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体流变研究

卢坤

【摘要】：诗体的变化反映着诗歌内容和风格的变化，研究杜甫诗歌体裁的变化对研究杜甫的生平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从杜甫的生平经历入手，将杜甫的诗歌创作分为四个时期，主要研究了杜甫古体、近体、五律、七律的发展流变规律，并且结合杜甫主要的人生经历，以及思想变化、社会文化、诗歌发展的趋势等诸多因素分析了其诗体流变的原因及影响。

【关键词】：杜甫;诗体;流变

刘开扬在《杜甫诗集导读》中，对杜甫四个时期诗歌创作概况作了一个总结，他认为：“这四个阶段，读书游历时期是其杜甫创作的准备期，主要是学习前人的优秀的诗学传统;困守长安时期是杜甫创作的成熟期，在这里他着重进行了古体诗歌创作，借以表达安史之乱发生后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巨变，创作了大量直接记录时代变化和个人命运的作品，奠定了杜诗“诗史”性创作的基本面貌;成都和夔州生活时期，杜诗的创作数量最多，题材、风格日趋多样丰富”[1]，总体上比较具体、全面地反映了杜甫诗歌创作的基本导向和趋势。研究杜甫各个时期杜甫的诗体及诗体的特点，对于研究杜甫的生平经历，个人才华，乃至社会背景，历史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杜甫四个时期诗歌创作概况

1.1读书游历时期

三十五岁以前是杜甫读书和游历的时期。从二十岁起，他开始了十年左右的漫游。南至吴越，北至齐赵，期间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二十四岁时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但未考中。这一时期，他结交了李白、高适等著名诗人，过了一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壮游》）[2]的生活。

结合杜甫的生平经历，我们知道，这一时期，杜甫主要的人生经历是读书和漫游，在诗歌创作中主要是学习和模仿前人之作，还较缺乏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诗体意识。

1.2困守长安时期

困守长安时期，杜甫诗歌创作总数增加比较迅速，相较于前期，五律虽然仍旧占第一，但比率上，已经从58.3%下降到了33.9%，而古体诗增加明显。总体来讲，杜甫这一個时期主要是以五律诗创作为主，但已经十分重视古体诗，尤其是七古的创作，除五律外，七古是杜甫这一时期最主要创作的诗体。

1.3陷贼为官时期

陷贼为官时期，也就是公元756年到公元759年，短短的三年，杜甫却创作了255首诗歌作品，比前两个时期的总数还多。这一时期，五律创作总数依旧是各个体裁中总数最多的，但是这一时期杜甫还是比较重视古体诗歌的创作，只不过，由前一时期主要青睐于七古，开始倾向于对五古的创作。

1.4漂泊西南时期

入蜀之后，特别是夔州时期，是杜诗创作的高峰期，共创作了一千多首诗歌。无论是古体类诗歌创作还是近体类诗歌创作都达到了杜诗史上的顶峰期。

综合比较杜甫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他诗体流变的基本规律，例如：五律虽然是杜甫一直坚持的诗体，但是每个时期创作有所变化;入蜀前，除了五律外，古体类诗歌由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是由七古走向五古;七律的创作有一个不断创作、完善的过程;读书游历时期杜甫主要创作五律，之后对古体的创作有一个高峰期;入蜀后，古体创作开始减少，又开始热衷于近体诗歌的创作等等。下面分析杜甫诗体流变的规律：

2.杜甫诗体流变规律初探

2.1由七古到五古的古体创作

杜甫总共创作了古体诗（五古、七古）404首，占其总数1458首的27.7%。总体上杜甫古体诗歌题材丰富，内容详实，但每个时期的创作又有不同，其发展趋势有一个从七古到五古的过程。

杜甫经历过安史之乱，特殊的社会背景和人生阅历，促成了杜甫的古体创作的高潮。而在长安的十年，杜甫见证了国家的由盛转衰的全过程，也经历了陷贼为官的三年，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很快由青少年时期的漫游、幻想回到现实的动乱残酷。

2.2从以单一为主导到多元大发展的近体

杜甫前期诗歌创作的体裁比较单一，主要致力于对五律、五古及七古的创作，其它近体类如：绝句、七律、排律等。公元759年秋杜甫开始经秦州、同谷入蜀，这是杜甫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其诗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它为杜甫最终成为“诸体兼备”、“集大成”的伟大诗人，提供了时间和历史机遇。

2.3由模仿探寻到自主发展成熟的五律

读书游历时期，杜甫的五律主要是学习模仿，我们可以将杜甫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中的一首与杜审言的《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其中一首进行对照[3]：

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宵。

谷口旧相识，濠梁同见招。平生为幽兴，未借马蹄遥。（其一）

携琴当轩倚，悬泉度牖飞。鹿麛冲妓席，鹤子曳童衣。

果园尝难遍，池莲摘未稀。眷帘唯待月，应在醉中归。（其一）

在炼字、炼句上，杜甫与杜审言相比，这一时期显然不够成熟，例如颔联“谷口旧相识，濠梁同见招”，存在拗对现象;而杜审言的五律则运用得比较成熟凝练。

前期杜甫的五律创作主要其中在游宴赠答，例如：《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对雨抒怀走邀许主簿》、《登兖州城楼》等。在思想情感上，杜甫也开始由主要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而转向关心国家命运、百姓疾苦的广大的视角，这时候杜甫的思想开始由游历时期的浪漫主义而转向现实主义。

2.4由生拗、模仿走向圆熟、典范的七律

杜甫的七律，包括七言律诗、七言排律等总共159首，其中七律151首，接近初盛唐七律的总数372首的一半。杜甫初期受盛唐时风的影响，在七律方面的创作主要是模仿和拟作，内容比较生拗、晦涩;后期经过不断地学习创新、认真打磨，使七律的创作技巧向圆熟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了后世学习、借鉴的典范。

“初期的七言律诗由乐府诗演变而来，并无严格的韵律、平仄、对仗要求，很多诗人只是从形式出发，失对、失粘、重字的现象普遍存在，如王维之七律，近半数失粘、失对;李白的七律仍然有古体的遗风[4]。”

入蜀前，杜甫就已经开始了对七律的创作，但主要处于一种学习、模仿阶段，形式并不新颖。如《题张氏隐居》、《赠田九判官梁丘》等，无论是在诗题上，还是形式上，杜甫都只是模仿了前人的创作。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还不够成熟，存在拗体现象，如《城西陂泛舟》：“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就存在两处失粘[5]。

陷贼为官时期，杜甫创作了18首七律，数量开始增多，但前期多为应制之作，如《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等;后期多抒发了怀才不遇之感，如《望岳》中所云“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6]，总体成就不大。

漂泊西南时期是杜甫七律发展最为迅速，艺术成就也最高的时期，共创作了七律127首，比前面三个时期七律创作的总数还多。入蜀后至夔州前期是杜甫七律大力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无论在风格上还是技巧上，都逐渐走向多样、圆熟。

“这个时期的七律比以前写得更加丰富多彩，运用自如，尤其是对蜀中的景物风情，在七律中多有体现”[7]。无论是《卜居》、《蜀相》、《江村》还是《堂成》、《秋尽》、《野望》等，诗句中暖色调的词语又重新出现，总体上这时候诗人的心情比较轻松、愉悦，诗体风格为潇散自然。

在成都的日子里，杜甫热衷于写景七律的创作，但他又不仅仅只是为了描写一景、一物，渐渐地，他已经专注于炼字、炼句了，如《江村》：“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8]，在这里诗人择取了自然界的两种最寻常的鸟类，运用叠字和空间转换的手法，灵活地描绘了江边村民所见的寻常之物。三重空间的转化，在诗人的笔下已经十分自然和凝练了。

3.杜甫诗体流变的原因

3.1诗歌发展趋势

总的来说，唐朝的诗歌，发展到杜甫的时代，古体诗特别是五古，依旧是诗歌创作的主导，这与当时的复古潮流是分不开的。“至开元十五年……这些文人的集聚和交流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动力，而诗歌的律化和七言诗的发展是开元二十三年左右唐诗的主要特色。”[9]至中后唐时期，唐诗已经渐渐地由古体诗向近体诗转换了，在诗歌体裁上，总体上也达到了“诸体皆繁”的盛况，而杜甫正是扮演了这一转变和改革的承上启下的角色。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不断进行诗歌形式的创作与创新。

3.2个人因素

“在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上，杜甫是力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的，他的谦虚谨慎的性格，使得他不可能只满足于一种诗歌形式的创作。”[10]因此在创作好五律的前提下，杜甫又尝试了五古、七古，在五古、七古的创作中，又发展了新乐府，完善了歌行体，拓展了律诗的体制，发展了排律，创造了以议论入诗的截句，最终将七律诗的创作推向成熟和定型。

3.3社會因素

杜甫经历了唐朝的四个朝代，他目睹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对生活深刻的感悟，对国家、人民深切的关心和同情，使得杜甫的“诗的神经”极其敏锐，他紧随时代的气息，不断创作、创新诗歌形式和内容，真正让诗歌成为了一面时代的镜子，留给我们后人不断地遐想、感悟、体验和学习，为我们遗留了丰富的文化宝藏。

结语

总之，杜甫的五律、七古、七律、五古在唐代的成就都是一流的，七言歌行是杜甫新乐府创作的源泉;五言古诗更趋向于五言排律的嘤嘤有韵;而五律是杜甫穷尽一生不断创新与追求的诗体;七律，在他的手中走向成熟，在内容和形式与格调上更臻成熟完美，在内容和风骨上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他写作的七律诗，无论是与前人还是之后唐朝的后人，数量都是占绝对优势的，他是对七律作出杰出贡献的诗人。事实上，杜甫是不负于其“诗圣”、“集大成”的诗人地位的，研究杜甫的诗体，了解杜甫诗体发展演变的轨迹，可以进一步肯定杜甫前期和后期诗歌创作的巨大的成就，对整个唐朝诗歌的研究将会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注释：

[1]刘开扬，刘新生.杜甫诗集导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2][5][6][8]蒲启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9]朱兴艳.杜甫绝句的内容及艺术风格探讨[J].兰州：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7，（2）：24.

[4][7]葛景春.论杜甫律诗的成就[J].杜甫研究学刊，2006，（1）：3.

[10]白朝晖.初盛唐诗体研究[J].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9，33.

参考文献：

[1]蒲启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王新龙.杜甫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申东城.李白、杜甫诗体与唐诗嬗变[J].安徽大学学报，2012，（1）.

[6]耿宝强.杜甫诗体流变探微[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2，（1）.

[7]闻一多.唐诗杂谈[M].上海：开明书局，1948.

[8]孟向荣.英华乍起的诗体—初盛唐七律论略[J].齐鲁学刊.2001，（4）.

[9]雷恩海，李天保.会当凌绝顶：杜甫早期诗歌创作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2004，（5）.

[10]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