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问题是反右派的大辩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

纪鲁

一

反右派的斗争和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它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伟大的斗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摆事实和讲道理的大辩论，是这个斗争的方法。这个斗争很必耍。革命需要辩论，一个伟大的革命，总是需要反反复复的辩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是经过长期酝酿使得人们有了精神准备的。从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人民中间就在不断地辩论民主革命的问题。在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及其失败以后的时期，一面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对于民主革命的问题都有过大的辩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来得比较突然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许多问题，不是像民主革命那样，经过反复的辩论。也有过辩论，但还很不够，还需要补课。苏联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辩论。那是一场反对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辩论的题目是：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次辩论进行得很激烈，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斗争中使托洛茨基等人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谬论彻底破产，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斯大林曾经在一篇题为“给梅尔特的信”的文章里说：“为了否定托洛茨基及其信徒，我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发展了最激烈的原则教育运动，以维护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虽然根据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比重来判断，我们可以不用开展这个运动。这个起动是否需要呢？一定需要的，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我们以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了数十万新党员（以及非党员）。”革命所以需要辩论，因为革命必须要有统一的意志。在我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党的中央和毛主席曾经用了很大的力量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毛主席所写的许多伟大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都曾经起了统一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的伟大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全民的事业，更需要意志统一。在目前，在我们国家也发生了和苏联曾经发生过的大辩论类似的全民大辩论。我们必须在辩论中取得胜利，以维护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反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辩论中间使广大的群众受到教育，提高觉悟。没有这场辩论，或者在这场辩论中我们没有胜利，建成社会主义就不可能。

现在的全民性的整风运动，比较我国过去进行过的一切政治运动都更为广泛。这场斗争主要是在两个方面进行，它有两个主要战场，一个是在知识界中间，另一个是在农村。无论在知识界或者在农村，人们在斗争中的态度都划分为先进、中间、落后。这种划分不是人为的，而是各人自己采取的。“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群众中的落后分子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同情右派分子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右派分子。无论在知识界或者在农村，广大的群众都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拿北京一些高等学校的情况来看，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大约是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二、三，就是说坚决的右派骨干分子约占1％，他们闹得天翻地复，给他们鼓掌、捧场、摇旗呐喊的约占百分之二、三。如果仅就教师来看，右派分子的此例就要高一些，大约要占到全体教师的10％。在农村，富裕和比较富裕的农民，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农村中资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他们中间的多数人还是基本上同意社会主义的，真正不满意合作化制度的还是少数，但是这些不满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数虽然不多，势力却还不小，去年以来，农村中发生了一些所谓“闹社”的事件，闹或者鼓掌闹的主要就是一些富裕中农。他们代表了农村中资本主义的方向，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首先就要和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基本完成，但是它还没有巩固，还需要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五年的时间。

这一次右派分子所以敢于向党向人民进攻，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看到农村合作化制度还没有巩固，他们以为满可以发动农民起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他们错了，他们忘掉了事情的主要一面，合作化制度虽然还没有巩固，但是它的优越性已经显露出来；他们没有看到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是不可分裂的，结果农民不是起来反对共产党，而是反对他们。

目前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到反右派的斗争基本结束以后，那时将转到主要是思想斗争。斗争的结果，必须达到毛主席提出的六项区别政治是非的标准中所说的六方面的目的，即是：（一）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二）加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使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四）加强民主集中制；（五）使共产党的领导更加巩固；（六）加强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在这六个目的中间，最重要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一切革命措施的实现和革命目的的达到，都无从说起。

二

在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中所辩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右派分子在向党向人民的疯狂进攻中，提出了许多原则问题。把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他们在政治制度方面、政治原则方面和理论方面，主要反对的是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输述过的五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第一条是关于党。“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右派分子们攻击这条真理，他们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把党形容得一团漆黑，借以否定党的领导；他们煽动群众反党，说什么革命不一定要有党的领导，说什么“反党不是反社会主义，不是反革命”。

第二条是关于革命。“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右派分子否定革命。他们攻击我国过去进行过的五大运动，他们既否定趾会主义革命，也否定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 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右派分子们主张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恶毒地诬蔑在人民民主专政下没有政治上的民主；他们攻击肃反，妄图否定对反革命专政的必要和成绩。

第四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右派分子们不敢明目张胆地主张不要社会主义建设，他们采用否认建设成绩的办法，诬蔑“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统购统销糟透了”。

第五条是关于国际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右派分子妄图削弱我国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妄图破坏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团结。他们诽谤苏联，反对我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故意混淆帝国主义国家、反殖民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诬蔑我们发展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努力是“浪费人力、物力”。

在这五条中间，最中心的是党的领导。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主义团结，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右派分子也了解这点，他们也知道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案就失败了。他们一面伪装“拥护社会主义”，一面集中全力反对党的领导。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向党进攻，来反对党的领导。

三

在关于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由于立场不同，我们的看法和右派分子的看法根本不同。我们认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我的胜利；没有党组织的领导和共产党目的积极作用，就会使人民群众在前进的道路上失去坚强的核心。

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是无产阶级而绝不能是别的阶级领导的呢？关于这一点，列宁有过很清楚的说明。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五月所写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中，非常概括又非常深刻地分析了融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他说：“只有受过几十年反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教育、培养、锻炼而团结起来的那个被压迫阶级——只有领会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并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保存并继续发展其一切成果，把这些成果变为全人民，全劳动者都能享受的那个阶级，——只有担当得起历史所必然加在坚决排除已往、大胆开拓将来新社会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困苦、患难、考验和巨大牺牲的那个阶级，——只有其中优秀分子根本仇恨鄙弃一切市侩庸俗东西，根本仇恨鄙弃小资产阶级、小职员和“知识分子”中间盛行的这种恶劣品性的那个阶级，——只有“经过了劳动学校锻炼”而善于唤取一切劳动者和一切诚实人尊敬自己劳动能力的那个阶级，才能用自己的阶级专政来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列宁在这段话里用了五个“只有”，他从五个方面说明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说明了无产阶级所具备的对于革命进行领导的条件。列宁在另外一篇题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文章中，曾经把上面那些意思总结为一句，他说：“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它应当做率领全体人民为实现彻底民主革命而斗争、率领所有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为反对压迫者剥削者而斗争的领导者。”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资产阶级不仅不能领导，而且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它是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要改造的阶级。

无产阶级怎样实现它的领导呢？只有通过共产党。这是因为：第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参谋部，它是无产阶级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了的部分，只有它能够确定无产阶级斗争的目标和方针；第二，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斗争统一起来，没有这种统一，就无法保证无产阶级斗争的一致；第三，党是使一切的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同无产阶级联结起来的纽带，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党才能对那些组织实行领导，通过党的领导就把那些组织变成为为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服务的组织。关于这个问题，列宁也作过非常深刻的分析，他说：“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联合、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唯一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拒抗这种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拒抗无产阶级中工会狭隘性或职业偏见之必然的传统与恶习，并

能够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亦即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再经过无产阶级来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如此，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

党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而首先是政治领导。关于党的政治领导，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有过极好的说明：“无产阶级怎样经过他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已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说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关于党的级织领导，毛主席也作过很好的说明：“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于部”一类。（“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是分不开的，组织领导服从于政治领导，任何一种领导都不能只是抽象的政治领导。其实，一些企图篡夺共产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们，也有自已的组织领导，他们不但要提出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而且还耍团结起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他们也要发展组织，使用干部。世界上从来没有完全没有组织领导的政治领导。

四

右派分子对于党的领导的攻击，归纳起来不外有三和说法。一种是根本否认党的领导，既否认党的政治领导，也否认党的组织领导，叫嚷所谓共产党应当和民主党派平分领导；第二种是只承认党的政治领导，否认组织领导，把党的领导作用只限于宣传教育，否认党在机关、企业、学校、团体中的领导；第三种是承认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但是不承认基层组织可以领导，他们说，“中央行，基层不行”，“党正确，干部不好，党的干部政策错了”。

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的国家，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确定这种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这样的融会主义的国家，还在这个国家建立之前，毛主席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明确地说明了我们要建立的“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宪法的第一条也明确地规定了这个领导。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所谓反对“党天下”，要共产党“下台”，让各党派“轮流执政”，就是要否定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制度。所谓？党天下”的内容，就是污蔑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清一色的局面”。这当然是胡说，是违反事实的。事实是我们的政权部门广泛地吸收了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士参加，在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非共产党员的代表将近一半，在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的组成人员中，共产党以外的人士占了四分之一，这怎么叫做“清一色”呢？我们从来就是主张同党外人士协同办事，毛主席常常教育我们“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我们党历来反对排斥非党人员的宗派主义。但是我们主张无产阶级不能和其他阶级分掌政权的领导。任何政党都是实现一定的阶级的利益和主张的工具。社会主义只能依靠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建成，只有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无产阶级一定要同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群众联合，也要团结使用一切愿意同劳动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但是政权的领导必须独掌。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含糊。右派分子们叫嚷的共产党“下台”，各党派“轮流执政”，不过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以资产阶级政党来篡夺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领导。

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的另一个手法，是反对党的组织领导，否认党在机关、学校、团体、企业中的领导。他们搬出的最主要的？理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共产党在科学、工程技术、文教卫生等等方面都是“外行”，应当把领导极交给“内行”，即是交给右派分子。这当然也是胡说，是建反事实的。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这不能和单纯技术方面的领导混淆起来，党的领导不是说包办一切，对于技术性的问题，党可以而且不应该多加干涉。但任何工作首先都有个方针政策问题，即首先要解决为什么入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工作的灵魂。没有这一点，任何工作都是盲目的。如果总的方向错了，工作越是积极，对人民越会不利。方针政策就像打枪的准心，不要准心，只会乱打。党的领导的正确，表现在：政策路线的正确、组织工作的保证和思想工作的正确。在这些方面，没有人敢说党是“外行”。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党通过方针政策，通过计划、组织和思想工作，是能够领导一切工作的，而且领导得不坏。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对于自然科学还比较生疏，因此在某些技术范围的问题上，我们还不能完全领导。但是，我们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决不会安于作外行，党正在组织大批的党团员钻研自然科学。总之，党能领导一切工作。中国的历史证明，我们党能够胜利地领导阶级斗争，也能够领导经济建设。在一定的时期之后，党一定能够完全学会领导向自然界的斗争。

叫嚣“党正确，干部不好”，“中央行，基层不行”，这是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的又一很阴险的手法，他们从一个个的单位来否定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成为抽象的东西。他们叫嚣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党的干部都不称职，“党的干部政策错了”，“重德不重才”，等等。这当然也是胡说，是违事实的。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企业、团体、学校中，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对于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推动工作前进，起着决定的作用。我国巨大的建设成就，是和各个基层组织中的党的组织所起的组织和保说作用分不开的。我们的基层干部，就全国来说，90％以上都是好的。他们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

为人民的事业服务，缺点有一些，例如作风上的简单化、命令主义，但是总的方面是好的。右派分子抓住个别的人个别的错误加以夸大，来攻击党的基层组织，一些中间状态的人往往在这个问题上被迷惑，他们不懂得看一个人应当分别他的主流和支流，主流是总的方向。就主流看，我们的基层干部90％，在立场上、在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上都是好的，作风上的毛病这只是他们的支流，不能看到支流就激愤起来，把它渲染成为主流。右派分子有意夸大我们基层干部的支流而抹杀主流。我们的许多干部是有缺点的，我们党的坚强和伟大正是在于毫不宽容本身和自己成员的过失，不断地采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揭发错误，党所号召的党内整风，就是这种对于人民事业严肃负责的态度的具体表现。但是我们一方面要整风，整掉我们干部身上的缺点；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干部，只要他基本是好的就要加以保护，像树木一样，只要成为了树就要保护，只能修枝剪叶，不能伤到树干。右派分子咒骂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只重德不重才”，说什么不应当重德，应当“不拘一格用人才”，这是根本错误的。这几年来，党所领导的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而这些工作都是人做的，这就证明了党的德才兼顾的干部政策的完全正确。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为了把人民的事业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里，我们的国家必须有自己的用人的标准，这就是我国宪法上所规定的“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其实，任何国家任何政党都有自己选拔干部的标准，世界上没有一个不讲“德”的国家，只是德的标准不同而已。右派分子攻击我们的干部政策，不过是为了削弱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便于资产阶级的篡夺和复辟。

在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上，右派分子和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同，这是由于彼此的立场不同。反对右派的斗争是一场剧烈的维护党的领导权的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维护党的领导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一再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反对或者削弱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反对党就是反对革命。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党的领导，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这是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要的斗争，这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