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

汪毅

一个不得意的公子韩非是战国末年韩国王族的一个公子，他的出生年代已不可考，现在我们只知道他死于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二三三年）。他曾和李斯一起做过荀卿的学生，要是他们年龄大致相当，那末韩非死的时候，可能是在四、五十岁左右。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不大擅长说话，可是思想深刻、周密，非常会写文章．李斯自己承认，他的才学比不上韩非。不过，李斯后来到秦国去成了秦始皇事业上的左右手；韩非却因为与韩王的血缘关系比较远，在韩国始终得不到亲信和重用。韩国当时是一个贫弱的小国，在强大的秦国威胁下，天天都有被吞并的危险。加之战国末期新旧社会制度正在急剧更替，韩国虽然已基本上树立了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但代表旧经济利益的世袭贵族还占相当大的势力，无时不在动摇和破坏地主阶级的一些新的政治措施。在这种国内外矛盾都异常尖锐的情况下，韩非身为韩国最高统治阶层的一份子，事实上又被当权派所排斥，自然会更深切地感觉到国家的袭亡和自已王室统治的危机。他曾经好几次写信规劝韩王，向他贡献意见，结果都没有被采纳。

韩非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得意的。他所处的环境迫使他只能埋头著述来寄托自己的理想与感慨。他一共写了十多万字。这些作品基本上算是保存在现在的“韩非子”一书中。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赞美他的著作说：“中绳墨、明是非、切事情。”这是一个很确切的评价。当他的论文流传到秦国的时候，秦始皇读了非常佩服，他叹息道：“要是我能和这位作者见面，真是死也不恨了。”李斯指出这些论文是他的同学韩非做的。据说秦始皇曾因此出兵，向韩国要人。韩王用特使的名义把韩非送去。这样，韩非就被留在秦国了。

秦始皇是一个好猜忌的人。韩非到了秦国当然不可能马上得到信任。他手下的谋臣如李斯、姚贾等本来害怕韩非来了会夺去他们的地位，就联合向秦始皇说害韩非。他们说韩非始终是要维护韩国的，不如捏造个罪名杀掉他，可去一个祸害。案始皇同意这个见解，下令把韩非监禁起来；李斯随即派人送毒药去，劝他自杀。韩非想写信给秦始皇申诉，又无法呈递，他看看是绝望了，只好听从李斯的话服毒。后来等到秦始皇后悔想赦免他出狱时，他早已经死了。

这就是韩非短短一生的悲剧。

注重生产的思想家

韩非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他是最早注意到用人力来增加生产的人。本来，他的老师荀卿已提出过类似“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口号，但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当时流行的观点都是认为人只好靠天吃饭，依赖自然的恩赐，对于提高产量，人是丝毫不能为力的。例如懦家李克就认为假如找不到更多的山林泽谷，要说人民的经济收入可以增加，那根本是一种欺骗。韩非仔细分析了可以使人民经济收入增加的几种条件，这就是：

第一、掌握自然规律，慎重地按照节气的需要去种植，不早不晚；第二、适当地组织和利用劳动力，男耕女织，努力工作；第三、钻研有关畜牧和土壤的知识；第四、利用舟、车、机械等工具，节省人力，提高效能；……

他总结出这样一条结论：增加收入，主要在于人为。他的这种鼓吹用人力来改造自然，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思想，在当时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有进化倾向的历史观

韩非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阶段。上古社会是最朴陋简易的。那时候人民少，禽兽多，人类的生活就好比野兽一样，吃生的东西、没房子住；到后来有人发明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的办法，才算是极其原始地解决了人类的住、吃问题。不过，社会是一天天在进步的，到了中古的时期，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已不像上古那样困难，那时假如有人再要用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等老办法，就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了。根据这种有进化倾问的历史看法，他认为每一个历史

阶段都有它自已的新问题，而古代的帝王，正是由于他能解决他那个时代的新问题，然后被人民推选出来的。这样，韩非就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类似卢骚“民约论”的国家社会起源说。这比较起当时学者们所信奉的王权天授说来，确实是一个大进步。

韩非对于社会道德观念的形成，也有很卓绝的见解，他指出道德是由经济生活所决定的。他说：闹饥荒的时候，人们弄到一碗饭，连小弟弟都舍不得喂；收成好的年头，虽然很疏远的客人，也一定要请他吃。难道远客比自己的骨肉还亲吗？不是的。这是粮食的多少起决定作用。他由此进而否定了复古主义者对于尧舜禅让的歌颂。他说得好：尧的时代，做帝王很劳苦，住的是破茅屋，吃的是野菜羹，夏天披件麻布，冬天披身兽皮，他的生活根本还比不上现在看门的人，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把帝王的职位看得很轻，并不是因为那时候人们的道德特别高尚，实在是因为做帝王没有多大好处呵！

韩非的历史观点，是有它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之所以要嘲讽尧舜禅让，是因为他要推翻那些支配人心的、美化上古、轻视现实的历史理论；而他的历史分期的目的，也是要使统治阶级能够清醒过来，估计到在当前各诸侯国的激烈斗争中，必须拿得出实力，然后方可获得生存。他说：上古，大家是用道德来竞争；中古，大家是用智谋来竞争；现在，大家是用实力来竞争。所以，聪明的统治者应该准备实力。所谓准备实力，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强迫人民努力生产，增加地主阶级政权剥削的收入；一是强迫人民勇敢作战，扩大地主阶级政权剥削的面积。这就是韩非所提出的历史观的实质。

什么叫做法、术、势？

韩非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政治观点。他是主张法治的人，所以后来被人称为法家，而且是被认为集法家之大成的。在韩非以前，法家大致有三个派别：一派注重讲“法”，以战国中期的商鞅为代表。一派注重讲“术”，以和商鞅同时的申不害为代表。一派注重讲“势”，以和孟子同时的慎到为代表。韩非的政治学说就是棕合了这三派所讲的特点，而且把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在实质上，主要是用严厉的刑罚来奴投人民以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一种统治，因此是非常残酷的。但这个统治的另一方面是要反对世袭贵族，促进新的生产关系发展，所以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又起了推动作用。它与儒家所主张的礼治不同。礼治是由贵族们依据古老的传统和流行的风俗、习惯来进行统治，它没有成文的刑罚，只是由贵 族们临时规定，而且贵族们自己是不受刑罚约束的。法治则不然。照韩非的意见，第一、法应该写出来，公布给大家看，它本身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不可以随执行的人的主观意图而任意改变；第二、法对于贵族和平民一律看待，犯了法，虽大臣亦要受罚；立了功，虽小民亦应受赏。韩非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几乎能够提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个想法，这的确是他的法治理论中最可宝贵的精华。

我们知道，法家的政治主张是企图用通过国君下命令的办法来实现的。他们主张重新编制劳动力，巩固地主剥削方式，保护私有财产。他们的政策对国君有利，但却触犯了世袭贵族和一些所谓“重臣”的根本利益；这样，实行他们的政策就意味着贵族、重臣与国君严重地对立。为了加强国君的威权，打击贵族、重臣的势力，光依靠“法”显然已不够，因为“法”的对象毕竟主要是在镇压人民，所以，韩非认为还要结合着“法”来用“术”。

所谓“术”，事实上就是国君操纵臣下的一种阴谋。韩非所论述的“术”中有两个要点：一是教国君喜怒不形于色，使臣下无从迎合，只好战战兢兢，努力发挥自已的效能；一是奖励告密，让群臣彼此监督，互不信任，使大家都不敢为非作歹。他还想好一套“除阴奸”的方法来处置地位特别高的大臣。他认为对于这些政治地位特别高的人必须加强警惕，一发现他们的阴谋就应该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对付，甚至用暗杀或毒药来谋害都可以。就是平时，对他们也应该特别注意：一方面固然应该尽量照顾他们，多给他们金钱、名誉；可是，另一方面，也应该暗中扣留他们的家属做抵押，同时对他们自己，也要时常以不测的恩威来使他们恐惧。

作为一个国君的策士，韩非还要考虑到一个才能很平凡的国君如何能够进行统治的问题。他发展了慎到一派所讲的关于“势”的理论。慎到所说的“势”，指的就是统治权力。慎到指出这种权力是随着统治地位而来，谁承继了统治地位，谁就可以获得它。这就是所谓“自然之势”。韩非认为慎到仅仅提出了“自然之势”，明确它的重要性，这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怎样来建立“人设之势”，也就是怎样利用统治地位来运用统治权力。能够运用统治权力，一个即使才能很平凡的国君也会使人害怕，因此，他只要牢牢地守住了“法”，便可以进行统治了。韩非的“法”、“术”、“势”的理论本身是个整体，他利用“术”与“势”的目的是要实行“法”，这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他这一套政治学说，为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伦理观点和政治主张

正因为韩非生活在一个社会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他站在王族的立场，对于社会和国家形成了一种极其冷酷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自利心的，这种“好利恶害”的心情，就是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

也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父母对于子女，事实上是“以计算之心相待”的。至于夫妻的关系，自然比这个还更疏浅。他们还谈不上“骨肉之恩”，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是：“爱则亲，不爱则疏。”可是，男人到五十岁还依然好色，女子到三十岁就开始衰老了。这个矛盾使夫妻间的爱情很难长期地维持下去。特别是后妃与国君之间，后妃常常害怕因为自己的衰老而失去国君的欢心以致所生的孩子继承不了王位，所以，每每发生谋杀国君的事情。

毫无疑问，韩非这一些对于人伦的看法，是受了他老师荀卿性恶说的影响的。不过，韩非与他老师的态度根本不同，他并不认为他所假定的人类的这种自利心是“恶”，应该说，他倒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惟其人人都有自利心，所以统治者才可以用赏罚来控制，这也才有建立统治的可能。

从韩非的伦理观点看来，既然人人都是唯利是图，而且人与人之间又必然会如此尖锐地对立，所以，他认为国君必须非常谨慎地来处理他和别人的关系。国君不应该轻易地相信任何人，尤其不可以徒然依靠人臣的忠诚与爱戴，国君应该有策略使人臣不敢不忠心，这才是最聪明、稳妥的办法。君臣的利害是互相矛盾的。君臣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买卖的关系。国君出卖官爵，人臣出卖智力。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仁义道德，也不需要什么仁义道德。只要人臣能够尽力出主意来帮助国君进行统治，国君能够按照他们的劳绩来赏赐爵禄，那末双方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而天下也就此太平。因此，韩非说：“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韩非所设想的政治方案，基本上是要使全国人民都从事耕战以求得国家的富强。他坦率地指出国君与人民的关系只是：战时要他们拚死，平时要他们出力。要维持这样一种君民关系，一方面，固然需要实行严刑峻法，使人民恐惧；另一方面，也必须保障这些从事生产与作战的人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应该使他们耕“可以得富”，战“可以得贵”。他非常痛恨那些不耕不战，游手空谈，伺候在国君左右的社会名流，甚至连所谓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士都包括在内。所以，他认为一个统治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应该是没有法律以外的书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应该是没有什么私人决斗的风气，“以新首为勇”。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言论，都以法律为标准；他们之中的劳动力，都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之中的勇士，都参了军。能够做到这样，韩非说：才可以“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在韩非的政策中，对于劳动人民，是主张无情地镇压的。他说劳动人民愚蠢不识大体，政治措施假如要求适合劳动人民的心意，那就是制造祸乱的根苗。他拥护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国君实行无限度的独裁。所以，就在他的理想国度里，他还是没有设计一个自由平等的虚幻世界，在那样的国度里，统治者按照生产季节与生产条件来征收人民的财物，采取累进税率来平均人民的贫富，用优厚的爵禄来优待贤能，用严厉的刑罚来禁止好邪；而人民则凭借自己的劳力致富，凭借自己的事功致贵，犯了过失就受罚，有了劳绩就受赏，心中一点也不想念统治者慈惠的恩赐。韩非这一幅理想的画图，描绘出了当时地主阶级先进分子对于现实政治的希望。

辩证的思维

在哲学史上，韩非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且还是古代素朴辩证法的一位大师。他认为人类对于外物的正确认识，必须通过一种实践或证实的过程，用他的名词，就叫做“参验”。他说：要知道滋味的酸、甜、咸、淡，必须用口来尝；要知道声音的高、低、清、浊 ，必须用耳来听。这种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指出了人们对于事物的判断，必须以感觉材料为基础，也就是说，人们的理性认识必须依赖于感性认识。

哲学史上曾有一派叫“唯理论”，他们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才是靠得住的，感性认识是靠不住的。韩非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笑话来讽刺他们，他说：——郑国有个人想到市集上去买双鞋，他先在家里仔细地量好了脚的尺寸，然后匆匆忙忙跑上市去。可是当他在市上挑好一双鞋的时候，忽然发现他量好的尺寸没带来，于是又急忙地跑回家。等他第二次再赶到市集，市集已散，鞋子也买不到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不把鞋穿在脚上去试呢？”“那怎么行，”他一板正经地回答：“我是宁肯相信尺寸，可是不能相信自己的脚的！”

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出发，他还约略地意识到事物变化中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知道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他说：“树折了，是因为里面给虫蛀空；墙倒了，是因为里面已经有窟窿。但是，没有大风，蛀空了的树也未必就会折；没有大雨，有窟窿的墙也未必就会倒。”这些话表明了他不仅重视内因，同时也重视外因。

韩非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服务，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本上起了进步的作用。同时，他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残酷性，可以说，他思想中的反人民性，是贵族思想家中最露骨的典型。在中国历史上，秦朝是标明了奉行韩非的政治学说的。秦朝父子这两代的实践，很生动地表明了历史对于韩非思想所作出的评价：他思想中光辉的部份，曾胜利地通过历史的考验，成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文化傅统中一份珍贵的遗产；但他思想中的反动部份，在历史上则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陈缘督插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