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郭象注《庄子·大宗师》两处“物之情”的辨析

乔金金

【摘要】郭象对《庄子·大宗师》两处“物之情”的解释前后矛盾，而原文本应涵义一致，都是指自然之道。本文就这个问题详加辨析。

【关键词】之情；不得与；自然之道

《庄子·大宗师》有两处提到“物之情”：

【1】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2】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

郭像对这两句注解分别是：

（注句【1】）夫真人在昼得昼，在夜得夜。以死生为昼夜，岂有所不得！人之有所不得而忧娱在怀，皆物情耳，非理也。

（注句【2】）此乃常存之大情。

据郭注句【1】，原文“物情”为忧娱之情。成玄英也发挥此义曰：“夫死生昼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系哉！而流俗之徒……（引者省）欣生恶死，哀乐存怀。斯乃凡物之滞情，岂是真人之通智也！”也是说“物情”为哀乐之“滞情”。果然是这样吗？

一、郭注自相矛盾

据郭注句【2】，“物之情”是“常存之大情”，成玄英疏亦曰：“此乃体凝寂之人物，达大道之真情。”但是，若依郭注，则第一个“物之情”在于“人之情”，第二个“物之情”则在于“理”；人之情是庄子所批判的，“理”是庄子正面阐述“道”的：前后似有矛盾。

首先，“物之情”与“物之大情”，至少不是相对的两码事。“情”若有分别，也至少应该包涵“大情”的意味。像郭注以“情”特指哀乐人情，以“大情”特指“道”，似说不通。

其次，若以“道”来解释第一个“物之情”，则文势更谐。林云铭注句【2】曰：“大情者，实理之大归也。”他以为大情指实理。陆树芝也说：“大情犹言至理，谓此乃万物之至理也。”也以为物情是天地万物的至理、实理，即自然之道。

可见，郭注对两处“物之情”的解释差异过大，不合原文意义。可见他这两处注解值得细细商榷。

二、依郭注则不合文意

依郭注句【1】，原文中“不得与”意为“有所不得”，即“不得”。他对“与”并没有解释，似为语气词“與”（平声）而忽略。是这样吗？

首先，“不得与”的“与”，可能为“干预”的意思。“与”，音预，干预的意思。林希逸注句【1】曰：“情，实也。人力所不得而预，此则天地万物之实理也。”宣颖曰：“死生定于命，犹夜旦运于天。有生必有死，有旦必有夜，岂人之所能着力哉！此皆物之实理。”都是说“不得与”指非人力所能移或预期。以“与”为“干预”似合原文意思。

其次，郭象注句【2】中“遁”为“变化”，失原文本义远矣。而林希逸曰：“遁，失也。”“不得所遁”则是无所失、无所逃逸。盖原文句【1】“不得与”与句【2】“不得所遁”正好相对举。原文两处的“物情”，一是说其特质为不为人力所干涉，一是说，人若因顺它（亦“自然之道”）而“藏天下于天下”，则无所失。盖“不得与”、“不得所遁”所描述的对象都是人力以外、自然化行之内的事，都和“物之情”有关。

总之，据郭注，则“不得与”的“与”字无从着落，注“遁”为“变”，又与本义相去太远。盖原文两处“物之情”应该都是就天地万物之道而言，如此更切原义，且原文文势更谐。

三、“物情”涵义关乎大道自然

句【1】、【2】这两句原文，都关系到命、天之类，还有还原自然本来面目的意味。

“人之有所不得与”，是说死生乃“命”，不由人力强加干涉。其实，死生也归之于自然之“命”的流行。《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与句【1】所述相类。盖死生之道实质上与命、天相近，都是自然之理。

死生是自然之事。《大宗师》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其中，“大块”指自然。人的形、生、老、死，这四者都是自然生发的状态。因此，死生应归之于自然本身的样子。这个意义上，此句也与句【1】相近。

至于“藏天下于天下”，其意亦在还原“天下”（自然）的本来面目，则天下无所失。这和庄子应对死生之道一贯，都是要因顺自然本然的变化流行。

综上所述，《庄子·大宗师》中的两处“物之情”，其涵义都是在说死生的自然之道。郭象以为两处“物情”涵义不一，不合乎原文本意，前后注解也相互矛盾。

【参看文献】

[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

[2]林云铭、陆树芝注疏转引自《庄子歧解》，见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3]林希逸：《庄子虞斋口义校注》，周启成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

[4]转引自《庄子歧解》，见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5]郭注曰：“无藏而任化者，变不能变也。”[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

[6]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