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晋商兴起原因略析

李扬

【摘要】：明清晋商是以地域、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松散地方商人群体。关于明清晋商兴起的缘由，社会上和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本文根据相关研究，主要从区位条件、手工业商品的发展、开中制的施行、人地关系等方面对其兴起的原因进行简要探讨。

【关键词】：晋商;兴起;原因

关于明清晋商兴起的缘由，有如明末李自成遗金说、山西农业发展说、商业资本集中于大商人而形成垄断局面说、以至于还有山西人“性至悭吝”说等说法，这些说法都存在与事实不符或片面的地方，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明清山西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低下，粮食尚不能自足，何以能靠农业生产积累去经商呢？显然山西农业发展说与史实不符，又如中国东南、濒海地区商业资本也很集中，为什么并未兴起商帮？那么，明清晋商是如何兴起的呢？据相关研究，明清晋商兴起于明初，其兴起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流的过渡地带，这是晋商兴起的有利区位条件。

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南接河南，右连陕西，左屏河北，位于北方蒙古草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古代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蒙古地区，而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由于山西位于这两个不同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路当孔道”，所以南北区域的物资交流历来在山西十分活跃。

自古以来，山西商人在北方进行的边境贸易、南北农牧两大区域的物资交流和“草原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中，都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明朝与蒙古的关系虽然时好时坏，但南北的物资交流，可以说从未间断过。例如，早在明代永乐时，就在辽东设马市，宣德四年（1429）又建宣府、万全右卫、张家口堡马市，宣德九年（1434）再建山西水泉堡马市，与蒙古和女真族进行互市。马市有官市、民市之分，官市是明政府与各族的交易，民市是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易。山西商人在马市中充当着的重要商人角色。

二、明代山西盐铁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明代山西的手工业商品生产，特别是盐、铁、煤炭业等有了一定发展。

池盐业。山西解州池盐（又称河东盐、运城盐）历史悠久，而且是自然结晶成盐，为世界一大奇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对解州池盐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最古的文明，实兴起于河东盐池附近，……盐池就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明初山西解州池盐生产是官办，销晋豫陕三省。在池盐生产技术上，明代比前代也有所进步，发展了制解盐法，促进了池盐生产效率的增长。

冶铁业。明代山西的冶铁生产，无论其规模、产量、技术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成为当时中国冶铁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明代山西的铁矿产地有32州县，占当时全国246个铁矿产地的12.6%，居全国第一位。后来由于官营铁冶所管理不善，生产下降，明政府被迫罢官营，允许民营，只收税课，从此，民营铁冶在山西日益发展起来。在炼钢技术上，宋代山西已炼出灌钢，明代又创造了“地下土圆炉炼钢法”，炼出来的钢铁富有延展性，可以拉成钢丝，为制针、制钉业提供了良好的钢材。在冶铁燃料方面，不仅已普遍使用煤冶铁，而且还用焦炭炼铁，大大提高了炼铁效率。此外，铸造工艺种类繁多，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铁钟、铁牛、铁狮等艺术品，铸造技术也相当高超，特别是潞锅，价廉物美，深受蒙古牧民的欢迎，是明代北方边镇马市的重要交换物资。

煤炭业。山西是我国煤炭资源最丰富和我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煤炭的一个地区。入明以后，由于明政府对煤炭的开采管制较其他金属矿松弛，一般只抽税，甚至有免税的时候。明人煤炭科学技术也有了提高，對煤种和煤质地理分布规律也有了一定认识。随着煤炭生产的发展，煤炭的商品流通也发展很快，省内地区间的煤炭贩卖自不待言，甚至出现了由山西贩运煤到北京发卖的商人。

除了池盐业、冶铁业、煤炭业的长足发展外，明代山西的铅、锌、酒、潞绸等手工商品生产均有了一定发展，从而为明代山西商人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物资条件。

三、明政府为北边各边镇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明代蒙古各部无统一政权，不能有统一的行动计划，但由于是单一的游牧经济，“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衣缯之具”，都要仰仗中原，而明政权对蒙古各部又采取严密的防范政策，限制蒙古各部与中原交往，故蒙古各部出于掠夺财物的需要，经常南下扰边，使明朝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明朝从宣宗以后，国力已经“今非昔比”，对蒙古各部的侵扰已无力出征，只好改为防御。于是采取了以下三条防御政策与措施：一是重新修筑长城，加强北边军事防御设施。二是疏通南北运河，使南粮北调，以供京需和边饷。三是沿长城线，设立军镇，驻扎军队，作为防止蒙古军南下的军事防线。《明史·兵制》载：“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边，是为九边。”九个边镇数量众多的军队和马匹需要大量的军饷才能维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为了满足边需，明政府设計出一个办法，即出榜招商，应招商人把政府需要的粮食实物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便可以换取盐引（贩盐专利执照），然后凭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并在指定行盐地区销售获取巨大利润，这套制度就称作“开中”，开中制的实质是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封建国家换取盐的专卖权，具体内容包括纳粟、纳马、纳铁、纳帛、纳草等多种项目。山西地临北方边镇，这一制度一实行，山西商人便以开中制为契机，利用地理优势，捷足先登，兼粮、盐商于一身而兴起于商界，此可谓历史给予的契机。

屯粮、民运粮、开中制（纳粮换盐引）是明初解决边镇军饷的主要手段，但是屯粮自洪熙年（1425）以来，由于当地豪强和高级军人私占屯田并私自役使军丁而遭到破坏，民运粮由于税粮和运输负担过重而大受影响。最后，只有开中制成为明政府解决边镇军饷的主要手段，因此开中制的实施与商人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

四、明代晋省南部地狭人稠，是山西人外出经商谋生的一个客观原因。

清人康基田曾经分析过山西人外出经商的原因，他说：“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至于太原以北，他又分析道：“太原以北岗陵丘阜，硗薄难耕，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扑，仰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兼拙于运营，终岁不出里门，甘食蔬粝，亦势使之然。”这就是说，早在明代，山西南部之民由于地狭人稠，人们为谋生计多外出经商，而山西北部土瘠民贫，却“拙于运营”，外出经商者相对要少。明初山西南部地狭人稠，从洪武到永乐年的18次从晋省移民“就宽乡”也说明了这一点。

五、山西人勤俭、礼让、诚信的优良民风是晋商兴起的人文因素。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貌复杂，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40%，丘陵占40.3%，平原仅占19.7%，地表85%为黄土和黄土状物覆盖，抗蚀力弱。气候属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00毫米，是“十年九旱”之地，加之风雹霜冻频仍，是一个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省份，自然环境对于民风习俗有重要影响。如宋人谢悰说：山西汾州“地高气爽，土厚水清，其民淳且厚”。

总之，明初晋商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山西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开中制契机的结果，同时也是晋省占地理之优势、因经济交流之需要、靠自身文化因素等共同促使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