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爱护积极分子

翟泰丰　中慧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里边，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他们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舞下，昂首挺胸，阔步前进，成为群众运动行列中的尖民，革命事业的促进派。对于这些积极分子，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应当满腔热情地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鼓励他们在党所提出的新的战斗任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态度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革命事业永远需要积极分子

我们党从来是十分重视积极分子的作用的。因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是我们群众观点的一个基本内容。人民群众在从事改造社全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自觉的过程、认识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因此对待改造客观世界的态度也就不同。人民群众中任何时候，都是有先进、中间、落后这样三部分的。所谓先进的部分，就是指那些对于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性和方向认识较快，在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自觉性较高的部分。这个先进的部分，在工作中往往表现得接受新鲜事物最自觉、最勇敢、最坚决。在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他们是首先反映了群众的斗争意志和斗争要求的，蕴藏在群众中的革命热情，也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强烈、最明显。正因为如此，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积极分子作过极高的评价，他在一九五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祝词中说：“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必须依靠大搞群众运动，而在每一个群众运动的过程中，积极分子始终是走在最前列，起着火车头作用。大跃进以来的事实更充分证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是促使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形成高潮，坚持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积极分子以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胆略，勇敢地去探讨各种新鲜事物，在每个重要关头，挺身而出，以首当其冲的行动，去战胜重重困难，创造种种奇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示范，开拓了前进的道路，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广大群众，造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运动中，他们最易于了解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把它及时传达给广大群众，也最勇于把运动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及时反映到领导机关，使领导机关能随时掌握情况，保证对运动的正确领导。当运动发展遇到困难，发生波折的时候，中间和落后部分群众往往容易畏缩动摇，而积极分子则表现得最坚定，他们能够中流砥柱，起核心和骨干作用，使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有了保证。由此可见，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如果没有大批的积极分子涌现出来，就不会有轰轰烈烈的有声有色的群众运动，而我们的革命事业也就不可能取得如此伟大辉煌的成就。

驳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种种污蔑

对待积极分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充分估计到积极分子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所以十分珍贵和爱护积极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与此相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看不见积极分子的重大作用，看不惯积极分子的所作所为，因而对积极分子百般非难，讽刺打击，给积极分子泼冷水、泄气，企图把积极分子搞成灰溜溜的。很显然，为了保护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打击给予有力的驳斥和坚决的回击。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对积极分子的一个最大的污蔑，是说积极分子“虚夸”。其根据不外三种，一曰有些积极分子的试验“失败”了；二曰有些积极分子在生产上没有实现原订的计划指标；三曰有些积极分子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说了些大话。对于这三种情况怎样看，是不是都要称之为“虚夸”，是要加以分析的。

的确，有些积极分子的试验一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今天没有成功，就能断定将来永远不会成功吗？就能因此而说他们是虚夸吗？我们知道，历史上许多科学发明家，都是经过若干次失败，才最后得到成功的。他们在未得到成功之前，也曾不断遭受别人的讽刺和打击，但是最后的事实证明，可笑的不是那些科学发明家，而是那些讥笑他们的人们。今天，一些积极分子的大胆试验，只要方向对头，经过不断的钻研，将来很可能创选出奇迹。在他们的试验暂时未得到成功的过程中，当然不能据此就责备他们虚夸。

至于有些积极分子原订计划指标较高，虽经过很大的努力，但最后取得的成果还是低于原订计划指标，比如有的试验田原订亩产上万斤，实际只收一千斤。对于这种情况，能不能叫作浮夸？我们认为，这也不叫作浮夸。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在开始订指标时，一般都有一定的根据，他们之所以未达到原订指标，或则是只看到有利条件，对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曲折估计不足，或则是对客观规律认识不够，这是在从事一件新工作时难免的现象，怎么能说是虚夸！而且从最后结果看来，积极分子所搞的试验田，产量都高于普通的田，这就足以说明，他们原来的计划并非没有一点根据。

另外，也有少数积极分子一时脑子有些发热，没有充分的根据和切实的措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说了些大话。这当然是一种虚夸。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教育他们应该具有科学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心要热，头要冷。

总之，上述三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有一颗为了社会主义的热心肠，总想寻找一些迅速发展生产的办法，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多为人民办些好事。而这一点就是他们最可取的地方。在这些人中，尽管有人多少沾染了些浮夸作风，但这是不难改正的，这比起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热心。缺乏感情、因循守旧、畏难苟安的人来，不知要好到几十倍，几百倍。孟子说：“哀莫大于心死”，那些对社会主义事业不热心的人，心死了，才是最可悲哀、最可痛恨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还抓住积极分子在工作中的某些个别的、暂时的缺点和错误，来攻击积极分子，说什么“你们把事搞糟了”，“劳民伤财”，甚至自作聪明地说：“你们既然没有经验，为什么要搞呢？”这种指责，实在是愚蠢可笑。我们要反问他们一句：除了那些敌对分子和别有用心的分子以外，一个革命者谁愿意诚心犯错误、出缺点呢？我们的积极分子对人民事业有着高度的责任心，难道他们要故意在工作中犯错误、出缺点，来损害革命事业、自找骂来挨吗？这当然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出不出错误和缺点，并不完全决定于个人的主观愿望。人们要做工作，就不能不出些缺点和错误，主观努力可以减少缺点和错误，但是不可能一点缺点和错误都不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认为客观世界是异常复什而多变的，人们的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而我们所干的工作又都是前人从未做过的新事业，天天在革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或者是不接受新的任务，以便“先学养子而后嫁”，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逃避斗争，不干工作。因为从来没有不下水而学会游泳的人，不到实际工作中去，什么也不可能学到。更何况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革命高涨的时代，工作任务的紧急，也不允许人们慢条斯理地学习好以后再去做。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第二神态度，这就是先干起来再说，在干中学，边做边学，逐步提高。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曾作了多次的指示：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说：“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才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道理不是很明白吗？工作既然迫切需要人们去作，而积极分子在开始作时又不可能有成熟的经验，那就不可能不产生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对稍有革命常识的人来说，都会了解的，这完全是一种自然的正常现象。只有那些冒充无产阶级革命家，实则抱着资产阶级老爷式态度的分子，才会对此加以责怪。

我们还可以再问一句：既然做工作就不可能不发生一些错误，产生一些缺点，那么，我们是应该不怕犯错误而去做工作呢，还是为了不犯错误而不去做工作呢？我们的态度是采取后者。列宁说的好：“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作起，开头碰了壁，就重新再来——即使这样来上十次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是的，我们要革命就不能怕犯错误，就不能怕“重新再来”。与其因为怕犯错误而不革命，远远不如因为闹革命而犯错误。一般讲来，我们革命工作的错误同成绩比较，往往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即使是两个指头与八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革命者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做工作？我们的答复是还要革命，还要工作，因为这总是成绩多于缺点。那些因噎废食，因为怕犯错误而不做工作的人，恰恰是犯了最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不想革命，发展下去必

然出卖革命。陈独秀就是一个例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陈独秀害怕当时的革命积极分子“出乱子”，害怕积极分子扰乱了国民党的“秩序”，曾经对积极分子百般非难，打击排挤，不让积极分子革命，终于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他自己也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大跃进以来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对革命事业贡献很大。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作用是显著的，成绩是巨大的。他们在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同成绩比较起来小得很。如果对积极分子的伟大贡献视而不见，夸大他们的缺点与错误，甚至把他们的缺点与成绩颠倒过来，而对他们乱加指责，给他们泼冷水、泄气，这是违背天理、违反人情的罪恶行为。只有那些对社会主义毫无热心肠的分子，才会这样来对待积极分子。

对于积极分子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尽管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它毕竟是对革命事业不利的。但是我们是在保护积极分子的积极性的原则下，给他们指出缺点，帮助他们分析原因，想出改正办法，而不是简单的斥责，更不是一刀砍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你们搞错了，别再干了。”我们要问：不让积极分子再干，让谁来干呢？换另外一批吗？换另外一批积极分子同样会犯错误，从开天辟地以来，我们还从未发现有不犯错误的人。让你们来干吗？你们来干就不会犯错误吗？不，如果你们来干，那么，所犯的错误同成绩比较，就不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而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了。因为你们是不要革命的，你们干下去，就会从根本上犯错误。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指责积极分子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他们的作风有问题。所谓作风有问题，不外乎指的是有些积极分子有时候在工作上还不免有些强迫命令，态度比较生硬简单，不大会走群众路线等等。的确，今天我们很多积极分子都不是经过千锤万炼、十分成熟的革命者，如果要求他们个个都非常善于使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走好群众路线，作风毫无缺点，那是不实际的。也正因为有些积极分子在工作作风上还或多或少存在着缺点，所以我们党历来就很重视对积极分子的教育。比如今年春季以来，我们在农村中进行整社，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育干部、积极分子改进自己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暴露出的缺点，而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也不知有多少次检讨了自己的作风问题，许多干部积极分子甚至主动登门向群众诚恳地检讨缺点，广大群众都因此深受感动。现在，通过了整社等的教育，我们绝大多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工作作风在实际行动中都有了显著的改进，他们工作得更好了，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更高了。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老抓主积极分子已经改正了的缺点不放，老是在那里喋喋大休，借此一再打击积极分子。

应该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评价一个人，应该首先看他对社会主义是否热心，是否积极的群众服务，是否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也就是说，首先要看政治态度，而不是作风。政治品质总是第一位的，作风问题虽然不可忽略，但总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一个人待人态度尽管很和蔼，但如果在政治上不坚定，那绝不是我们所应该赞尝的。相反，有些积极分子的工作作风虽然有些缺点，但因为他们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能够忍苦耐劳地为群众服务，他们比起前一种人来，就更对人民有益，值得人们称赞。至于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缺点，也将随着斗争经验的增加，和思想觉悟的提高，而逐渐减少。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更可以明白，右倾机会主义者不看积极分子的革命品质，只抓住积极分子一点作风上的毛病就大肆叫嚣，完全是不分本末轻重，混淆大是大非与小是小非的界限，是十分愚蠢的。

必须指出，今天有些人，到处污蔑积极分子作风粗暴，不讲民主，倒不是因为那些积极分子真有多大问题，相反的，却是因为他们自己思想十分错误，不满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抵触总路线，受到了积极分子义正辞严的批评。这些人攻击积极分子，要求讲民主，实质上就是企图让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占上风，把积极分子压在底下，使党的总路线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十分明白，我们如果满足他们的愿望，就会把国家建设拖向后退，社会主义前途就会发生危险。这样，我们对国家和人民也犯下了极大的罪恶。

至于说积极分子不走群众路线，那也得看是走什么人的路线。对于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积极分子是应该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遇事多和他们商量，而不要专断独行。但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不能有任何迁就，迁就了他们，事事和他们商量，就有可能使积极分子脱离了广大的基本群众，走了富农和资产阶级的路线。今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指责积极分子不走群众路线，究其实质，是因为积极分子没有走他们的“群众路线”。显然，这种指责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根据以上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对积极分子的指责，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我们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积极分子问题上根本的分歧，实质上就是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根本分歧，对革命事业的根本分歧，爱不爱护积极分子的问题，也就是要不要群众运动，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一个是不断革命，一个是不要革命，这就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