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1
李发亮
【摘要】:儒商经营伦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源泉,其思想文化内涵丰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儒商主张“义”字当先,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二、儒商崇尚“中和”思想,注重和气生财,济世利民。三、儒商注重明礼诚信,以信致胜,誉满天下。四、儒商勤劳勇敢,俭以养德,重敬业之道。
【关键词】:儒商经营伦理;思想;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为其主流,古代商人深受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内在熏染和外在影响,自然而然,传统儒商就此应运而生。传统儒商深受儒家文化的自然浸透,思想文化内涵丰富,道德素養较高,并兼具优秀的经商才干,其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均体现出儒家特有的文化特性和价值属性。儒商经营伦理是传统商人组织经营活动的伦理道德体现,以儒家道德伦理准则来组织自己的商业行为,来约束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儒商有着崇高的道德伦理精神,在现实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把儒家伦理道德行为充实到自身,并合理的运用到实际的商业管理及经营活动中去,充分体现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商人自然商业行为潜在约束。传统儒商具有深厚的儒家德性文化素养和商业经营能力,他们在长期的实践经营活动中严守自己的儒性商业伦理道德要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积极进取,表现出儒家特有的思想文化内涵和价值理想诉求。
一、儒商主张“义”字当先,先义后利,以义制利。
儒商在长期的商业实践活动中知道利益追求是商人的本性表现,然而,他们却善于汲取儒家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以义制利,把“义”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实现了义利的价值相通,不取“不义之财”。 《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宪问》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子罕》曰:“子罕言利”。(《论语·卫灵公》曰:“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 由此可以看出,“以义生利”、“义利兼顾”是儒商经营伦理行为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体现,传统儒商注重重义轻利、以义取利的商业伦理之道。儒家认为,“义”是儒家君子内在的价值道德品性,也是君子道德行为的现实自然表现形式。在如此道德价值观的自觉影响和熏陶下,传统儒商在从事一切商业活动中,就会“义”字当头,始终把“义”放在第一位,把商业利益的基点放在济世为民上,考虑人民大众的普遍利益为出发点,以达到惠及众生的理想价值目标。
《论语·里仁》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 “以义制利”的伦理思想,《荀子·荣辱》曰:“先义而后利则荣,先利而后义则辱。”可以看出,儒家伦理思想中特别强调“义”是道德伦理的思想根基,“利”是道德沦丧的思想本源。这种“富而好德”的传统儒商伦理思想在古代影响很大,比如儒商代表商圣范蠡,从小出身贫寒,但他有聪明才智,后来他勤奋努力,一生万贯家财,他的经商理念是“富好行其德”,他仗义疏财、施善乡邻,处处表现出忠国爱民、博施济众的德性伦理思想。他在商业活动中提倡“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但他富裕以后,总是“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史记·货殖列传》)范蠡在后来十九年的商业生涯中,曾“三致千金”,又“三聚三散”,最終圆满成就了他宏大的“陶朱事业”,为后人所称赞。范蠡这种善于经营的超强才干和高尚的德性伦理,是儒家道德伦理和经济思想的融合与提升,也是传统儒商经营伦理的思想文化精髓之所在。
二、儒商崇尚“中和”思想,主张和气生财,济世利民。
“中和”思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道德精髓。儒家倡导“天人合一”的道德理念,注重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种和谐的伦理生态理念是儒商经营伦理的道德选择。在古代落后的社会原始农业生产条件下,勤奋的中华儿女不辞辛劳,进行艰苦的田间劳作,劳动的同时,他们善于总结经验,合理的处理各种的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能有效的利用自然发展的规律去达到生活生存的目的,并逐渐认识到人性伦理的重要。儒家尤其看重人性的仁义道德,把中和之道运用于现实的生产劳动,并形成一套严密的伦理准则,他们主张和气生财,宽以待人,不管是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都要严守各种伦理道德,处处与人为善,富而有德,重济世利民。
儒家强调的仁义道德是儒商经营伦理的思想根基,孔子特别强调“忠恕之道”,做人做事要懂得忠诚待人,相互理解信任。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卫灵公》) “中和”之道是儒家伦理思想核心的主要价值取向,重点是在人与他人、社会产生各种利益冲突的时候,要主动的采取礼让谦和的态度合理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自古以来,家和万事兴,人和关系睦,政和国家兴。儒商在实践操作中,积极强调和宣传这种乐群贵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尚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其实,在原始社会时期是为了建立和维持好封建宗法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谐的良好文明秩序,汉刘向曰:“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说苑·敬慎》)可见,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法则对于儒商进行商业成功有着极大的重要性。
荀子曰:“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荀子·国富》)可见,在古代残酷的竞争斗争中,儒商一定要保持好良好的君子品性和和谐气度,要明白“以和济争”的经营伦理策略,达到“和气生财”的最终目的。儒商子贡是古代最为典型的儒性文化商人,为人经商都要以仁字当先,以和为贵,倡导和气生财的经营伦理准则。子贡一生追随孔子左右,常常提醒自己,从商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贫而乐,富而好礼”, “富而有仁”,最终“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达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儒商经营伦理的至高境界。《吕氏春秋》中曾记载子贡花毕生心血无条件赎回大批鲁国奴隶,这样伟大的行为善举,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美谈和佳话。儒商这种运用儒家德性伦理文化来促进古代原始商业发展,以商业智慧来滋养儒家思想文化精髓,由此,这些就为后世“为富且仁”的儒商经营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开启了崭新的局面。
三、儒商注重明礼诚信,以信致胜,誉满天下。
明礼诚信是儒商经营伦理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要求,自古以来,在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商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各种伦理体制相对不健全,当然社会的信用制度也不太完善,但是重信义、守承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由此可见,“信义”是传统儒商进行商业活动的伦理准则和价值标准,“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行为中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和价值诉求。《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君子诚之为贵。”《礼记·祭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谓之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荀子·不苟》:“诚信生神,夸诞生惑”。在儒家德性伦理指引下,讲仁义,守诚信,成为了儒商进行商业管理和经营的道德法则。
儒商强调以“信”为人处事,这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儒商看重“义”,这是儒家文化安身立命的道德标准和伦理准则,儒商特别看重信义的重要性,是儒商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一般来讲,从个人自身的道德信念上来讲,儒商具备了 “谦谦君子”的儒者形象,他们一致认为,取不义之财是小人卑鄙的可耻行为,是奸商的欺诈行为。在封建时代,可以说,不管是做人做事,还是进行商业行为,都是至关重要的伦理标准和道德价值要求。而如今,“诚信”已俨然成为了人际交往、商业来往的根本保证和道德前提,讲信义、守承诺已成为现实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动力,支撑着我国经济发展向着更加纯洁的伦理道德环境而前进。商人们看重“信义”,他们以信誉招揽顾客,以信致胜,以义待人,信义為先,取利正道,也只有这样,他们最终誉满天下,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建设才会有一个更加稳定、纯洁的商业环境。众所周知,清代儒商胡雪岩,以信义经商,一生诚待天下朋友,秉承以义生利,从商爱国,处处悬壶济世,泽及相邻,其美好的商业伦理精神传遍天下,誉满神州,他追求至高的伦理境界,以信义为生命,在古代商业历史上留下传世佳话。
四、儒商勤劳勇敢,俭以养德,重敬业之道。
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留下的传统美德,鼓励几代中华儿女在经济生产和生活劳作中,积极进取,努力奋进,勤勉创新,这也成为了儒商经营伦理思想的文化来源,儒商以此自强不息,勤俭节约,为社会和人类创造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一种崇高的敬业之道。传统儒家文化很重视人的进取意识和创业精神,其思想精髓里总是蕴涵着一种强烈的创业意识和进取精神。《易傳·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亚圣孟子注重以“浩然正气”来“修生养性”,培养人性的坚韧品性和伦理精神,塑造人格的德性力量和文化涵养,它充斥着一种永不言败、持之以恒的信念和毅力。这些高尚的道德伦理运用到实际的经营活动中,必然会给儒商带来一种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启迪,会铸就儒商自强创新的坚毅品质和崇高的敬业精神,会成就儒商的事业成功和圆满。
洛阳白圭被誉为“天下治生之祖”,是传统儒商的代表,他认为,从商者必须要具备“智、勇、仁、强”的伦理思想和经营才干,《史记·货殖列传》曰:“吾(指白圭)治生产,犹尹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强调的“治生之术”,就是要灵活把握商机,善于创新,勇于决断,以自己卓越的经营智慧和渊博的道德涵养,开拓进取,不懈努力,最终成就古代名副其实的的儒性商人。在传统儒商看来,只有拥有坚毅的道德品性,创新的经营才干,敬业的从商之道,才能建构自己伟大的商业帝国。然而,现实世界是残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竞争和生存斗争都非常残酷,作为当代新儒商要拥有坚毅的道德品性,创新的经营才干,敬业的从商之道,勇于拼搏,自强奋进,再加上自身勤奋刻苦、不畏艰险、忠于职守,不断开拓创新,才能真正成就自身的商业奇迹。
总而言之,儒商仁民爱物,主张“义”字当先,先义后利,以义制利,造就了儒商经营伦理的“信义”品性。儒商崇尚“中和”的文化思想,注重和气生财,济世利民,为“以德治企”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思想基础。儒商注重明礼诚信,以信致胜,誉满天下,为现代新儒商提供了“仁爱守信”的经营与管理理念。儒商勤劳勇敢,俭以养德,重敬业之道,这样的经营伦理文化为铸就市场之德提供了丰富的价值基础。可见,儒商经营伦理有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其现代价值对协调和稳定现实社会中各种经济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引作用,能有效指导和规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对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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