务局，交涉办理我轮船进港事宜。通过刘玉峰同志的关系，我们得到索马里贸易运输公司经理阿里先生的大力帮助。他说港务局方面没有问题，同意中国轮船进港。但值此特殊时期，必须得到军队批准。在阿里先生的陪同下，我和老刘驱车直奔国防部。在指挥中心，我们受到了外交部副部长的接见。当我们讲明来意后，外交部副部长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诸如船是什么性质、什么国籍、出发地、目的地、吨位、到达时间、停靠时间等等。有些问题我知道，有些问题我不知道。我只好用步话机请示大使馆。然而因为内战爆发后，发电厂被炸坏，国防部只能自己发电。由于距发电机太近，干扰极大，步话机失灵了。此刻烈日当空，索马里地处赤道，骄阳如火，我站在烈日下，想尽一切办法与使馆联系。经过一番周折，我回到了指挥中心。我说已经通过使馆查明情况：船的性质是商业货船，船的国籍是中国，船的出发地是中国，目的地是肯尼亚蒙尼萨，船的吨位是12000吨，到达时间是元月6日凌晨，需停靠4个小时。那位副部长详细记录后，要我们过一个半小时再来。因为他说要请示国防部长甚至总统。一个半小时后，我和老刘准时来到国防部，拿到了由外交部和索国民军司令联合签署的两张命令，同意中国轮船靠进摩加油沙港和基斯马尤港。随即我按照大使的指示，代表中国使馆向索方外交部正式表示：1.中国人员的撤退完全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不是撤馆和断交；2.为体现中索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中国使馆将有7名外交官留守，中国使馆将照常工作，请贵国妥善保护他们安全；3.中国撤离人员明晨登船，请予保护；4.请贵国妥善保护经参大院的财产。

这次交涉成功，为我驻首都人员撤离扫清了道路。次日凌晨，驻在经参大院的全体中国人员分乘17辆大小汽车向港口驶去。我和三秘周建军带着武装警卫赶到使馆，将使馆人员和家属接到码头。至此，中国驻索人员已经在战火中度过了整整7天7夜。大家在码头会师，激动异常。本来，我也可以和大家一起登船，尽早离开险境，尽早回国与亲人团聚。但是不行，因为在南方还有130名中国援外专家没有撤离。这也是我分管的项目。良心和责任心告诉我，在全体中国专家平安撤离前，我不能离开索马里，不能把他们抛下不管。在危急情况下，保护中国侨民和援外专家的安全是使馆经参处的职责。我是主管援外项目的外交官，更应该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再说，130名专家的护照全都在我手里。最重要的是，轮船进南方港口的军方命令还在我手里，我必须去办理有关交涉并组织撤退工作。

我的请求得到了徐大使和傅参赞的批准。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上满了弦。因为我心里很清楚，去南方的路有400公里之遥，沿途有大量难民、盗匪，抢车杀人的事屡屡发生，危险性也是很大的。于是，我在码头上与同志们握手告别。大家对我的安全非常担心，纷纷往我的车上塞钱、面包和矿泉水。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因为没有护兵继续护送，生死难卜啊！7点30分，我带着援外专家组翻译范玉刚同志告别大家，驱车向南方驶去。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颠簸，于下午2点钟到达了南方的费诺力农场。在农场工作的中国专家见到我俩从战火纷飞的首都冲了出来，都非常激动和高兴。

自从首都开战以来，南方的局势比较平静。但随着大量难民的到来，社会治安十分恶劣。当地反政府游击队也蠢蠢欲动，政府军加紧防范赶修工事，火药味越来越浓。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驱车前往100公里外的基斯马尤市，在当地军政部门办妥全部进港手续。

在首都坚持的7天7夜里，我们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再加上没有蔬菜和水果，天天吃米饭和罐头，体重下降了10多斤。此时此刻我真想好好吃一顿美餐，睡上几天几夜。下午5点多，我正在洗澡，突然有人来叫我，说使馆留守的同志在电台里呼叫我。我赶到电台前，大吃一惊。话筒里传来阵阵急促的声音。使馆的电台天线被炸坏，与国内的联系中断，一天之内有8批匪徒冲进使馆抢劫。全部车辆已被抢走，使馆主楼一层被匪徒用冲锋枪扫得千疮百孔，匪徒用枪威逼我外交人员交出东西，办公室主任遭到蛮横殴打。已经不能再坚持了。留守组向我们紧急求援，希望我们前去营救。我问：“目前局势怎样？”使馆回答说：“不清楚，但打得很厉害。现在使馆院内就有匪徒，情况异常危急。你们要来的话，一定要请武装警卫！”

这时我意识到，使馆留守的7名同志已经处于非常困难和危急的处境之中，必须当机立断，争取时间，尽快把他们接出来。而此时此刻，“永门号”轮船还没到达肯尼亚，不可能也来不及掉回头去接他们。眼下也只有我们去完成这项任务了。我也十分清楚，要是返回首都救他们，实在是凶多吉少、风险太大了。但此时此刻，党性、责任感和良心都告诉我，不管危险有多大，都必须去！

于是我当即回答：“请你们坚持一夜，不要与匪徒发生争执，确保人身安全，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接你们。”

整个农场的全体中国专家都紧急行动起来。中方总经理华士同志和翻译孟世涛同志立即与索方交涉，请来了10名武装警察；有的同志立刻给汽车加油。当华士同志提出需派几位同志与我同去时在场的小伙子们纷纷挺身而出：“我去！”“我去看着他们年轻朴实的脸庞，我深受感动。他们每个人都有妻子和孩子，都盼望着早日与亲人团聚。可值此危急关头，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他们义无反顾，毅然请战。他们的表现给了我巨大的鼓舞，使我勇气倍增。我挑选了翻译范玉刚和专业司机张建疆，带着同志们的期望和祝福，于傍晚7点半踏上了征程。

我驾驶一辆救护车，由10名士兵两辆吉普车护卫，躲过片片深坑，星夜兼程，全速开往首都。经过近6个小时的颠簸，于凌晨1点多钟到达了首都郊区。到了郊区，不料护送警察拒绝进城，他们说首都不是自己的管辖区，不能进去。怎么办？是进还是退？容不得我更多的思考。我决定，让司机张建疆留下来照管这些士兵、吉普车和汽油，做好接应。我带范玉刚开救护车冒险进城。

我想，进城后不能贸然冲到使馆救人。因为首都的局势和使馆周围的情况都不明。一旦出事，不但救不出人，连自己也得搭上。必须先到国防部，一是摸摸情况，二是争取请到护兵。

夜深人静，一片漆黑。偶尔传来几声刺耳的枪声。我和小范驱车前往国防部。路边残垣断壁，一片废墟。

当我们经过警备区和坦克旅时，突然从路两边向我们射来一排排子弹。我大喊：“小范趴下！”我一手挡脑袋，一手紧握方向盘，关掉所有车灯，急速冲了过去。子弹从我们的前后左右飞过，打在马路上溅起束束火花。突然砰的一声，车身中弹，幸好没打中油箱和轮胎。我俩都吓出了一身汗。

到了国防部，我把车内的灯全部打开，用索马里语言喊：“我是中国人！”3个端着冲锋枪的哨兵没有开枪，放我们进国防部大院。

听我说明来意后，国防部的值班军官说，派兵护送可以，但须经部长批准。可部长要等到天亮后才来。我们在冻饿交加的情况下焦急地等待了几个小时。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眼看天已大亮，双方的战斗又要开始了。不行，不能再等了，必须赶在7点之前把人救出来！否则双方一开战就更危险了。于是，我和小范开车来到民兵司令部，恰好又碰上我认识的那位军官，他非常痛快地给我派了5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士兵的指引下，我们穿大街过小巷，躲过游击队占领区，终于在6点半到达使馆。身处困境的7名同志一夜没睡。他们等了10多个小时，以为我在路上出事了，来不了了。此时他们已几乎绝望，全部撤到了使馆主楼的平台上，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当他们听到我的呼唤时，激动无比。他们冲下楼来，打开了大门。我们紧紧握手，谁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15分钟后，我们乘上汽车，火速撤出城去，与接应的张建疆会合后，又经过6小时的长途跋涉，于8日下午1点多钟安全地回到了南方。

营救行动成功了，战友脱险了，任务完成了，我们也像散了架似的。因为我们总共往返跋涉了800多公里，一天一夜没吃没睡，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但此时我的心情却无比兴奋。

1991年元月10日，全体留守人员和经援专家平安地登上了轮船，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索马里国土的。至此，中国驻索马里全部224人都平安地踏上了归回祖国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