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1
王青林 梁川等
李秀成究竟是农民革命英雄,还是农民革命叛徒?对他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批判?这是目前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的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是划清敌我界限的大是大非之争,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之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争,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又一反映。
广大青年对这场辩论感到极大的兴趣和关切,是很自然的。因为,通过这场辩认,我们将会受到深刻的革命气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这对于青年的革命化,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变节投降是大事不是小事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八五一年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革命斗争中,他从一个普通士兵,遂渐被提拔为革命罩的统帅。在太平天国后期,他曾经率领太平军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带,同国内外反革命军队作过战,赢得过一些战绩。但是,一八六四年七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被敌人攻陷,李秀成被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向敌人写了一个长达三四万字的、最卑鄙无耻的自白书。在这个自白书里,他奴颜婢膝地歌颂敌人,极力咒马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污蔑革命领袖洪秀全等,并且出卖自己的阶级兄弟来换取敌人对自己的宽赦。他在自白书里还表示要以自己过去的威信,去招降太平天国革命部队,并且为敌人出谋划策,提出了十条非常恶毒的扑灭太平天国革命部队和当时北方的农民起义军—一捻军的反革命计划。最后还下了保证:如果他作不到,可以杀他的头。李秀成就是这样背叛了农民革命事业,堕落成为一个可耻的叛徒。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农民革命的叛徒,有的人却千方百计为他辩解。不许人们叫他是叛徒。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革命同反革命、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生死搏斗。在这里,两军对战阵线分明,毫无调和的余地。一个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既然背叛了革命阶级,投降了反革命,这时,他就从一个革命者、从人民内部分离出来,滚到敌人营垒中去,变成反革命分子了。这就是说,变节投降不是什么缺点、小节、一般的错误,或者仅仅是历史上的污点,而是立场问题、敌我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正因为这样,所以,一个革命者才把革命气节问题,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宁肯死在敌人的刀锯鼎镬之下,也绝不肯向敌人把头低一低。我们评价一个人物,首先要看的,也正是这一点。李秀成,既然已经成为革命的叛徒,他就根本不是而且也不配称作“农民革命的英雄”。
有的人面对着李秀成亲手写的白纸黑字的自白书,却不承认李秀成变节投降,硬说这是一种“革命策略”、“苦肉缓兵计”,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是一种“灵活性”等等。这实在是十分荒谬而又令人奇怪的。
革命要不要讲究策略呢?要的。革命是一种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因此,革命者必须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决定进攻退守,联合同盟者,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但是任何一种革命策略都是打击、消灭敌人和保存、壮大自己的手段,都必须服从于总的革命路线,必须是有利于革命的。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判断一种策略是不是革命的,首先要看它对谁有利。李
秀成在自白书里,对敌人好话说尽,对革命百般侮辱,每写一段就赶快声明:“此是真实言也”,“未有半言虚语”,连敌人都已经看出来他是在怕死乞活,还谈什么“革命策略”!再以他向敌人所提出的招降太平军的“招降十要”来看,其办法、步骤,完全是一个彻底消灭革命力量的反革命针划,同革命利益是绝对不相容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变节投降,怎么能把它和革命这两个字联在一起呢!
其实,所谓“苦肉缓兵计”,暂时投降,等待机会再来革命等等说法,都是想为叛徒辩解的遁词。如果说要革命,那么,在敌人的囚笼里,在反革命的公堂上,正是需要一个革命者进行革命的时候。因为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这种浩然正气就会鼓舞千千万万的阶级兄弟和后来人战斗下去,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如果一个革命者,在身陷敌手的时候点头投降,那么,敌人就会要你为反革命服务。李秀成正是这样的。他向敌人投降以后,招供了革命内部的情况,告诉了敌人许多革命失误的教训,给敌人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这就极大地帮助了敌人。所以在变节投降这样一个根本的政治立场问题上,是绝对不能有什么“灵活性”的。宣扬什么“灵活性”,什公“曲线救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等,就等于宣扬叛徒的活命哲学。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活着就是一切”、“如果脑袋都丢了,原则还有什么用!”正是这样的东西。革命的青年决不能上当。
英雄和叛徒不能“合二而一”
一个人成了叛徒,这就是说他十个指头全都烂透了。十个指头全都烂透了,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功过问题了。有人直到现在还在那里侈谈李秀成的什么“功过”,认为他“功大于过”、“功绩是主要的”。这实际上是不分敌我,把英雄和叛徒“合二而一”。
什么是功,什么是过?所谓“功”,是指对革命的贡献;所谓“过”,是指在革命工作中的错误。几分功过,几分成绩和错误,这是评价革命者的标准,决不能拿来评价叛徒。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这是我们观察问题的一条根本原则。
洪秀全晚年脱离群众、生活奢侈。但是他在敌我问题上是界限分明、立场鲜明的。直到快要病死的时候他还鼓励大家坚持革命。洪秀全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他虽然有很多缺点,犯了很多错语,但他仍然是历史上的英雄。
李秀成虽然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但是晚节不终,最后投降了敌人。这时如果还说他“功大于过”,“功绩是主要的”,基本上应该肯定,仍然是个“英雄”,那么天下还有什么是非界限呢!如果这个说法能够站住脚,那么人们对年青“从事”革命,刺杀过摄政王的大汉奸汪精卫岂不是也可以用功过的观点去评价他了吗?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叛徒,许多人在叛变以前也同敌人打过仗,他们岂不也变成了“功大于过”吗?可见,那种认为革命者的革命气节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在革命队伍中呆过,中途叛变或晚节不终都没有什么关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用这样的观点来评论历史人物,必然会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用这种观点来指导革命实践,则必然会混淆敌我,认敌为友。
分清敌我界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首要问题。英雄和叛徒,是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称号。说李秀成既有“功”也有“过”,既是英雄又是叛徒,这实质上是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里最重要的阶级观点,把两种根本不相容的东西“合二而一”了。这是不能容许的。
有人觉得李秀成出生入死十四年,曾经是太平天国晚期叱咤风云的一个将领,要把他说成叛徒,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个人的言行、思想和感情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超阶级的感情是不存在的。对革命先烈和革命英雄的崇敬和追念,这是一种可贵的革命感情。但是,对变节分子和叛徒的惋惜和同情,则是一种不正当的思想感情。过去,由于某些史学家的错误,把叛徒说成是英雄;一些文艺家把李秀成写成剧本搬上了舞台,或缯成“小人书”,对叛徒歌颂赞扬备至。有人在真相未白以前,受到蒙骗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今天,李秀成是叛徒的面目已经大白,如果还觉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倒是值得考虑的了。
不许以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为叛徒辩护
有人把李秀成的变节投降说成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甚至说农民阶级除了有斗争性外,还有同地主阶级的调和性,在革命失败的时候,大多数农民革命领导人物都要叛变。所以对李秀成不能苛求,否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这种看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极大歪曲。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是我们观察社会的、历史的事件和评价历
史的当今的人物时,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封建社会的农民在历史上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有压迫和剥削就一定有斗争。因此,在历史上农民从来都是革命的阶级。在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农民一面反对地主的,就是革命者。站在地主一面反对农民的,就是反革命者。原来站在农民一面,后来站在地主一面的,就是农民革命的叛徒。
两千年来,中国有过数百次的农民起义,他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说明他们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毛主席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说变节投降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就等于说变节投降是农民阶级的本性。这样中国历史上还有什么农民革命,历史又怎么前进!否认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否认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就是否认阶级斗争,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
正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认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对百年以前的农民革命运动是有限制的。这就是说,那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同时,由于农民还是小生产和小私有者,分散的个体经济和低下的生产力,造成了他们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和对财产的私有观念。因此,农民阶级本身不能用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制定和解决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找不到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办法。这样,就使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被地主阶级和贵族所利用)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然而失败了,并不等于向地中阶级投降。失败更不能成为向敌人变节投降的理田。当然,农民革命中个别人物的投降是有的,但是这与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应该看到,受压迫受剥削,因此坚决反抗封建压迫,总是农民阶级主导的一面。夸大农民阶级的弱点,把它说成是有向地主阶级投降的阶级局限性,是根本错误的,是对农民阶级的极大侮辱。
同时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时代和农民阶级对农民革命虽然有局限性,但时代也给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领袖以表现他们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气概的天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光辉照人的英雄人物!就以太平天国革命的几个著名领导人为例,天王洪秀全是坚持革命到底的;英王陈玉成、干王洪仁环、遵王赖文光都是在战斗中被敌人俘虏的。他们被俘以后,在敌人面前抗节不屈、大义昭然,最后都壮烈殉国。只有李秀成才在国破家亡的时刻,丧失了革命气节,变成了一个可耻的叛徒。对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违背历史事实,以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来为他辩护呢!
我们批判李秀成的变节投降,是不是以现代人的标准来苛求于古人呢?没有。我们并没有要求李秀成要像今天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样,具有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依此来指导革命斗争,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及高度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等等。我们要求李秀成的,是他应该像太平天国的其他领袖一样,忠于《天朝田亩制度》听反映的那种理想,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时忠实于农民阶极的利益,分清敌我,不动摇,不变节,坚决斗争到最后一刻。如果连这一点都作不到,那么还称他为“农民革命的英雄”,岂不成了天下最滑稽的事了吗?
有些人认为,李秀成出身贫苦,又在革命部队中战斗了十几年,怎么会投降敌人呢?对这个问题,如果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观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世界上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革命队伍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一分为二。在革命的烈火中,大多数人经受得起种种考验,前仆后继,坚贞不屈,他们是阶级的民族的英雄。但是总有一小部份人,经不起考验,或者在紧要关头,丧失气节,堕落为叛徒。而一切叛徒的变节都不是偶然的,李秀成也是这样。
李秀成虽然出身贫苦,参加过很多战斗,但是他对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坚定的信念。所以,在遇到了挫折,或者在危急的时候,他曾几次动摇。同时,在李秀成的思想里,还有严重的所谓“天命”、“天数”一类的宿命观念。他被俘以后,认为太平天国失败是“天意使然”,太平天国的“气数已满”,等等。因此,在紧要关头,他就不能经受考验。李秀成被俘以前,同敌对阶级妥协的倾向,已经很明显。这就是,在经济上,他在自己所属的地区保护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对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优容礼待。浙江巡抚王有龄和李秀成作战,兵败自缢。对这样一个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李秀成亲自骑马找到他的尸首,给船十五条、银三千两,派兵五百,护送还乡。在他看来这是应该的,是“两国交兵、各为一主”。李秀成在革命斗争中敌我不分,还表现在他同情、羡慕、包庇革命叛徒。例如韦志俊叛变时,黄文金、赖文鸿等太平军将领都坚决反对,坚决同他斗争。但是李秀成却羡慕得要死,说韦志俊叛变后“得回家之乐”。苏州郜永宽等八人的叛变,他事先也是知道的,但是他不但不作坚决处理,反而告诉他们:太平天国是不能长久了,随你们的便,你
我不必相害。天京被围时,他小舅子宋永祺同敌人勾结,劝他“来降”,他“如此如此”同宋永祺讲了许多机密要语,不料走了风声,没弄成功。这些说明李秀成在被俘前,已经有了变节投降的思想基础了。
在革命斗争中,一贯动摇不定,立场模糊的人,一且落入敌人手中,一定要变节投降,这是没有例外的。李秀成也是如此。
革命气节是革命者最崇高的品质
这场关于李秀成问题的大辩论,也给我们广大青年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我们沿着革命化道路前进的时候,究竟应该向谁学习?是向李秀成之类的叛徒学习呢?还是向那些“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革命英雄们学习呢?我们的态度是坚定的。我们要痛斥变节投降者,继承和发扬我们祖国历史上革命英雄的斗争传统。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们热爱生活,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可贵,但是我们更热爱革命,我们更知道革命气节的可贵。
革命气节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革命者最高贵的品质。一个具有崇高的革命气节的革命战士,无论任何时候,对革命事业都是无限忠心的,对于敌人和一切不利于革命的言行,是坚决斗争的;在革命困难的时候,他能够顶得住;在革命紧要关头,他站得稳;在必要的时候,他把死视为当然的事情。而敌人所怕的,正是这种“宁为断剑头,不为曲如钩”的革命硬骨头。中外古今的反动派为了镇压革命,摧毁革命者的这种高贵的品质,费尽了各种心机,用尽了各种办法,威逼利诱,斧钺加颈,但是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会在敌人面前低头屈服。
在我国太平天国的历史上,就有许多这种宁死不屈的英雄人物。如太平军将领林启容,一八五八年五月的一天,率领一万七千多名战士,冒着狂风暴雨,与攻破九江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浴血巷战,每个人宁死不屈,全部壮烈牺牲。又如二十五岁的英王陈玉成,被敌人捉住后,坚贞不屈地对敌人说:“我陈玉成只可杀,不可辱!”当清朝官吏胜保妄想用富贵荣华来引诱他时,陈玉成当面揭穿了胜保的阴谋,并厉声说:“大丈夫哪有怕死之理,要杀便杀,何必多言!”充分表现了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无的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他们才是我国人民革命传统的代表,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就更是数不胜数。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曾经对中国共产党人施行了极端野蛮的镇压、逮捕、监禁、刑罚、屠杀,以及极端卑鄙的阴谋、收买、诱惑、挑拨,用尽了一切新尽杀绝的手段。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写下了更加无比壮丽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诗篇。
“杀头好似风吹帽,敢向人间逞英豪。”在我们党所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无数革命烈士们在战场上,在敌人的监狱和刑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激昂、不可战胜的无畏气溉,就是这样的写照。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葬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是革命烈士陈然同志的就义歌。
我们还读过夏明翰、欧阳立安、刘胡兰、王孝和、丁佑君等等无数青年英雄们用生命和热血写下的壮烈史诗。他们才是永远使得我们怀念的革命英烈,他们才是永远鼓舞我们勇往直前的伟大力量。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革命气节不仅表现在战场上、监狱里,而且也表现在经常的斗争中。因为敌人的进攻,从来都是软硬兼施、文武并用的。有真枪实刀,也有“和平演变”,既表现在政治领域内,也表现在思想领域内。历史上在刀枪火海中经得起考验,而在敌人的“糖衣炮弹”下倒下去的人也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即使在和平环境里,也有一个革命气节问题。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敌对的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而不是不分是非、立场模糊,这同样是革命气节的表现。
我们广大青年走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要永远学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伟大榜样,永远忠于共产主义的革命的理想,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和国内外一小撮牛鬼蛇神同流合污,为他们服务。我们要永远为革命利益而生活和战斗,在紧急的时刻,挺身而出,舍已为公,而绝不像李秀成和一切叛徒那样,在紧要关头变节投敌。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问题上,都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立场坚定,爱憎分明;都不可同情、羡慕、包庇革命的敌人;都要防止敌对思想的侵蚀。总之,我们要永远革命,永不变质。这就是我们通过当前史学界这场大是大非的辩认所受到的教育和应该树立的几本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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