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故事（中）

三

当一个人感到有一种力量推动他去翱翔时，他是决不应该去爬行的。

——海伦·凯勒

我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经常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声音。凡是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我都喜欢。猫叫、狗吠时，我总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钢琴。我常常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不停地用两手去摸她的脸，因为她的嘴唇一动一动的很好玩。虽然我早已忘了说话是怎么回事，但也学着人家的样子活动自己的嘴唇。家里人说我哭和笑的声音都很自然。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不过那时我仍记得“水”（water)这个字的意思，因而嘴里经常发“wa——wa”的声音。慢慢地这个字的意思也快忘掉了，就在这时莎莉文小姐来到了我家教我念书。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以后，也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我周围的人交流思想的方法与我不同。我只靠手来拼写字母与别人交流思想，总是有一种受到限制或被束缚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越来越忍受不了，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象小鸟使劲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地鼓动嘴唇，想用嘴说话。

1890年，兰姆森夫人来看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小女孩，名叫拉尼尔德·卡拉，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学说话的欲望就象火那样在胸中燃烧起来了。我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找霍勒斯·曼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求她给出主意想办法。这位秀丽而又温和的小姐说要亲自教我。于是从1890年3月26日起，我跟她学说话。

富勒小姐教我说话的方法是：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从而使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样动的。我迫不及待地模仿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P、A、S、T、I这六个字母。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说出“天气很热”这一连贯的句子时，我是何等又惊又喜。这几个字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但这毕竟是人用嘴说的话呵。我觉得挣脱了束缚，心里有一种新的力量，渴望通过这说得还不够流利的话，掌握所有知识并获得信仰。

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的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象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如今我能用长有翅膀的言语说话了，由此而得到的方便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现在我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说话，而从前用手指说话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真的能说话了。我只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领。我说的话，富勒小姐和莎莉文小姐听得懂，其他人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而我不是学会了基本要领以后，就可以不用别人帮助而自然地学会说话，我是在莎莉文小姐卓有成效的引导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才慢慢能够和别人自由说话的

大凡教聋人说话的人都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只有他们才会知道我要克服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完全是靠手指的触觉来领会莎莉文小姐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迫使自己反复练那些发不好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我感觉到发出的音对味儿了为止。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使我打退堂鼓，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敬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想看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的笑容。

“小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作出的反应，就充满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能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赶快回家。这一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不停嘴地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尽量提高我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已经进了站，家里人都站在站台上迎接我们。一下火车，母亲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全身颤抖着，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只顾倾听我发出的每一个字音。小妹妹米尔德里德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愉悦的神色。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不禁热泪盈眶，真好象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

1896年10月我到了坎布里奇女子学校上学，为进入拉德克利夫大学做好准备。

我在童年时曾去参观过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我对大家说：“将来我是要进大学的——但我要进哈佛大学。”朋友们都很吃惊，问我为何不愿进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这里只有女学生。我想进大学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后来发展成一种要认真努力实现的愿望。 在坎布里奇女子学校时，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极大的耐心，把老师所讲的拼写到我的手上。在预习时，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有一些注解以及要读的书，没有凸印本的，她都一遍又一遍地读给我“听”。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象的。学校里只有德语老师和校长吉尔曼，是学着用手指语给我讲课。

在这里，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似乎对我们盲聋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困惑不解。人们给我读书或同我谈话时，采用聋人所使用的一般方法，用一只手在我手上拼写出单词和句子。我把手轻轻地放在说话者的手上，一方面不妨碍其手指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能很容易地感觉到他手指的运动。我的感觉和人们看书一样，感觉到的是一个个字，而不是单个字母。当然，熟练的拼写和写字一样，也成了我一种不知不觉的动作。

当我进入坎布里奇学校二年级时，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最初几个星期却遇到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一年主要是学数学。这一年的课程还有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但不幸的是，在课程开始时，我所需要的许多书籍都未能及时得到凸印版本，同时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我所在的这个班人数很多，老师也不能专门为我讲课。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解。她这双灵巧的手已经胜任不了所担负的任务，这是十一年前所未有的。

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规定必须在课堂上做，这些都是我无法做到的。后来买到了一架凸写器，这才有了可能。借助这架机器我可以“写”下解答的每一个步骤。对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概念的理解的唯一办法，是用直的和弯的铅丝在椅垫上做成几何图形。至于图中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结论和证明的各个步骤，则完全靠脑子记忆。总之，学习中处处有困难。有时我灰心丧气到极点，而且还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特别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小姐发脾气时，心里格外羞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为我披荆斩棘的人。

1899年6月29和30两天，我参加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第一天考基础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当局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柏金斯盲人学校教师尤金·C·维宁先生受雇来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维宁先生同我不相识，除了使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谈。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要用于几何和代数，是有困难的。我被搞得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代数上花的时间很多。我确实很熟悉美国一般通用的三种盲文：英国式、美国式和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三种盲文里是迥然不同的。而我在代数中使用的只是英国式盲文。

考试的前两天，维宁先生把哈佛大学旧的代数试题的盲文本送给我，但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我急了，就给维宁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加以说明。他寄来一份符号表和一份试卷。我就着手学习这些符号。在考代数的前一天夜里，我忙于运算一些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号、大括号和方根的联合使用老是分辨不清。我有些泄气，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心。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请维宁先生仔仔细细地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给我们讲了一遍。

考试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们惯于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怎么的，尽管命题是正确的，但在盲文上看起来却很乱，心里吃不准。到考试代数时，困难就更大。刚刚学过的符号，自以为是懂了，到考试时又糊涂了。而且，我看不见我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我原来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因而我的解答做得非常慢，考试题目我要一遍又一遍的读，才能弄清楚我应该如何去做。要细心把一切都弄对，确实太困难了。但是我不责备任何人。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不会意识到我的考题是多么难，他们也不能了解我要克服的特殊困难。不过，如果他们是无意地为我设置了许多障碍的话，我可以自慰的是，我终于把它们全都克服了。

我进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这一天对我意义重大，好多年来我盼望的就是这一天。我心中有一股潜在的力量，迫使我不顾朋友们的劝说，去同那些能看能听的人较量短长。我知道征途上有障碍，但我决心要征服障碍。我牢记那聪明的罗马人的话：“到什么山砍什么柴。”我不就是走不了寻求知识的康庄大道，而被迫去走那荒无人迹的崎岖小路吗？我也知道，在大学里，我将有充分的机会同那些象我一样思考、爱憎和奋斗的姑娘们携手前进。

我热切地开始了大学的学习。在我的面前，展现出一个美丽而光明的新世界。我自信有掌握一切知识的能力。在心灵的奇境里，我应该象别人一样的自由。心灵世界里的人物、背景，其喜怒哀乐应该是真实世界生动具体的反映。

时常有人问我是如何克服在大学里遇到的种种具体困难的。在教室里，当然我几乎是孤独的。教授于我是那么遥远，他似乎是在电话里讲话。老师讲课的内容被尽可能快地拼写在我的手上。在这样的匆忙之中，讲课人的个性特点丧失殆尽。那样急速地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象追逐野兔的猎犬，常常是追不上的。我在听讲时是不可能记笔记的，因为我的手正忙于听讲。我常常回到家里以后，把脑子里记得的，赶快记下来。当我着手学习拉丁文诗韵时，我设计了一套能证明诗的格律和音韵的符号，并详细解释给老师听。

我所需要的各种教材，很少有盲文本的。我不得不由别人把书的内容拼写在我手上。因此我预习功课的时间要比别的同学多得多。这种手工活动费时很多，是正常人所没有的困难。有时，一点小事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就不免急躁起来，一想到我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来读几个章节的书，而别的同学都在外面嬉笑、唱歌、跳舞，我更是觉得不能忍受。但是不多一会，我就又振作精神，把这些愤懑不平一笑置之。因为一个人要得到真才实学，就要独自攀登那奇山险峰。既然没有一条到达顶峰的平坦大道，我就得走自己的迂回曲折的小路。我滑落过好几次，跌倒、爬不上去，撞着意想不到的障碍就发脾气，接着又制服自己的脾气，然后又向上跋涉。啊！登上了一步，我欢欣鼓舞；再登上一步，我看见了广阔的世界。每次的斗争都是一次胜利。再加一把劲，我就能到达璀灿的云端，蓝天的深处——我希望的顶峰。

在我进拉德克利夫学院以前，我把大学生活看得十分浪漫主义，如今这浪漫主义的光环已经消失。但是从浪漫主义向现实的过渡中，我学到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耐心。我们接受教育，要象在农村散步一样，从容不迫，悠闲自得，胸怀宽广，兼收并蓄。这样得来的知识就好象无声的潮水，把各种深刻的思想毫无形迹地冲到了我们的心田里。“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广博而精深的知识——就可以分辨真伪、区别高低。掌握了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种思想和业绩，就是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如果一个人不能从这种脉搏中体会到人类崇高的愿望，那他就是不懂得人类生命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