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最有资格在计划生育中作出贡献

刘玉良

和青年朋友在一起谈起计划生育问题时，许多人都感叹我国人口过多的难处，非常拥护中央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的决策，并决心身体力行。但也听到另外一些议论。

一曰：“国家这么大，哪在乎我多生一个！”这种想法很欠周到。别忘了我们已经是十亿人口的大国，如此庞大的基数，和年轻型的人口结构，若再不加控制，或控制不严，任其发展下去，那是不得了的。这不是吓唬人，请看几个数字：一九四九年，我国大陆人口是五亿四千三百七十七万，到去年人口普查已达十亿零八百一十七万，三十二年增长了四亿五千九百四十万，相当于现在两个美国或四个日本的人口。若以一九八一年的人口出生数计算，每天的出生数为57,741人，相当于部队一个军的编制；每小时出生2,394人，相当于一个团；每分钟出生40人，相当于一个排。按这个速度生下去，将会给四化带来多么大的影响，给下一代造成多么大的人口压力呀！现在已婚育龄夫妇就有一亿好几千万对，今后十八年陆续进入婚育期的年轻夫妇大约两亿几千万对，如果都想多生一个，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只是多生的数目，大体上相当于目前一个美国的人口，或者相当于两个日本，四个法国，十个大洋洲，二十个匈牙利，三十个保加利亚的人口。这样一个数字，还能认为“关系不大”吗？相反，若把“多生一个”换成“少生一个”，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是在做出很大的贡献啊！实行计划生育既然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还是劝君莫将自己置身局外为好。

二曰：“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自主了，吃自己种的粮，生孩子你就莫管了。”这是一种糊涂观念。怎么能把生孩子仅仅看成个人的事呢！在我们国家里，孩子一生下来，就是社会的一个成员，教育、医疗等都不能不依靠国家和集体。多生一个孩子就必然增加国家和集体的负担。实行生产责任制，革除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病，解放了生产力，对生产的发展确实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还应明白一个道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它要求人口的增长也应有计划；否则，生产虽然发展了，而人口增长过快，国家还是不能很快地富起来。比如，一九八一年，我国国民收入比一九五三年增长五倍，但按人口平均，国民收入只增长二点二倍。再以粮食为例，一九八一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是六千五百亿斤，比一九五三年增长百分之九十四，而人均占有粮只增长百分之十四。尽管我国粮食总产量超过美国，但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美国，也低于世界平均占有粮八百斤的水平。再以国家用于人民生活的开支来说，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一年的二十八年间，我国消费资金总额增长了三点九倍，幅度不算小，但由于总人口增加很多，人均消费额只增长了一点九倍。拿农村情况来说，由于人口增加很多，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年年减少，人多耕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这些数字和情况表明，多生一个孩子不光是一家一户的事，而是涉及全局的问题。

三曰：“生不逢时。”有的青年说：我们这一代青年，生长在国家困难时期；学龄时期碰上了“革文化的命”；该工作时碰上了上山下乡，农村到处“割尾巴”；现在到结婚年龄了又要晚婚晚育，还只准生一个孩子，倒霉的事都让我们赶上了。这种说法虽也反映了一部分历史事实，但得出“倒霉”的认识则未必正确。其实，每一代青年都有各自所处的时代特点和负有的时代使命。老一代革命家身处灾难的旧中国，为了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恋爱结婚。今天，时代所赋予我们这一代青年的使命，则是在党的领导下振兴中华。这一方面要努力发展生产，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发展。如果说，我们国家过去长期在人口问题上存有极大的片面性，对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未引起必要的重视，是战略上的一大失误，那么，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再失误下去了。因此，是纠正历史的失误也好，是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也好，实行计划生育，就是对振兴中华做出的贡献，而最有资格做出这种贡献的是青年。我们青年应该有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光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