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海的歌音

苏炜

编者的话：这里发表的，是一位留美学生从美国东海岸寄来的发自肺腑的确“歌音”。和本刊上期发表的《来自“天堂”的挽歌》相对照，两者的精神天地是多么不同啊！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出国参观访问、学术交流、留学深造、洽谈贸易等等的人多起来了。这是祖国四化建设的需要。怎样看待“出国”，怎样看待“外国”，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怎样报效祖国，人们更有自己的想法和抱负。处在祖国中兴时期的青年朋友们，你们是怎样思索和认识这些问题的呢？欢迎你们把心里话写给我们。

来信来稿请直接寄本刊政治理论部。

感恩节前夕的一个夜晚，我下了课，途经哈佛校区的一个大教室，传来一片和悦的歌声。那是几百名男女学生，在一架钢琴的伴奏下，练习着合唱—一大概是为感恩节弥撒而排练的合唱。感恩节，也许是美国最独特而又最富于人情味的一个节日了。那是为纪念二百多年前第一批登陆的欧洲移民，在这片新大陆上第一次得到收获而设立的节日。我喜欢听大合唱，尤其迷恋那由无数层次的人声交织出来的合声效果。于是我轻轻地走了进去。天很冷，室内有暖气，学生们随便把身上的冬装脱下，扔在门边，堆起了一座七彩的山。我默默地坐在大教室的一角，只听得满耳的和声，潮水似的，澎澎湃湃。忽然，我从一片轻轻喷吐的乐句里，分辨出这样几个英文单字：“TheLand，God，my dear……”噢，“土地，上帝，我亲爱的……”在每一小节乐句收住后，几百个歌唱者用舌尖轻轻弹出辅音“d，在空气里留下一瞬的微颤，随即消失；随后又再一次轻轻弹出，如此高低轻缓的反复轮唱、重唱。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自己被这喘息似的乐声搔得心头发痒、鼻腔发酸！恍惚间，身边那堆冬衣垒成的“彩山”，让我想起当年在海南岛大山里冬天的大会战。干热了，大伙儿也是这样把衣服摔在地头，堆成一座小山；我又仿佛觉得那座“彩山”，好象当年会战时篝火的余烬，暗红暗红的，仿佛还冒着青烟……歌声竟撩得我做梦似地忆念起海南岛，忆念起那片浸满了自己整整十年的忧患与泪水、青春与血汗的地方；同时，又撩起了那么多与眼前的现实毫不相关的往事的尘烟。

我想起了儋县西培农场培胜队的老工人班长洪德江。两个多月前，我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邀请的客人，以名不副实的“访问学者”身份，从洛杉矶加州大学转到这里，作为期一年的学习和研究助理工作。在多少次深宵静读、教堂的钟声鸣响的刹间，我会恍惚觉得：洪德江班长就护着一盏油灯，傍立在我的身边。在海南岛的岁月，我，一个好读书而又被“黑包袱”弄得凄凄惶惶的十五岁的孩子，多少次跑到大山旮旯里，为自己、也为家庭放声嚎哭。他，洪德江，一个毫不起眼、识字不多的本地农场的老工人，却在自己极其狭窄的家中腾出一小块空位，让我把小书桌搬到他家的床口边。每天下工，他就为我点亮小油灯，赶开想和我纠缠的他的孩子们，静静地看着我读书、记笔记。常常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上一夜。偶尔碰上外头“查黑书”的风声紧，他还会在人前人后有意无意地为我打掩护。我就是夜夜傍着这样一位满身染着灯火的“守护神”，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记得《红楼梦》第五回里，提到一幅《燃藜图》，说的是《刘向别传》里的一段故事：汉代刘向在黑夜里独坐诵书，来了一位神人，手持青藜杖，吹杖头出火照亮，教刘向许多古书。我与刘向无缘，但命运却赐给我这样一位神人：一位平日衣衫褴褛，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山里人，他以身体的微温，熨暖着我。我常常觉得，自己十五岁那年，一条孱弱的小生命，可以从那场国乱家危的大劫难中捡回来，一直走到今天，全然凭藉的是他们——这些多么好又多么艰难的普通群众啊!

此刻，在大洋彼岸，在一片感恩节的歌声里，我又一次深深怀念着我的乡亲们、老工人们。——不，与其说我是为着“感恩”，不如说，我越来越明白：自己是为他们而活着的。我但愿自己将来，不要变成历代那些一朝得道，便悠悠然于“高处不胜寒”的士大夫们；更不要变成农夫怀里那条暖过身子以后的蛇。我唯一“感谢”“文革”的地方，就是它让我找到了自己与“中国”这个大概念之间，一种也许是毕生的、血肉般的联系：比如关于洪德江，关于那张书桌和那盏灯，关于山里那群名叫“阿猫”、“阿狗”、“阿猪”的野孩子们，关于那无数个噙着热泪、喝着番薯热糖水的大山之夜……

歌音中，我还想起了我最尊敬的一位师长——我的母校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老教授王起（王季思）先生。在苍茫的人生里程上，王先生是我愿意为他深深地鞠躬的又一个人。那是七九年春天，系里一位学识渊博的老教师，五七年被无辜罹罪的卢叔度先生，重新走上讲台，为七七级学生授课了。当他二十年后第一次面对满堂学生时，有点失措；加上几乎已经遗忘了怎样说普通话，来自各地的同学们无法听懂他的课，一连几天，课堂秩序很乱。王起先生知道后，把班上几位学习骨干请到家里，对我们说：卢叔度老师的“学术生命”能保存下来，并重新登上讲台，不容易啊。这是我们国家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回来的结果。你们要学会珍惜，不要轻易就损害了她。他要求我们要一个个房间、一个个小组地做工作，无论如何要协助卢老师，上好这二十年来的第一课。第二天上课，全班同学非常震惊，年逾八十的王起先生不要别人搀扶，一步一步爬上了四层高的教学楼，坐到了卢叔度老师授课的教室的前排。授课中间，见卢老师在黑板上写满的粉笔字常常来不及擦，白发苍苍的王起先生便拿起粉笔刷，一声不响地帮助卢老师擦黑板。授课终了，卢老师非常克制地向端坐在一旁的王起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又向同学们鞠躬。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一直湿润着眼角，听完那一节先秦文学课的。——哦，正是通过卢老师讲授的先秦文学课，我仿佛从这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里，懂得了什么叫做“根”——民族精神的“根”和身心所植的“根”；懂得了什么叫做中国知识分子——从屈原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懂得了什么是历史的曲折和什么是历史的曲折中应该沉凝下来的人的品格。“做学问，先要学做人。”在多少次促膝恳谈中，王起老师这样对我说。此刻，在一片水晶似透明的琴音和一片呢喃轻语般的歌声中，我想念着他——我深深敬重的师长王起老师。

“……土地，上帝，我亲爱的……”那歌声似乎还在继续；那个舌尖轻轻弹出的辅音“d”还在空气里微颤；那堆“七彩的山”，还象是一堆“篝火余烬”，挤在门边。我是排练场上唯一的一个“听众”。我想，如果在场的美国学生们，知道他们的歌声，会在我这个陌生人心上激起如此强烈又如此奇特的反应，他们一定会感到诧异。我从来相信，中国人的感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可以理解，才可以说得清。许多好心的海外人常常问我：你，一个自费生，自己在这边辛苦打工求学，并且可以有留去自由，何必非要固执于“学成归国”呢？“爱国”，并不等于狭隘的地域或政治的观念呵，等等。我无法跟他们说清。如果我说，我的念头竟是与海南岛山里的茅草屋、萝卜干、台风后的洪水泥泞、割胶服上污脏的胶斑，或是与某一本尘封的旧书、某一个儿时淘气的“敌手”，某几位年龄学识相距甚遥的长者，以至某几件血泪淋漓的往事——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一定会摇头、叹气、发笑，以为我诓骗他们，以为我说的是傻话。我常常觉得，“祖国”，轻轻地一声呼唤，远比那呐喊高呼，更动我的心弦。真的，在海外，我甚至不愿意别人把我仅仅看作是什么“爱国学生”之类——不但因为，我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而且我总觉得，光是“爱国”这个字眼所能包容的，似乎还是太单薄了。毋宁说，一个连生养自己的国家、人民、土地都不爱的人，不配为一个“人”。到美国来，读学位或者“开洋荤”都不是我的目的。我以为，认识世界最终的目的还在于认识中国，认识自己和自己的责任。是的，我对我心目中的“土地”、“上帝”和“我亲爱的”——党、人民和祖国，有着不可推卸的报效的责任。

静夜之间，波士顿的冬雨淅淅沥沥。听说不几天就要下雪了——我这个南方长大的孩子还从来没见过下雪呢。就让心头凝聚的千言万语，只化作一片歌音，飘然远寄吧。不，不是那感恩节弥撒的歌音，而是一片象这潇潇夜雨似的歌音，纷纷白雪似的歌音—一干脆，就是一片如同这溟蒙大气一般的、铺天盖地的、充塞海天的歌音。（题图：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