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三）

张麟

“决不对他们下跪”

反动当局的军队包围了宜宾中学，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赵一曼当然是他们搜捕的对象。但是，她非常机警，反动军队搜查了很久，也没找到她的影子。

晚上，几个被学校开除的学生，躲在宿舍里暗暗啼哭。同学们一点办法没有了。有的说：“这里挂牌开除了我们，到别的学校也不会收的。”有的说：“要是李一超（就是赵一曼）在也好，她的门路比我们多。”

说话之间，赵一曼突然出现了。同学们立刻围上她，问她准备怎么办？

“你们准备怎么办？”赵一曼坐下，沉静地问大家．

同学们有的低头不语，有的说事到如今只好回家去。一个年纪小一些的同学，知道学校里有位老师很喜欢赵一曼，就悄悄地向她说：“你能不能托人替咱们说个情。学校把我们开除了，回到家里也要挨老人骂的。”

赵一曼忽地站起来，对同学们说：“决不对他们下跪。不读书讨饭吃，也不能做他们的绵羊。”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举办的“中山中学”，向被迫害的学生伸出了热情的手，答应收容他们入学读书。

赵一曼把这个消息秘密地告诉了同学。学生们激动起来。各个学校有组织地展开了退学运动。不几天的功夫，“退学团”组织起来了。宜中、联中、女中等学校，百分之七十的学生退了学，纷纷投入“中山中学”。

反动当局当然不会平静下去，他们又采取各种阴险的手段迫害学生。赵一曼仍然是“不安顺”的学生，她到处宣传反帝爱国的言论，毫不隐蔽自己。党看她还很年轻，对反动当局的斗争还没有经验，决定把她送入武汉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武汉的军事政治学校，是国共合作时由国民党的中央举办的。它属于黄埔军校的系统，学校里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进步青年。

“留洋”

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黄埔军校、军事政治学校里的进步学生，成了反革命的眼中钉。这时，赵一曼已经入了党。党为了培养干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决定派一批优秀的党员去苏联学习。

在1927年9月的一个夜晚，一批青年人，秘密地登上了停泊在上海港口的苏联商船。一个身材瘦弱大眼睛的姑娘，提着一只小手提箱，悄悄地上了船。她，就是赵一曼。

赵一曼站在船面上，让夜风吹拂着她短短的头发。她望着那灯火辉煌的上海，心情十分激动。她想起小的时候，兄嫂不让她出门读书的事来：有一次，她对姐姐说：“他们不让我读书，想把我拴在他们桌腿上，那是办不到的。我将来不光读中学，上大学，我还要上外国留洋呢！”

“听听你多大的口气，”她姐姐友爱地笑着取笑她，“你游洋去吧，从中白杨，游到二白杨；从上白杨游到下白杨”。①

小时候说的气话，如今成了事实。党、革命，帮助她实现了自己的幻想。她是多么兴奋啊！她本来不很爱唱歌，现在，一个人伏在船面的栏杆上低声唱起来。……

星夜，轮船犁开汹涌的黄埔江水，缓慢地开出了吴淞口，滚滚的江水，在她的脚下奔腾。

就在这只船上，她认识了一个青年的共产党员——陈达邦同志。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共同的理想，长途的旅行生活，使他们结成了亲密的旅伴，爱情的种子，暗暗地在他们心中埋藏起来。……

赵一曼和她的同志们，度过了漫长的旅途生活，在一个黄昏时分，她望见了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高顶。莫斯科——世界共产主义的出发地，就在她眼前。她快活得呼叫起来：“莫斯科，莫斯科！”

赵一曼入了“中山大学”（后改为“共产主义大学”）。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全是从中国去的青年，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为了隐蔽自己的真实姓名，以便回国以后继续做革命工作，很多同学都改换了名字。赵一曼给自己取了一个苏联姑娘的名字——科斯玛秋娃。不过，同学们都不这样叫她，大家喜爱的喊她“毛栗子”。因为她头发很短，又不爱修饰，头发散乱着，活像个“毛栗子”。

历史博物馆的熟客

赵一曼编在“中山大学”第六班里。她的学生证是807号。

他们的学校，就在克里姆林富附近。他们走出校舍，就可以看见克里姆林富高高的顶子；坐在教室里，可以听见克里姆林宫的钟声。苏联的党，苏联政府十分关心和支持这所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学校。苏联人民，当时吃的是黑面包，但是，对在这里留学的学生却照顾得很好。供他们白面包吃，发给他们衣服、零用钱。赵一曼时常激动地对陈达邦同志说：“苏联同志对我们这样好，我们不努力学习，对不起自己的党，也对不起苏联党。”

学习的课程是很多的。有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游击战争、俄文等等。游击战争、俄文，是赵一曼最喜爱的两门功课。她原来的外文基础很差，学俄文很吃力。开始成绩很不好，但是她从不灰心，她说：“我不求学得多么好。只求将来能读俄文书报也是好的。”

她的衣服袋里，整天装着一小块一小块的纸片，纸片上写满了俄文生字。下了课，她时常一个人跑到学校对面的大教堂里，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摸出小纸片，反复地读着。在她努力下，俄文成绩一天比一天好。

在这里，她和她亲爱的同志——陈达邦同志结了婚。她最喜爱的是参观历史博物馆。每到假日，她总是约着陈达邦同志到博物馆去。

莫斯科的博物馆，都叫她跑熟了。她，成了历史博物馆最熟悉的客人。有一次，星期天，下着大雪，她又约着陈达邦同志到博物馆里去玩，陈达邦同志笑着对她说：“你真成了参观博物馆的迷。”她一面挽着陈达邦同志的手，踏着雪向博物馆走去，一面高兴地说：“我觉得参观博物馆，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我真愿意当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在博物馆里，她看到十月革命的遗物，对陈达邦同志说：“咱们将来也要来一个十月革命。”

“我们可不一定叫它十月革命。”陈达邦同志笑着说。“也许是七月革命、八月革命，或者是一月革命。”

应该服从党的决定

赵一曼本来就没有个结实身体，瘦棱棱的。紧强的学校生活，使她患了严重的肺病。但是她从来不说自己不能坚持学习了。总是说：“不要紧，是病不倒我的。”

暑假，她参加完考试，病更厉害了。晚上不能入睡，咳嗽着直喘。学校党的组织，便送她到黑海旁边克里米亚半岛休养。这里风景优美，气候也比莫斯科温暖，有水果，有鲜花——她是最爱花的。美丽舒适的环境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转。但是，回到莫斯科以后，她怀了孕，功课一紧张，病又复发了。一天学校党的负责同志把她叫去，对她说：

“你的身体总是不好，据医生说，这里的气候不适宜，如果继续留在苏联，对你来说，是危险的。现在，组织上决定，送你回国去休养。”

“不要紧的，我还能坚持。”她向党的负责同志请求说：“还是留我在这里吧。”

“现在国内正需要妇女干部，”党的负责同志对她劝说道：“你回去以后，不光是休养，还要工作。党已经决定了。”

她听说党已经决定了，就向党的负责同志说：“我应该服从党的决定。”

她要离开莫斯科，离开学校，离开她的丈夫，心情是不快的。但是见到了陈达邦同志，她丝毫也没表

示出一点痛苦的样子。她压抑住自已的感情，向陈达邦同志说：“我要走了，咱们只好暂时分开了。”

尽管她不表露自己，陈达邦同志对她当时的心情是完全理解的。他知道，国内正是白色的恐怖时期，她怀着孩子，又患着病，回国以后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陈达邦同志沉思了很久，终于坦率地对她说：

“既然组织上决定你走，你又一定要走，那好吧，我向组织上去请求，咱们俩一同走，路上我可以照顾你。”

“为什么要这样，”她立刻斩钉截铁地说：“你应该继续留下读书。党派了我们来学习，我们不能因为私人的关系，空着脑袋回去。再说，我回去以后，找到我们的党，同志们都会照顾我的。”

除达邦同志也觉得她说的对。他还记得，离开祖国来苏联之前，党的一位负责同志对他说：“我们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光凭勇敢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有知识，要有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你们到了苏联，要好好学习，不能空手去空手回来。……”

“是啊，我应该留下继续学习，”陈达邦同志自语着。他从上友兜里掏出块心爱的怀表，摘下指头上的一个戒指，向她说：“这两件东西你拿着吧。”

赵一曼知道这两件东西是陈达邦同志唯一的财产，摇着头说：“我不要，你留着吧。”

“你把它带着，”陈达邦同志把表和戒指放在她手心里，握紧她的手说：“表，你拿着做纪念；戒指，在困难的时候可以换掉用。”

他们一块吃过早点。赵一曼提着那只小小的手提箱，毅然地离开了学校。为了保守秘密，陈达邦同志没送她。

她到了火车站，听说火车晚上才开，又回到了学校。陈达邦同志惊喜地望着她问道：

“怎么，你不走了。”“不，火车晚上才开，”她高兴地说：“咱们还可以一块度过这半天。”

他们俩挽着手，走出学校，来到了红场。他们并着肩，在红场上默默地走着，走着。他们绕过红场，走到列宁同志的墓前，默默地站一会，走出去，一会又走回来……

她和儿子

长长的列车，喷着浓黑的烟柱，离开了莫斯科。赵一曼回头从车窗外望望克里姆林宫的高顶——它已经看不见了。这时她才暗暗地用手帕擦去了眼泪。……

经历过千辛万苦，她回到了湖北宜昌。在一所简陋的小屋子里，她生了一个男孩，做了母亲。

在白色恐怖下，她带着吃奶的孩子，拖着个病身子，坚持了党的工作。祖国美好的气候条件，使她的病慢慢好转起来。

1929年9月，她被调到江西省委工作。年底，省委出了事，许多同志被捕了。夜晚，她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上了一只小船打算去上海找党的关系。但是，她身上没有一文钱，因为走得急慌，只穿着一件单薄的长袍。孩子光着屁股裹在一条旧毯子里。

寒冷、饥饿、敌人，一起逼迫着她。她抱着孩子，望着奔流的江水。她想，为了自己能活着跑到上海找到党，继续坚持革命工作，不如把孩子丢下江去，也免得孩子受苦。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船上有孩子的哭声，还听见有叫妈妈的声音。她想到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丈夫对她说的话：“孩子生下来以后，你要养着他，实在有困难，就把他送给我的哥哥。”……

一颗母亲的心在激动。她流着泪，吻着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抱回了舱里。

深夜，她带着孩子到达了长沙。本来可以去找几个熟悉的同志，但是因为怕连累同志们，她没有去找任何一个人，只是在一家小旅馆里，给郑易丹同志打了个电话，要了几件小衣服给孩子穿上，卖掉了丈夫送给她的那只怀表，换了船票。她是多么舍不得卖这珍贵的纪念物啊，可是为了生存，为了革命，她只好这样。

又是在夜晚，她乘上了去武汉的船。

在武汉，她找到陈达邦同志的妹妹陈琮英同志，两个人商讨后，把孩子送到了陈达邦的家乡湖南长沙。

反动派发现了她的踪迹，暗地派人追捕她。她化装成一个讨饭的乞丐，步行着奔往上海去找党的关系。下着雨，风很大，她一个人在艰难的道路上走着，走着……

①二白杨、中白杨、下白杨、上白杨是赵一曼故乡村名。

（毓继明插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