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笔记的应用——以《玉镜新谭》为例

张强

【摘要】：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对历史研究至关重要，笔记就属于其中之一。其作为记录作者思考、想法、评论的著作，体裁不拘一格，内容包罗万象。本文试以《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下的《元明史料笔记——玉镜新谭》为例，在梳理本书内容即魏忠贤权倾天下过程的基础上，从体例、文笔、史观三方面对《玉镜新谭》进行分析，以说明其史料价值，并对魏忠贤及阉党作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玉镜新谭》;魏忠賢;史料

《玉镜新谭》，又名《逆珰事略》，作者明人朱长祚。全书共十卷，三十二类，专记晚明魏忠贤及阉党擅权专政、与东林党斗争史实。其大致刊刻于崇祯元年前后，之后再没刊刻，传本稀少。如今北京图书馆收藏一本，还有微缩胶卷一套，现在所看的，是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点校、一九九七年第二次出版的版本。

作者朱长祚，史传不载，自号京师浪仙。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从此书版本推测其疑为南方人，曾流浪京师，因关心珰事而成书，等到魏忠贤死后，再进行刊刻。正如作者自言：“我以草莽之人......第编此秩，以昭万恶，供世之笑骂云尔。”[1]（p1）“草莽之人”，说明作者只是普通知识分子，这就便于我们从普通知识分子的角度去了解一代权臣魏忠贤。再者，这本书不像别的笔记，内容包罗万象，本书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体例上，都不复杂，所引史料也较翔实，便于我们理解、梳理。下面我们先对魏忠贤的一生进行梳理，这也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在此基础上，再从体例、史观两方面对此书进行分析，最后对魏忠贤的一生及其对明朝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一代权臣魏忠贤

《玉镜新谭》共分十卷，从内容来看，我认为可以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卷至第四卷，此部分内容主要讲述了魏忠贤从市井无赖到进宫侍奉再到熹宗宠幸、权倾朝野的过程。魏忠贤，原名魏进忠，字完吾，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生于隆庆二年即1568年，天启七年崇祯帝上台后自缢而亡。“形质丰伟，言辞佞利”[1]（卷1，p2），本市井无赖，嗜赌成性，“忽患疽毒，身无完肤”[1]（卷1，p6），便“思为阉寺，遂以此净身。在赌博输光后，为谋生计，成为内相家傭，内相见其敏捷，便带其入宫。入宫后，照顾熹宗，勾结客氏，广收爪牙，形成閹党。天启三年，提督东厂。归附之人愈来愈多。熹宗罢弹劾魏忠贤的杨涟，魏忠贤更无法无天，在其荫庇下，其侄纷纷封侯、伯。一字不识之人，居然“一门三爵，小儿亦冠豹。”[1]（卷4，p45）对此朝臣纷纷上疏，熹宗谕旨反赞其“心力为悴......总皆外廷之所不尽知，口碑之所不易尽者也。有此纯臣，宜膺渥典。”[1]（卷4，p47）更使其无所畏惧。

第二部分，即第五卷到第六卷，此部分内容主要讲述了魏忠贤及阉党干扰内廷、操控外朝、搜刮民脂、欺弄圣上、严刑酷法之事。魏忠贤为扩大自己势力，于宫内训练精兵，派遣心腹内官，占据“钱粮聚处，边腹重地，漕运咽喉”[1]（卷5，p66）之地。又于宫内骑马弄舟，盗窃国家珍宝，打击排斥异党，到处草菅人命，搜刮百姓。全国上下一片混乱，百姓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部分，即第七卷到第八卷，此部分内容主要讲述了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及崇祯皇帝上台后对其治罪最终自缢而死之事。魏忠贤倾权天下之时，谄媚之人越来越多，不仅为其建祠，甚至派兵驻守。在这种荒诞行径下，朝臣纷纷上疏。天启七年，熹宗逝后，崇祯皇帝上台。一个月后，开始处理魏忠贤，拆毁全国上下为其所建祠，并令各部召开会议，定其罪。经过勘议，没收其家产，将其“释发凤阳”[1]（卷8，p122），行至阜丘时，魏忠贤自缢，结束一生。

第四部分，即第九卷到第十卷，此部分内容主要是两篇爰书，爰书即起诉书与审讯情况记录，记载了魏忠贤、客氏、崔成秀及魏、客弟侄亲族的下场。客氏凌迟处死于河间府，崔成秀斩首于蓟州，其亲族没收家产，充军，年幼者释放。

通过对《玉镜新谭》内容的分析，我们大致了解了魏忠贤的一生及其倾权天下、一手遮天的黑暗统治。下面我们对本书进行两方面的分析，以说明其史料价值。

（二）体例、史观两方面分析

首先是体例方面，作者有创新之处。本书因叙事单一，不像别的笔记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在体例上也有迹可循，下面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每类先叙事，后引疏中语”[1]（凡例，p1），再以“案”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先叙事，便于让读者直接明白地了解所写内容，再引奏书、圣谕，便于从中佐证，加“案”再对其进行分析，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叙事——疏——案的格式，即不繁琐，又层层递进，使其更加严谨。

其二：在引用奏章时，当所引为奸佞之人所奏时，则不直言其名，称某疏，如宁锦大捷后，魏忠贤将胜利归于自己名下，不少谄媚之人借机纷纷上疏，提出是魏忠贤在宫中调度有方，用心操劳才取得胜利，在书中，李长祚引用了许多奏章，如“直隶巡按御史某疏云”、“河南道御史某题援将狡某事”[1]（卷3，p31）等。而涉及到忠臣良将所上之事，则直书其名，如“督抚袁崇焕开谕云”[1]（卷3，p29）等。这样记录，虽然是为了隐恶扬善。但我认为，这样也有不便之处，虽然达到了作者自己扬善避恶的目的，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时也不清楚是谁所奏，只记某某所奏，也不便于同其他的书进行比对。

再次是作者史观分析。每个人的著作中，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带有作者自己的观点、想法。《玉镜新谭》也不例外。

其一：作者写书态度的认真和严谨。一般来讲，笔记是记作者所见所闻所想，体裁、内容都较随意，无固定范式。但在《玉镜新谭》中，除作者自述外，还附录了谕旨、奏书、诗文、家书、档案，从多方面进行论证，这就使这本笔记的史料价值更高一层。再者，作者自述，“虽曰逆珰事略，然忠臣义士，直言议论，无不毕具。”“录用章奏，字字俱从邸报、郵传，不敢窜易一字以欺人。”[1]（凡例，p1）严谨、认真的态度，文中处处可见，如在写魏忠贤亲附给其所称名号，皆引每个名号所出之奏章，有根有据。

其二：天人感应思想浓厚。自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说以来，代代相传，上至朝中大臣，下到黎民百姓，无不渗透。作者也不例外。如在卷五中有一篇记载了当时的地震、起火、洪灾等。当时官员王永光在上疏谈到宫中失火时说：“非上天垂戒之意与圣明修省之谆虑矣。”[1]（卷5，p79）第二疏中紧接着说“皇上当思天变之可忧。”作者紧接着说“以触天心震怒”[1]（卷5，p80），他们把灾异、失火当成上天的旨意，有借上天之名劝诫熹宗励精图治、反思罪过之意，但也能体会到其中所包含的天人感应思想。

因此，通过对《玉镜新谭》体例、史观两方面的分析，我认为，不论是在取材上，还是作者的史观，《玉镜新谭》都有可取之处，不过也有缺陷，如没有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来记叙，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对其时间进行考订。但总体来说，《玉镜新谭》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可读性较强的明朝史料笔记，尤其对晚明政治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对魏忠贤的进一步思考

在理清了魏忠贤权倾天下的过程和对《玉镜新谭》进行了分析之后，我们不禁陷入深思。一个宦官是怎样走到权力顶峰、以致如此猖狂的？崇祯帝上台后，又为何能迅速铲除魏忠贤及其阉党集团？魏忠贤又应对大明的灭亡负怎样的历史责任？

首先，魏忠贤能如此倾权天下，我认为至少应从熹宗、东林党、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政治及魏忠贤四方面进行分析。

就熹宗来说，作为皇帝，他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其祖父万历皇帝，就不喜其父泰昌帝，历经“争国本”事件，才登上帝位，而这种不喜欢也波及到了年幼的熹宗身上。因此，作为皇子，从小就被忽视，一来没有受到正规的皇室教育，更谈不上治国经验，二来人情的淡漠使其十分容易依赖亲近之人。这就导致他对政治的淡漠，对魏忠賢和客氏的严重依赖。对他来说，政治远不如木工活让其高兴，时常在宫中，带领太监“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2]（卷14，p75）因此，这样不负责任，无治国经验，给魏忠贤可乘之机是十分容易的。

就东林党来说，他们也要对此承担历史责任。作为以儒家伦理为原则，以辅佐皇帝治国安邦为根本使命的一批知识分子，其忠心毋庸置疑，他们也从没放弃与为魏忠贤的斗争。正如黄宗羲所言：“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尤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室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3]（卷58，p1375）这就不禁让人奇怪，为什么如此忠臣之势还是没能将其阻止。其一，他们的忠心出发点不同，表现不同。苗棣先生在其著作《庸人治国》中，提出忠臣、忠仆说。显然，东林党是忠臣，魏忠贤是忠仆，两者都是忠，却大不相同。东林党人将社稷之兴亡抗于肩上，从儒家道义出发，辅佐皇上。说他们忠君，不如说他们是忠于封建社会伦理，其次才是忠君。但对于魏忠贤来说，他首先是皇上的家仆，皇上先是他的主子，其次才是圣上。主子便是一切。他对熹宗的照顾，是以自己的情感为出发点的。不同的忠心，不同的结果。熹宗厌烦大臣们每天的喋喋不休，却喜欢魏忠贤的贴心照顾、聪明懂事。同时，东林党人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是非准则，将一切不合其标准之人都排除在外。于是，被他们排除在外的人则依附到了魏忠贤及阉党门下。这样一来，既不得皇上喜欢，又壮大了对手。

其二，也是重要的一点，东林党人是一群心怀信念、满腔热血、不畏牺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同阉党的斗争中，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有建设意义的提议。对此，谢国桢先生也说：“平心而论，魏党的跋扈，祸人误国，固不足道;但东林太存意气，在形如累卵的时局，他们还要闹家务，还存在门户之见，置国是于不问，这也太不像话了。”[4]（p6）东林党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位置、处境上，一心为国，却落得如此下场，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哀。

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来说，东林党人之所以会这样，与中国封建伦理政治离不开。四书五经下，世人区分为君子、小人。在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眼中，君子就是君子，小人就是小人，可在现实中，未必如此。“小人之依附者，宦官也。东林党人所依之王安，亦宦官也，彼小人者，亦何不可借宦官之名，加之以君子哉！”[5]（p721）标榜自己为君子，自己却做不到。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有这样的问题，也是封建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现实。

就这样，封建伦理政治之下，熹宗对政治的冷漠，对亲近之人的依赖，东林党的反向推动，魏忠贤对权力的欲望，心狠手辣，将其一步步送到权力顶峰。

崇祯帝上台后，面对如此庞大的魏忠贤及阉党集团，又为何能迅速铲除掉呢？这里原因很多，固然与崇祯帝分不开，但更重要的一点，则是阉党集团内部的不团结。阉党之内的人只是由于各自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并不是严格的党派。“这样一些人当然不会讲什么政治原则，他们的每一个政治行为都不过是一种钻营的手段，所以此一时、彼一时，方向会大相径庭。”[6]（p22）

那么，魏忠贤及其阉党又应当为大明的灭亡负什么责任呢？“夫国有权臣，朝无善政，自古而然。”[1]（卷一，p1）明朝的灭亡，魏忠贤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但若将所有责任都归于其，未免有些过了。陈寅恪先生说过，读史要有了解之同情。国家之兴，不是一人之功，国家之败，亦不是一人之责。明朝在万历时期，就已是各种矛盾爆发期。“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圖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7]（p245）因此，站在历史的长河中，试着用大历史观去看明朝，我们就会发现，历史自有其发展规律，不会因一人一事而改变其走向。

一代权臣就此落下帷幕，作为明朝一员，他是失败的，而作为一个家仆，他却赢得了主子的圣宠，甚至熹宗临死时都在称赞他是可用之人，崇祯帝在煤山自尽前夕还将其秘密安葬。

总之，通过对《玉镜新谭》内容的梳理，我们理清了魏忠贤及阉党荣辱与共、权倾天下的过程，通过对其体例、史观的分析，又让我们对《玉镜新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取材之严谨，文笔之生动，让我们对本书的史料价值有所肯定，并开始重视史料笔记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作用。而通过对魏忠贤的进一步思考，不禁让我们感叹，真实的历史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发现新材料，运用新材料，不断探索、发掘历史的真相，从而加以借鉴。

参考文献：

[1]朱长祚撰，仇正伟校.玉镜新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刘若愚，酌中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黄宗羲撰，沈芝盈校.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苗棣.庸人治国[M].广东：新世纪出版社，2013.

[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上海：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