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鄙的“圣人”——试论曹操的“雄”与“奸”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东汉著名评论家许邵这样评价曹操的性格和伟功，而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也验证了许邵的评论。

生于官宦之家的曹操有着寻常世家子弟难以企及的家国情怀，身处富贵之中却能忧及天下元元黎民。在东汉末年那个皇威不再、奸宦当道、混乱割据的年代，他无疑代表了汉末一批心怀天下、胸含六韬的年轻士族。既对现实感到痛恨惋惜，又渴望在乱世建功立业，既悲于国威不再，又窃喜于乱世建功易。但曹操不同，他想了就要去做，并且不断坚持下去，在一众传统士族子弟的不屑中，这个宦臣之后一步步朝着心中的梦想走去，为此不择手段——“宁可负尽天下人，休将天下人负我！”

历经几十年的仕途与战争，曹操走向成熟，他忧的“国”已经不仅仅是大汉了，而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土地，是云云众生的天下！

曹操幼年时即有感于国家的腐朽与衰败，立志报效国家、兼济众生。初入仕途时，即敢以洛阳北部尉之职棒杀宠臣骞硕之叔，多次上书皇帝劝谏请求惩办奸臣，却被皇帝疏远，直到后来从军才开始崭露头角，真正走上宿命给他安排的道路。几十年的征战，他在杀戮，也在济世。官渡之战统一北方，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北征乌桓带来了边境的安宁；平定凉州进一步恢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一次次血与火的交锋带来了繁荣与安定，以一己之力平定整个天下，使大汉得以苟延残喘，但夕阳西下已成定局他无力回天。心中的无奈与忧愁，只得寄托在一首首情怀深远的诗中，《薤露行》、《蒿里行》批判了奸臣贼子以一己之私而弃天下万民于不顾、置家国天下于危难的罪恶行径。《苦寒行》写出了行军途中的艰苦，抒发了对将士的怜悯之情，《度关山》、《短歌行》更直接表明了其一直期盼一直为之奋斗的太平盛世。但是，无限的豪情与壮志只得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作为句号，他对天下众生的无限同情只能和他一起被埋葬。但他为此奋斗了、努力了，他所修建的七门三堰历经数百年依然福泽一方，他在济南任上为民请命被传为佳话。作为传统儒孝教育下的曹操，对于国家的关切、心忧众生的情怀，无疑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圣人。

误杀吕伯奢、怒斩三贤士、以兵挟天子，似乎成为了曹操身上抹不掉的污点。人们因他生性多疑、喜怒无常、心计极深而将其定位在一个卑鄙的奸雄形象上。然而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就该保持一颗谨慎却又不失大气的心。就是因为他对人性的把握才使他能以败阵之兵反攻吕布大营，将其打的措手不及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正是因为他有奸雄的气度，才能与杀子仇敌张绣同归于好，并使后者对其死心塌地；正是因为他奸詐卑鄙的智慧，才让他得以位极人臣，甚至成为无冕之王却又始终以大汉忠臣自居，继而选择让他的儿子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的卑鄙，让他的敌人防不胜防，屡屡被其奇妙独特的方式击败。奸诈，是他的安身之道，他将奸诈活成一种态度、一种枭雄的品质；阴险，使无数才子大儒对他赤胆忠心。这就是曹操，一个卑鄙的乱世枭雄。

心怀天下，仁义为民，阴险狡诈，奸以制敌，卑鄙与仁慈，一组极度对立的矛盾体，神奇的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而他却确实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一笔。

这就是被万世景仰又被万世唾骂的卑鄙“圣人”—曹操。

作者简介：周歆童，男，16岁，河南巩义人，巩义二中高一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