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奥夫特洛夫斯基对坏人坏事坚决斗争的精神学习

梁明

党正领导着人民展开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和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号召我们向一切坏人坏事坚决斗争。在这时候，我记起青年们特别熟悉的无产阶级战士，我们光辉的榜样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索契和坏人坏事斗争的故事（收在奥氏演讲·论文·书信集中）。一九二八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他写给日吉列娃等人的几封信，曾生动地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也记下了他当时的思想情绪。二十五年前遗留下的笔墨，至今读来仍然充满勃勃的生气。任何人读了，都不能不受到他对坏人坏事强烈憎恨的情绪的感染，都不能不受到他坚毅的无产阶级斗争精神的鼓励。重温这一段故事，重读这些来信，我们将会得到更积极参加当前斗争的推动力量。

重读这几封书信，首先令人感动的：是当奥斯特洛夫斯基进行这次斗争时，他已经不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了，那时他已经双目失明，瘫痪不起，个人生活的命运正待医疗结果决定。但是他的政治嗅觉却十分敏锐，一到索契，他立即发现当地公共事业局不仅对来休养的病人漠不关心，并且当地的工人们竟然还住在岩石凿成的地下室里，而那些“从前的人”，却占着豪华的住宅。群众是有意见的，但“本地机关不但不予援助，反而尽力地打消工人们掀翻这个腐败巢穴的热心”。他虽然没有看见，也不认识这些官僚，可是他凭自己的共产党员的感觉就认识了：他们就是敌人。他不是把这些事看做什么偶然的现象。他尖锐地发现事情的后面，是因为住宅管理处被神父的儿子，从前的房产家，阶级异己分子把持着，而领导机关的“有些同志被专门拍马和献媚的人所包围了”。他一眼看穿事情的本质，是党内有些地方一经发现了右倾，对待异己分子缺乏无度阶级的不妥协的仇视态度。因此把好房子交还给工人，让他们的家属从地下室搬上来，揭穿和清洗那些官僚主义者：就不是什么小事，而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是“更牢实地举起列宁的旗帜”，“不能让任何的赘瘤或赘瘤们来破坏列宁的遗训”的问题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便一刻也不能忍受，他在给日吉列娃的信中描写自己当时的情绪：“我急得神经错乱了，好似有精神病了，——我真恨我自己不能出去奔走，亲自去捏住官僚主义者的喉咙来摇晃他们。”在另一封信里，他告诉友人自己的右眼已经全瞎，左眼只剩了百分之五的视力，“然而在这样走头无路的时候，我还不顾一切地要参加斗争”。他明知以一个病人，一个在休养没有参加当地党的工作的人，和官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是艰难的，首先就要受到个人生活上的打击，但他片刻也不能容忍这些现象存在。他大声疾呼：“我们工人、共产党员们，应当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应当清洗那些官僚主义习气很深而且成了累赘的人。党号召我们奋斗，我们就必须清洗出那些无用的渣滓。”

他开始调查材料，组织工人和在那里居住的同志，首先提出改选住宅管理处。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个行动，使得“所有的异己分子都疯了，尽力地设法反对”。他们曾两次搅散了他组织的会议，但第三次还是被他开成了。终于把住宅管理处改选，夺回归工人掌握。官僚主义分子和异己分子并没有罢休。预料中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卑劣地诬告他，对他实行“冷淡的封锁”，不让他烧炉子，使他生活十分困难；甚至向他的窗子扔石头，企图“瞄准脑袋打”他。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没有退缩，他表示“我要不停地进攻，不达到目的不止”。他并不担忧自己的生活困难，甚至生命遭到暗算，他说：“这样的毒计，……也不算什么。”斗争到底，就是他那时坚定的态度。他一面紧紧地把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一面写信到边区，到莫斯科，到检查署和国家政治管理局去，争取支持和解决。终于引起领导注意，组织了委员会来调查处理，他的“路线和所抱的态度被认为是正确的，是合乎党性的”。并且开始把“混蛋们”从机关里清洗出去。斗争的结果是完全胜利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它说明了奥斯特洛夫斯基是随时随地都在关心群众利益的。他在这方面有敏锐的感觉，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麻木不仁，根本看不到自己周围发生的群众利益遭受损害的事；又说明了他有明确的阶级立场，才能强烈感觉住宅的分配存在问题，而不是像有些人把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看做习惯了的、本来如此的情

况；更说明了他有高度的原则粗神，善于分辨是非，划清界限，对离开党的原则、离开工人阶级立场的人：能够立时看清他们的本质，把它和整个党组织区别开来而坚决保卫党的旗帜。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奥斯特洛夫斯基不能容忍任何坏人坏事，见到了就义愤填膺，要起而战斗。而绝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又告诉我们，他“开始斗争，便不顾任何困难，坚持到底，而绝不顾前顾后，畏惧坏分子的打击报复，把个人安危看得高过了国家和人民整体的利益。

这种对坏人坏事敏锐的嗅觉和绝不妥协的态度，在奥斯特洛夫斯基身上，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对坏人坏事斗争中所表现高度的原则性和大无畏的勇气，正是他崇高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的一个方面。我们都熟悉奥斯特洛夫斯基坚定清晰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他实践这种人生观的一生行事；他以得“列身于列宁——斯大林的党的行列”，以能将“整个生命和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作的斗争”，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为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更在失去健康，一般看来已成废人时，还要为人民工作，仍然“站到进攻中的无产阶级的行列里去”。他随时自觉到作为一个党员，对人民，对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他的全部著作中处处流露着对人民的热爱和对祖国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应当看到，这一切就是他向坏人坏事斗争的动力的来源。我们不难理解：当一个人具有这样高尚的道德品质，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为其实现斗争到底的决心的时候，他若碰到有害于人民利益，障碍革命事业前进的事情，就必然要采取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所曾表现的同样的态度。

有少数青年朋友认为官僚主义没有什么，人人难免都有一点。也有些青年朋友对坏人坏事也看到了，也有意见，但却顾虑多，怕提了意见不接受，怕反而惹出事来，怕受打击；或者提了而不能坚持斗争。这其中一部分虽然由于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于不是把人民利益看做必须“秋毫无犯”的高于一切的问题，对人民受害感不到切肤之痛，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不够明亮？义愤为什么不大？勇气为什么不够？提到原则高度来检查，应当指出：其基本原因是在我们对于人民，对于革命事业还不是无限忠诚的，有如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

党一向是重视青年的。为什么？列宁早就援引过恩格斯的话。这样说过：“我们党是掌握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党是革新者底党，而最热心地跟随着革新者走的总是青年。我们党是同陈旧腐败现象舍身奋斗的党，而首先去舍身奋门的始终会是青年。”列宁在这里指出青年是实现未来理想的人，是热心的革新者，是要和陈旧腐败现象斗争的人，并且不是一般的进行斗争，而是“首先去舍身奋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对任何陈旧腐败的现象毫不容情，把它看做障碍革命前进的毒瘤，要去之而后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坚决向坏人坏事斗争，和他念念不忘要保卫党的事业，坚决把苏联向共产主义社会推进的理想和信念是分不开的。在读他的几封信时，我们还要善于体会这一点。

读者们更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保尔·柯察金有两个故事也值得在这里提一提。第一个是保尔对“懒惰的工人和生产破坏者”团员费定的处理问题，和包庇他的团委委员进行斗争的故事。费定在工作中不负责任，不接受工长霍多洛夫的意见，把极其贵重的钻子弄断了。车间主任要求处分他，青年团小组却袒护他，事情便闹到全厂执行部去了。在会议上保尔首先指出青年团员的劳动态度不好，甚至有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靠得住有一天或两天完全不来厂工作”。他不同意因为费定积极参加各项业余社会活动，是“自己人”就不管他在生产中表现如何？不管他如何不爱惜国家财产。他主张严格处理费定的问题，而“第一记拳头应该打自己”！这里问题的核心是保尔那种不怕揭发自己疮疤，不容许包庇纵容现象仔在，首先要求自己作为群众表率来反对坏人坏事的精神。

第二个是在我们某些同志中间，往往对一个党员、团员或朋友，只注意他的工作如何或在集体活动中表现如何这一面，而不重视他的道德品质，思想意识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不懂得“集体应该知道自己每一个成员的真正面孔，在判断他时，不仅要依据服务中的行为，并且一定也要依据他在非办公时间里的为人处世。”（苏联“文学报”社论“集体与个人”，见本刊一九五二年第十六期）因此就发生了宽容有些人恶劣的道德品质及其在群众中不良影响的错误，实际纵容了某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假如有这种情形，请看看保尔对平日喝酒腐化，拉拢坏分子的拉瓦里享和无时不在追逐女人的法罗的态度吧！他不能容忍这两个人的恶劣品质，他指出一个革新者，一个党员，绝不能同时又是流氓和淫棍，他主张这样的坏分子必须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这里的问题不在是什么人，要什么样的处理，主要的是要学习保尔和这些坏分子势不两立的原则精神。

眼下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正在展开，青年朋友们不仅要成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而且要在这个斗争中培养起我们高度的原则精神，顽强的战斗意志，更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革命道德品质。这里所举的两三个例子，——说明奥斯特洛夫斯基像保卫自己眼珠一样保卫党和人民利益的精神，值得做我们光辉的榜样，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坚决地向一切坏人坏事斗争。让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形象和我们一同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