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的老英雄

王戈情

当全国即将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今天，东北一天天地在变化着。巨大的建筑物，崭新的工厂，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人们都在紧张愉快地为建设伟大祖国和幸福的明天而劳动着。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与日本帝国主义苦战十四年的抗日联军的英雄们！

最近我在东北访问了使我敬慕已久的抗日联军的老英雄李升同志。

李升同志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由于过去艰苦战斗，又几次被日本鬼逮捕受刑过重，现在已不能工作了。可是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伟大祖国的建设，关心着世界的和平，在提到朝鲜战争时，他说：“不问美国鬼子要什么花招，来破坏和平，但和平总是会被拯救出来的！如他们还要执迷不悟，那只有走日本鬼子的老路！”他对和平具有无限的信心。

李升同志出生在山东德州一个搬运工人的家庭。后来，他父亲被解佣了，只好到乡下去租地种，可是

收的粮食不够交租子，再加上虫灾，水灾，他父亲就被折磨死了。他的叔叔也是被地主活活逼死了的。

一八八四年他正十八岁，他听说关外人少地多，只要能吃苦开荒就成。于是他来到了关外。

可是到了关外，他很快地又落在地主的网里。“天下乌鸦一般黑啊！”他忿然地离间了农村。过了一段流浪生活，又当了几年兵，最后他又到俄国边境做铁路工人。这时，他接触的多半是俄国的劳动人民，他积极地参加了俄国工人兄弟们向资方把头进行的各种斗争。一九一七年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爆发了，红军与白匪的战争一天天打近他们的工地了，这时他知道红军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力量，是俄国的人民的武装，他参加了工人护路队配合红军与白匪打仗，并负过伤。红军胜利以后，他到公路上做工，又到过农村里工作，他亲眼看到了俄国工人阶级是怎样取得政权的，农民是怎样取得土地的。因此他常想：“咱中国要是跟俄国学不是有办法吗？”当后来他听到祖国也诞生了共度党，也闹起革命，他就回到了祖国。但是，他没有能够找到共产党。

“九·一八”——这个永记不忘的日子。日本鬼侵占了东北，从此东北的人民和李升同志都过着“亡国奴”的悲惨的生活。这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干着跑邮车的工作。一天，他正赶着邮车往乡下去，忽然被汉奸于深徵的军队截住，硬把邮件卸下来，换上一大军枪枝弹药，强迫他运送，车上还坐着一个伪军押运。他一见这个败类就一肚子火，但老远地跟着很多伪军和车辆，只好憋着气拉着。一出城门，车子的速度加快了，在离城七八里的江沿上突然停了车，他假装说车干出了毛病，趁敌人不备，抽出大军的坐板来猛地一击，就结果了那个伪军的性命。这时，他又把伪军的尸首、枪枝弹药速同自己的这辆大车一道推到江里了。不久他的房子被烧了，他的老妻爱子也都叫敌人弄死了。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家室的人。经当地老乡的介绍，他到附近七号村子里去干活，那是侧朝鲜屯子。当时，正是地主向农民要租的季节，这年收成很坏，但是汉奸地主却威风凛凛地逼租。这时共产党正派着冯仲云同志在这个屯子里进行秘密活动：发动朝鲜农民起来抗租，并组织反日游击队。风声很紧，农民就要行动起来了。他听到这事以后，马上设法找到了冯伸云同志，激动地说：“冯同志，为什么不也发动发动咱们中国老乡呢？东屯西屯的农民不也是同样受着这个苦吗？”冯仲云同志进行工也是有步骤的，这时时机也近于成熟，因此，就对他说：“那好吧！我就派你先去鼓动鼓动吧。”当晚，他就跑到各处去发动中国农民。在他的宣传与组织下，该村和附近的中国农民，很快就行动起来。中朝农民联合的抗租运动，把汉奸地主吓跑了。

接着汤原反日游击队成立了，这时李升同志虽已年近七十而他的爱国热情，丝毫也不低于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决心永远跟着党走。有一天他抓住冯仲云同志的手说：“我一定拚我的老命为共度党做事，而且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在斗争中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参加了党，在党的教育下，他进步得更快了。

后来他到了哈尔滨，中共满洲省委会就秘密设在那儿，当时日寇在哈尔滨的统治特别严厉，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受到敌人的摧残，可是他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拿散发抗日救国的传单来说吧：首先他跑熟了每一条大街小巷，随时注意传单贴在哪个地方最有效，白天看好了半夜里去贴。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卖油炸糕的，当人买炸糕时，就包上一张纸，他马上想到这是个散发传单的好方法，于是他也打扮成一个卖油货的，有时油货没南充传单就“销售”一空。等敌人发觉时，他又改装成另一种人，传单还是不停地传播着。……

后来，满洲省委的组织遭受到日寇的破坏。眼看省委会的密址就要被特务汉奸包围了。同志们仓忙逃了出来，但是不少文件。材料却丢在屋子里了，这时党根据情况判定敌人暂时对省委住址的门牌号数还没彻底弄清，于是决定派李升同志去完成烧毁文件、材料的任务。他毫不踌躇地接受了任务、并保证：“只要有我在，文件一定会烧掉。”这时天已黑透了，他只身突破了特务的封锁线、乘隙由后脸翻了进去。他的脸手全叫树枝杂草扯破，流着血，但是他没有管这些；见到有字的纸就放在火里烧，满屋子里尽是烟火，手也烤焦了，外面狗子又咬得紧，每一秒钟都有被敌人冲进来杀害的可能，但在文件和材料还没有彻底毁灭之前。那怕再危险，他是不肯离开原子的。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使得他在那样千钧一发的情况下，能镇静地工作，一直 到烧尽了片纸只字。当他翻越围墙逃跑时，被特务发觉了，虽接连开枪射击，而英勇机智的李升同志，却仍安全地脱险了。

后来，党调他到抗日联军和抗日救国会去做交通员，这个工作对他是很合适的。别看他鬓发已白，倒是异常健走，这里让我插一段有关他幼年的故事：那正是他父亲和叔叔被地主活活逼死的时候，他们乡下有一伙名师教拳术，他当时想：“地主势力这么大，要想报仇，非学会飞墙走壁不可！”于是他给拳师干活，每天就请他教些功夫，老师也特别喜爱他，很认真地教他各种武艺。后来，很长一段时候他还坚持苦练习，虽然已不是想做梁山泊的英雄了，但他的身体，却因此练得非常矫健。任因如此，在跑交通时，他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跑交通看起来是一件不声不息、平淡无奇的事，而被他做的却太不平凡了。短短的几年内，他的足迹曾踏遍了东北的白山黑水：大小兴安岭，长白山麓、松花江、牡丹江、鸭绿江沿岸，当时抗日联军各军和各根据地的负责同志没有不知道这位老交通员的。当时一切交通工具都掌握在日寇手里，为了避免敌人的检查，他常常一个人连天还夜，翻山越岭地由南满到北满，由北满到南满。任务紧急时，

经常是彻夜不眠，不问狂风暴雨，或大雪纷飞，……他都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同时，他深深地体验到党的困难，他每次跑长途时，没有一次向党要过一文钱，他总是利用空闲给老乡们做短工，干零活，挣点钱来做路费。他把个人与党早融合在一起了。

当时还有一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抗日游击队为了牵制敌人的大量兵力，随时歼灭敌人，因此流动性很大。有时还化整为零，尤其在冬季，到处都是白皑皑的积雪，就更难找了。而他却想出了办法：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打柴的，身上穿了一件翻皮大袄，背上一个大篓篓，腰间插上一把大铁斧子，经常用斧子在大树上石头上做出各种暗号与队伍取得联络，或用斧子砍下柴枝，来烤烤冻僵了的手脚。更重要的是用它作为护身的武器，碰上零星的日本鬼子或汉奸，只要是一两个，他是很少放过他们的。有一天，在同一座山林里，三次就砍死了七个日本鬼子，得了七支三八枪。这样，几年来他约砍死了九十多个敌人。

李升同志的爱恨，敌我界限是特别分明的。他对同志像父亲爱儿子一样，不管认不认识你，只要知道你是他的同志就够了。在哈尔滨时，他常掩护很多先进工人、知识分子出境，每次都约为“父子”、“父女”、“翁媳”以对付日寇、特务的盘问。东北杭日名将杨靖宇、李兆麟、魏明胜、冯仲云、周保中及中国人民优秀女儿赵一曼等都扮装过他的儿女。后来，他很高兴地说：“我是抗日联军的老父亲呢！”抗日联军里的同志们也都这样亲密地称呼他。

一九四○年由于敌人疯狂封锁，战斗情况变化剧烈，抗日联军一路军与三路军失掉联系，党省委派了很多人打探，始终找不到下落，最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升同志，希望他能在六个月内完成。

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李升同志愉快地带着干粮出发了。他找遍了兴安岭的每一座山岗和雪洞，他虽每天只能啃几口冻成石块似的粗面饼，吃几口雪，双脚冻得红肿，眼窝瘦得凹了下去，眼睛也熬出了红丝，但他一点也不灰心，找完了兴安岭又直奔长白山去了。从这个山头走到那个山头，天晚了就爬到树上，寻找灯火；有时路看不清，从山坡上滚下来；有时跌进了雪坑里；脚实在抬不起时，就爬着走，较平坦的地方有时就滚着走；太累了，就依偎在大树下meng一会。几次几乎昏倒冻死在雪山上。就这样，在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他终于在一个山岭附近找到了一路军密设的营地。从此一路军三路军又联系起来了。为什么他在难以想像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灰心呢？曾经有人这样问过他。他只简单地回答：“是党给我的力量，一想到党什么也不怕了。”他常说：“共产党员应当有共产党员的骨气。”

真的，他一直是一个有“共度党员的骨气”的人，在他很多次被捕事件中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有时在他送文件的途中被围，他就将文件吃到肚子里去，在敌人的各种毒刑拷打下，从没有吐露过半点机密，承认过自己是什么人。结果敌人只得放掉他，或是他越狱逃走。直到一个叛徒告密以后，敌人注意他了，并曾以五十块大洋的悬赏捉拿过所谓“抗日联军交通部长”。但这都是白费。

很久以后，一件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因伊兰的抗日救国会和党的支部被破坏，他又被牵连到了。

敌人逮捕了他以后就立即在伊兰审讯，首先就问他是不是抗日联军的交通部长，他却笑着说：“我做梦也没想到做这么大的官，穷老头子那有那福气呢！”日本鬼子气了，马上给他一阵沉重的皮鞭，并拔光了他的美丽的胡须，把一片片的竹片钉进了他的指甲缝，门牙也打落了好几个，直淌血。……这样，他很快地就昏厥过去了。一阵凉水喷醒了他，可是敌人并没有得到什么，后来，又用汽油，辣椒水流鼻子，用烙铁烙胸膛，用铁棍压腿，……昏过去又把他搞醒来，实在不行了，又给他医治两天。但敌人还是失败了。他始终说一句话：“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接着日本鬼子又来了一套软化的办法，但也徒然。最后敌人大竟惨无人道地制了一个铁刺笼子，二尺多高，里面全是锋利的倒刺。人在里头，坐不能坐，立不能立，日本鬼子就把这位已经遍体伤痕的老人放在里面，一会把笼子踢倒，一会又扶立起来，使得他身上戳的尽是大大小小的窟窿，英雄的血染红了一大片的黄土。可是他还是那一句老活：“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我死了没有关系，我不能背叛党，我不能出卖我的那些可爱的战友。”他就在这种坚定的崇高的思想支配下，始终没有一秒钟动摇过。有一次夜里敌人用卡车把他运到牡丹江岸，叫他亲眼看看几个抗日志土，被绑着装在麻袋内，塞进冰窟窿里去。后来敌人也把他绑着装进麻袋，他以为这次是完了，谁知道那是一出吓他的把戏戏。有骨气的中国人，是吓不倒的，残暴的敌人，在我们的老英雄面前，又一次可耻地失败了。

使尽了各种伎俩的敌人，最后无可奈何地暂判了他十年徒刑，送到政治犯的监狱里去，和一些抗日救国会的青年关在一起。

敌人对政治犯的折磨是最厉害的，政治犯的生活也是最苦的。昏暗的监牢，终日不见阳光，每人一顿只发雨个小窝窝头。李升同志却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又表现了高度的革命乐观精神和阶级友爱，他总是省下一个窝窝头给难友们吃。天冷时，将自己的大破棉袄给别人盖，自己却缩在墙角的茅草堆里，他并抓住一切机会向难友们进行教育，教导他们要怎样对待敌人，怎样忠实于祖国，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就这样，他教育了政治犯们，同时也感动丁同监牢的难友，有些难友一出狱时，就总想能为他做一点事。有一次，他的破棉袄被捎到自己的部队里去了，在那袄领子内除文件外，没夹有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那些青年同志是被捕了，他们都能忠实于祖国的，要设法劳救他们。”

不久他转移到呼兰监狱去了。他经常对难友们 讲“不要绝望，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只要看到窗前的红旗挂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获得自由的。”红旗终于在窗外挂起来了，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八·一五”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老英雄光荣的走出了监狱！

出监狱后，李升同志得到了党和人民最大的关怀，他因受刑过重，身体很坏，党决定让他休养。并为他安置了一个舒适的住处。一九五一年国度节他被评为抗日联军代表，来到了北京。他对人说：“要是我能去看看毛主席，就不枉活这一生了。”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他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与他握手并相互敬酒时，他感动得流泪了。当他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看到伟大祖国的强大力量，他兴奋得好几夜睡不着觉，回东北后他笑着对人说：“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

这些日子里，我亲眼看到烈属学校的少年儿童队员们，把红领巾系在老英雄的脖子上，拉着他的手要老爷爷讲他们爸爸妈妈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也看到许多给老英雄的来信，有战士的，有工人的……这些信来自各个地方。最使我难忘的是看到许多青年团员在老英雄面前宣誓，他们说：“……您英勇的斗争的事迹，将永远鼓舞着我们，教育着我们，我们要学习你那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您那英勇不屈的性格，学习您那坚定不移的信心，来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