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与印度国旗

智效民

罗家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第二年与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成为与《新青年》并驾齐驱的一份刊物。1919年“五四”运动时，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其中最重要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他临时起草的。随后，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概念。

192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并在校名上加了“国立”二字。这其实是中国教育独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他才31岁。随后，他为提高教师待遇对学校进行整顿，最终形成“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条狗”的局面。后面那句话虽然难听，却反映了他对人才和教育的重视。

抗战胜利后，他出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当时印度尚未独立，所以他递交国书时是由印度总督蒙巴顿将军接受的。1947年7月中旬，英国正式承认印度独立，印度进入建国倒计时阶段。十几天以后，罗家伦在大使馆举行晚宴，邀请各界人士前来聚谈，其中包括尼赫鲁兄妹和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潘尼迦等人。

晚宴开始后，尼赫鲁和另外几个人未能按时抵达。罗家伦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在国会讨论国旗问题。尼赫鲁等人到达后，罗家伦得知印度新国旗是以橙、绿、白三横条为底色，中间配以纺车图案时，便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同意见。

他知道，橙、绿、白三种颜色分别是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象征，把它们横着排列，具有“各种宗教的大联合”的深刻含义。至于国旗中心的那辆纺车，则与甘地倡导的“土布运动”有关。甘地为什么要倡导“土布运动”呢？因为他觉得英国的强大与发达的纺织业有关，所以他号召印度妇女要用纺车织造土布，以实际行动来抵制英国殖民主义。

罗家伦深知甘地在印度的地位，所以他对这一思路不便妄加评论。但是客人们希望听听他的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据我的意见，一个像印度这样疆域广而人口多的国家的国旗，最好要使散布在各区的人口，看了政府颁布的图案和说明，就能按照仿制，不致错误。甘地的纺车虽然简单，但是棍棒等件仍然很多，各处仿制，很难合乎比例，将来势必不能一致。国旗不易标准化，是不方便的。这是我所持第一个理由。我知道甘地抵制英货的纺布运动，自有印度独立史上的意义，可是印度要建国，必须要现代化，断不能停滞在手纺脚勾的原始土车上面。这土车的时代任务过去了，何必把它延长为重建印度的象征。这是第二个理由。”

说到这里，他看到客人们频频点头，便临时想到第三个理由：“我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人，但是对于印度历史的知识仍然很浅。根据这有限的印度历史知识，我觉得在大英帝国征服印度各地以前，印度并没有完全统一过。在印度自己的政权统治之下，只有著名的阿育王时期，几乎有完全统一的可能。现在印度朋友们既面临分裂的痛苦，又抱有将来复合的希望，何不主张将你们历史上和艺术上著名的阿育王轮，放在这中间呢？阿育王轮中虽然也有许多轮齿，可是他们都是有一定比例的几何图案，不但容易绘成，而且民间处处都有这图案现成的印本。且它正位于你们国旗的中间，实属最美丽，又富有涵义，更容易普及到广大的民众而不致有错误。”

印度独立以后，在国旗图案的制定上果然接受了罗家伦的意见。所以多年后罗家伦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仍然自豪地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场合。以一个中国大使来建议驻在国国旗的形态，而且这个驻在国也是有悠久文化的国家，恐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英翔宇摘自《今晚报》2014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