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视学员浅析

周超

【摘要】：视学制度是在近代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作为国家对学校教育的监督机构而设立的，视学员则是对所派监督视察人员的一种称呼。一直以来，学界对视学的研究大都是从政治、教育制度等宏观层面进行的，又或是以其来源、发展历程为线索进行的。本文主要从清末四川视学人员的构成、特点、视察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意义等方面做一浅显研究，错误疏漏指出，请大家指正。

【关键词】：清末教育;四川;视学员

一、视学制度背景简介

近代视学制度，根据各个国家自身特点的不同，其形式和内容也各异，有的强调“说服”和“协调”等非强制性态度，有的则注重国家的控制。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确立天皇制近代国家体制的过程中，注重利用中央集权来强化统一，其中央视学制度则直接反映了国家权力对教育的控制，因而成为晚清政府建立视学制度的理想模式。

1905年，《直隶教育杂志》以《日本视学制度介绍》为题，详细介绍了日本视学制度的沿革，中央、地方的视学规程[1]。1906年5月公布的《奏定学部官制》及《奏定各省学务官制办事权限并劝学所章程》，首次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视学体制。自此，视学体制逐步发展完善。

二、四川省视学员的构成和特点

视学员作为各级教育机关的“耳目”，起着“上情下达”的作用，因其地位特殊，责任重大，一般来说，需要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较好的思想道德品行。“学部各堂宪近议各省所设之视学员关系至为重要，应即通饬各省嗣后各处视学员定以一年为期，任满即由该提学使出具考语送本部考试合格后分别给札前往视学，以昭慎重[2]。”但清末兴学不久，较高层次的人员尚来不及造就，所以当时的视学员基本上是由两类人员构成，一类是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已获得一定的科举功名和官位;一类是既有传统功名，又曾到国内外新式学堂学习过的人，是一种同时接受过传统知识和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1910年，四川省给本省三名省视学请奖，三人之中，举人一名，廪生二名，其中两名廪生都曾到日本的师范学校学习过。又如，以1910年四川25名县视学为例：拥有科举功名的有23人，占92%，其中举人5人，拔贡2人，附贡1人，贡生1人，廪生3人，廪贡3人，附生7人，增生1人，这23人中之后赴日本留学师范的有8人，入国内新式学堂的有4人，其余2名不详[3]。

这样的人员构成，必然有其特点。

第一，官僚习气严重。清末各级视学规程中都规定，视学员有一定的品级，到各地巡视时，可携带随从、文书，地方官还要派兵保护。“视学员遇有必须亲到其地者荒僻崎岖在所不避且判别是非加以纠正，地方官任怨尤所难辞，须加意保护下乡旅行，责成所经地方团保无得疏忽[4]。”于是有的视学员便“妄自尊大，红伞四轿，下乡查学必用数人摆队······出入必令跟丁大呼下来了伺候齐[5]。”清末规定以地方教育行政官的办学成绩作为升迁的主要途径，因而视学员可谓是掌握了地方官的晋升命脉，所以很多地方官百般討好，千般谄媚，敬茶、敬酒、大摆宴席，临走时还送金银，送特产;有的视学员则主动向地方官索要，有时碍于名声，则唆使随从索要，索要理由五花八门，令人啼笑皆非;县视学充任劝学所总董，集视察和办学于一身，权力很大，有些县视学便监守自盗，侵吞学款，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视学员的这一系列行为，常常激起了地方的反感，各地屡有控告视学之事发生，造成的村民毁学事件也多达数起[6]。

第二，视学员的视察标准多以日本为参考。这一现象是与视学员自身经历和当时举国竞相模仿日本的风气息息相关的。当时的视学员很多都是从日本师范学校毕业的，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日本的模式，加之当时全国都在学习模仿日本，着重于制度、校舍、设备、课本等有形的建设，所以很多视学员在视察时都以这些有形的物质的方面为考察对象，不顾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一律以日本为标准，难免有失妥当。

三、视察形式及内容

清末各省的视学机构、人员设置是不一样的，视察形式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四川省在其视学简章中规定：“视学之职，分坐查行查，坐查为专差，限以地，行查由特委，届时指派，无定限。视学大纲分四门，外观：房舍，圖书用品。内容：规则、教员、学科、生徒、经费、执事。学堂与学堂之关系：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之关系，公立私立小学与官立小学之关系，各种实业专门学堂与官立小学之关系。学堂与地方之关系[7]。”由此可以看出，四川对视学是非常重视的，不仅分坐查和行查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视察，而且对视察的内容也有较全面的规定，除了对校舍、教材、教员、学生、经费等项进行视察外，还要处理好学堂之间，学堂与地方等各种关系，可谓用心良苦。

实际上，视学员除了监督视察之外，还肩负着劝办兴学之责，尤其是县视学。如巴县视学员曾君吉为了兴学就曾做了如此宣讲：“敬告我县城乡诸君，我们中国自废科举兴学堂，原是望我们四万万国民，无论为士的为农的为工的为商的，男的女的长的幼的富的贫的知的愚的，人人都要入学堂，都要习普通学问，有了普通再讲专门，然后······[8]”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视学员个人素质对视学的结果影响很大。视学人员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中间联系环节，责任重大。视学员对教育行政长官来说，是其耳目，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讲，又像是钦差、警察，他的一纸报告便可决定人员的升降和学校的存废。所以，如果视学员科学素质好，道德涵养高，能勤于职守，实心办事，那么对新式教育的发展无疑起到非常积极地促进作用。但也有一些视学员滥竽充数、敷衍塞责，不进行实地考察，亦或是考察时走马观花，自己凭空想象，杜撰视学报告;更有甚者，不懂教育却横加干涉，贪污学款，挟私报复，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阻碍了新式教育的发展。

第二，视学员之间缺乏交流与联系。清末各省并无固定视学机构的设置，视学员常年视察在外，流动性强，彼此间缺乏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视学员的学识、经历等参差不齐，难免意见分歧，又因缺乏交流而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长此以往，使得很难从全局上对教育进行指导，对新式教育的发展极为不利。

五、意义

尽管视学员由于种种原因存在各种问题，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无疑推动了近代四川教育的发展。一，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反映了教育情况，使得相关部门能够及时作出指示、修正。二，推动地方兴学。作为新式教育的重要一环，视学员本身就担负着劝学兴学的重责，再者，清末的县视学本身就兼着劝学所总董一职，负有劝民设学的法定义务，很多视学员在劝学兴学方面都做出了不错的成绩。如双流县视学程燧自1906年接任后，三年间添办公立、官立学堂40余所。崇庆州视学余泽澂，自从1907年上任以来，三年间兴办私塾改良社14所，增立学堂50多所。华阳县视学黄光灿“任事以来任劳任怨，随时赴乡查学，殷殷指导，学堂岁有增加[9]。”根据《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和《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中的资料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光绪34年四川省新式小学堂的设置数目在250000所以上，高居全国第一。这也说明了四川视学员在清末四川新式学堂的建立、新式教育的发展方面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直隶教育杂志》，1905年，第三期。

[2]《四川教育官报》，1909年第3期，第2页。

[3]《四川教育官报》，1910年第4期，第12—14页。

[4]《四川教育官报》，1907年第9期，公牍第4页。

[5]《四川教育官报》，1909年第8期，公牍第6页。

[6]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過程》，东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2月，第170页。

[7]《教育杂志（天津）》，1905年第5期，第 64页。

[8]《广益丛报》，1908年第190期，第9—11页。

[9]《四川教育官报》，1910年第4期，公牍第1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