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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妞初闯大世界

时间:2024-05-21

刚走出校门就栽跟头,这事我做梦也想不到,醒着更想不到。

分配方案公布那天是7月13日,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个好日子。果然,就象卖两斤蒜苗要搭半斤葱头一样,3个男生搭上我,被指定到城建部干部局报到。城建部下属有《建设报》《中国环境报》和两三家杂志。我们是学新闻的,跑不出这几个地方。然而干部局一位管事的人告诉我事情麻烦了:与我一同来的3个男生都比较好安排,只是我没地方塞。《环境报》编制已满,《建设报》一开始就说不要女的,其他的几家杂志也各有各的情况。“如果我们随便给你安排个地方,恐怕你也未必满意。你看是不是这样:一方面我们尽量给你想办法,另方面,你自己去其他单位联系联系,只要有单位接收你,我们肯定放人。”他不慌不忙地说。

我真该好好感谢他,要知道,他就是把我分到某城建公司去出墙报我也没脾气。

我还是识些时务,别去大报社碰钉子吧。但即便是去不起眼的小报社,我也得先拟一份个人简历:

朱红女21岁北京市人团员汉族

1987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原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

1986年9~12月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发稿10余篇。曾在某征文中获优秀奖。

本人身高1.64米,体重50公斤,双眼裸视均1.5。相貌端正,性格开朗,好与人为善,能吃苦耐劳……

嗯,这是一张蛮不错的通行证。

我开始道听途说地搜集部办机关报纸,后来,业务又不得不扩大到行业小报。这类报纸大多在电话号码薄和114查号台都不挂号,你只好据其报名的略估计一下它大致应属哪个部委管,先查出部委的电话总机,再请求他们帮助查找那张小报的电话。这才大致弄出个路数来。114真难叫通,总机通了分机又不通;分机好不容易通了,又告诉你管事那人的分机应该是×××;重拨后管事的人又不在。我还发现,小报社还有经常搬家的业余爱好,你好不容易对着号码薄拨通了电话,一问,竟是某个招待所的小卖部。

“喂,是××报吗?”“是呀。”“对。”“你是哪里?”“找谁?”“什么事?”

“我是警官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很想去贵报工作,不知您那里是否需要进人?警官大学就是以前的国际政治学院……不是警卫安全系,是新闻系……”

某新闻社——“不好办。我们这里走一个人才能进一个人。”

某医药报——“我和总编说过了,总编听说你是女的,不太感兴趣。这事悬啦。”

某科技报——“我们报社现在60%都是女的,不能再要女的了。”

某轻工业报——“我们报社进人的名额倒是有,但象你这种情况恐怕不行。”

“因为我是女的?”

“这个嘛,倒也不是绝对的。我们缺少的是中层骨干。只要业务能力出众,男女都一样。”

“可我还没工作呢,何以见得不行?”

“是呀,正因为你没工作过。”

如果生为女性是错误的话,那我回天无术;没有工作经验,也不是因为我好吃懒做;至于编制已满,只能出不能进,看来只有坐等中央的改革令了。

我忽然记起毕业分配前一家农民报曾给学校发函,点名要我们班里的两名同学,因来函迟了,那两位同学已另行分配。我想他们恐怕不会存在编制满员或没有毕业生指标这类问题的。这是个机会。

那天气温高得让人象狗一样吐舌头,在一片乱糟糟堆满瓦砾砖头的工地上,我辗转找到报社大楼,径直奔向副总编辑办公室。副总编辑领我到人事处一个50多岁的老头面前,交待了一阵就走了。

他瞟了我一眼:“是他介绍你来的吗?”我赶紧说:“不是。我自己闯来的,谁也不认识。”我很自豪。因为目前象我这样找工作的人并不多,女孩就更少见,而记者素质之一就是敢闯天下。

我正为自己的能干得意洋洋,那老头没再问话也没再犹豫,下巴一扬:“喏,你先和她谈谈吧。”把我支到一位女同志处。于是,我把自己的优势诸如年轻、得过奖、发表过文章等等向她娓娓叙来,她对这些似乎不感冒,连看看我的见报稿的意思都没有,只是对我家几口人、住房条件如何及家离报社远近有瘾头。结束语是:“我们报社的单人宿舍很紧张。”我重复着绝不需要报社解决房子,但她一再对我说事情不那么简单,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商量和进一步研究。

连最该研究的我的业务水平都不研究,天知道他们要研究什么。从那片废墟般的工地走出来,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大楼,心里想:这真是张货真价实的农民报。我甚至差不多要庆幸自己没被录用了。

我不想坐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饼,于是又在电话簿的旮旯里查出一个《戏剧电影报》来。

这张报的编辑部在北京市文化局院内,它紧挨着电报大楼,这两者并列起来,很容易让人产生武大郎与武松比个儿的联想。

接电话的那位同志不在,一位老同志正伏案看大样。问我来意,我只好把那些重复得连我自己都腻烦的话,放磁带般地讲一通。“当警官的来报社干什么?”他疑惑地问,大概是想告诉我他们单位保卫处不缺人。这不免又让我抱怨起自己的学校来。1983年进校时,我们名正言顺是国际政治学院的学生,谁知一年后竟莫名其妙地改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以致许多人见了我们就象耗子见了猫。我一点也没有嫁不出去的闺女嫌母丑的意思,而是有许多事就是让人想不通。

我稀里糊涂地解释了一顿,他也听了个稀里糊涂。

他说报社最近进了几个人,编制已满。天呐,又是这该死的“编制”。停了一会,他忽然象想起了什么,便问:“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是×××让我来的。”我隐约记得那位同志的姓名。

“你认识他?”我感到他在打探什么。不能再犯在农民报犯过的严重错误了。“认识。”我答。吃一堑长一智,这话不假。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嘛……早就认识。他一听说我现在还找不到工作就急着为我想办法。本来十几天前就说好让我来的,因为别的事耽搁了。”我一边撒谎,一边从胃里往上冒酸水。

他不再问什么,取出一叠纸来:“你先写个简历吧,等×××回来我们再商量。”这就算有了商量余地。我真佩服自己刚才的真知灼见。

出来后走到长安街上,穿行在车水马龙的光天化日之下,我发觉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城建部干部局的那位同志来信说,已经帮我联系到国家机械委员会下的农机化报。就象一只被端了窝的兔子,气焰一落千丈。去就去吧。

总编告诉我,先试用一段时间,然后再办手续。于是我做起了临时工。

虽然我对农机技术一窍不通,却被安排在了一版。“一拖集团成立”“小四轮脱销,柴油供不应求”等等,索然无味,但我仍然干得兢兢业业。

总编是个极好的同志。据办公室的同志讲,他曾两次把出国考察的机会让给别人。平时工作也非常勤恳,早来晚走,两副眼镜换着戴。只要他一到我们办公室来,围在桌旁下棋的小伙子们便立刻偃旗息鼓。一次大家没留神,结果总编把两大盒围棋子抱走了。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总编就要问我“感觉如何”。说实在的,我对这张报纸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只好跟总编打马虎眼。可能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来找我谈话:报社进人很慎重,不希望刚干几年就调走。虽不能说一辈子在这里干,但起码10年内最好不要调动……

晚上,邻居阿蓝来找我砍大山。他现在H报工作,但他从来不把工作说成“工作”,而是说成“混事”。早在上大学之前他就混了七八年事了。

阿蓝让我先在农机化报干我的临时工。然后再联系联系其他地方。从阿蓝的名片夹里,我又挖掘出一个煤炭报来,阿蓝与这人只是一面之交,所以我得亲自去。

煤炭报的总编还算对我有好感,而且他们目前也正缺人手。但是,煤炭部已超编二三百人,原则上讲部里再不能进人了,但考虑到煤炭报缺人,可稍稍放松。但进人不只经编辑部同意,关键是要部里讨论通过。算了,打住吧,我一听这走马灯似的程序就害怕。

这期间,阿蓝又帮我联系了《中外产品报》《社会保障报》,我自己又联系了《人民邮电报》《航空时报》等,而结果都在预料之中。

——女的就是不方便。大兴安岭着火了,派个男同志去,拎起包就走。换个女同志,又是安顿孩子又是这个那个。什么事都耽误了。

——我还没结婚呢?

——可你早晚得结婚啊!

我没有反驳的勇气了。是的,我早晚要结婚的。

我联系了40家新闻单位,居然没有一家答应要我。班里的同学纷纷来信,说他们已经各就各位了。是沙发,是板凳,反正有地方发工资。而我却象只棋盘外的棋子,没个着落。许多同学来信抱怨工作不称心,一天天混日子。我这3个月过得倒是挺充实。尽管一次又一次地碰壁,可我倒觉得挺乐呵。大学毕业生分配由国家“包办”的皇历是得改改了。中国人四平八稳、慢慢腾腾的特性就是包办造成的,要是人们都象我一样得自己找工作,你看他急不急。从这方面说,我倒觉得自己代表着中国的新潮流呢!

从报纸上看到四通集团公司做的广告。便动了试一试的念头。电话打到四通门市部,他们告诉我总公司人事处的电话。打过去,那人约我去一下。到了那里,他把我引见给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没几天,便答应我去试用了。

经过3个多月的奔波推销,我终于在四通集团公司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总经理办公室编内部刊物《四通人》。

能在几天之内解决我几个月都没能解决的问题,速度之快简直让我吃惊。说心里话。我并不认为《四通人》对我有多大吸引力,它绝不是最适合我的报刊。但四通办事讲求高效率,它珍惜自己的时间,更尊重别人的时间。四通的人事有自主权,它无须层层批示,限定名额,并且来去自由,没有进来就出不去一说。四通绝不允许象国营单位那样,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用一天8小时去看报、喝茶、聊大天,最后销声匿迹。不,绝不允许。

现在,我已无所谓什么大机关、铁饭碗了,我心甘情愿落草为寇,捧起这民办企业的泥饭碗,不后悔。

四通给人以激情和信念。

我爱《四通人》。

我为自己是四通人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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